他們和中國人民並肩抗日

在70多年前那場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斗爭中，許多國際友人支持、幫助中國人民，本文從四個方面記述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跡，以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旅滬外籍人士支援抗日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八·一三”戰事發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浪潮，不但發表聲明談話，而且捐錢捐物，積極救助中國難民。

如旅滬韓國僑民各團體組織救護隊支援中國抗日部隊，其中上海韓人獨立運動青年同盟組織的救護隊，還奔赴前線救護與日寇血戰的十九路軍受傷官兵。韓國僑民團也積極募款，購買了救護用品數十箱送往前線。旅滬韓僑愛國婦女會也積極從事反日援華工作，在街頭演出革命劇，鼓舞民眾的抗日情緒，並在馬路上張貼反日標語。波蘭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抗日前線採訪，向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斗爭。奧地利記者魏璐絲寫了多篇譴責日本侵略的報道。加拿大友人莫裡斯·科亨（漢名“馬坤”）曾任孫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為中國軍隊的將軍，以“雙槍科亨”著稱。他奔走於世界各地，為中國軍隊爭取外援和採購武器裝備。

直接投身抗戰不惜捐軀

不少外國友人還直接投身於抗日戰爭，甚至獻出生命。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后，旅滬朝鮮愛國志士決心與中國軍民一起打擊日本侵略者。4月29日，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親自指揮下，韓人愛國團成員尹奉吉將炸彈裝進水壺，混進戒備森嚴的虹口公園。當日本侵滬軍總司令白川大將等軍政要員登上檢閱台時，尹奉吉將水壺炸彈扔向檢閱台，白川大將等30余位日本高級官員當場身亡。此事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日斗志。尹奉吉被捕后壯烈就義。1941年11月30日，前文提到的希伯在山東沂南縣的一次戰斗中犧牲，倒下時手中還緊握鋼槍。

秘密戰線上的“國寶”

在這些投身抗戰事業的國際友人中，還有一批戰斗在反法西斯秘密戰線上的情報人士，被周恩來稱為“國寶”。著名的前蘇聯英雄裡夏德·佐爾格於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領導秘密情報工作，他的情報小組裡有中、俄、日、德、英、美等各國人士，如史沫特萊、張文秋、陳翰笙、劉思慕等。周恩來曾親自會見佐爾格，並調派一批中共黨員參加佐爾格的情報工作。佐爾格情報組為蘇聯和中共獲取了大量日本高層及軍方的機密情報，包括日本進攻中國的計劃和部署、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等，為打擊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貢獻。佐爾格情報組的一個重要成員是前蘇聯偵察員路得·維爾納，代號“索妮婭”。作為情報組的聯絡員，她在家中與中外隱蔽戰線上的人物進行了無數次的聯絡和交談，佐爾格的備用電台就在她家，許多中國左翼人士在此躲過了追捕。由於她在情報戰線屢建奇功，后來兩次獲得紅旗勛章。情報組另一個重要成員是日本共產黨員尾崎秀實，曾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特派員，是中國問題專家，進而成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在抗戰最艱苦的年代，他向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日軍統帥部的許多戰略決策、日本天皇御前會議內容、日軍作戰部署、日本和汪精衛勾結情況以至軍用作戰地圖等情報。尾崎通過在上海的中西功將情報發往延安。中西功是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也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佐爾格小組和潘漢年情報系統工作，最大的貢獻是准確預報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時間。

1940年，日本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兩國繼續保持非戰關系，一些居住在中國並持有蘇聯護照的俄僑便利用其合法地位為蘇聯和其他盟國做情報工作。如前白俄將軍莫洛契科夫斯基，就一直為中國某機關工作，提供許多重要情報。1941年10月26日，日本憲兵隊偵查到他在上海法租界的秘密電台，突襲其寓所，莫洛契科夫斯基開槍自殺，年僅45歲。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后，日本南進還是北進成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關注的問題。尾崎秀實在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的情報后，通過佐爾格及時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決心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去莫斯科前線，在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正是為了獲取這一重要情報，佐爾格的真實身份敗露，與尾崎秀實等人一起被捕，於1944年11月英勇就義。

難民天堂：“饒家駒區”

在上海的抗戰歷史中，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學教授饒家駒這個名字將載入史冊，他為救助上海難民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1937年8月13日開始，日軍對上海持續進行狂轟濫炸，並由海陸各方向對上海大舉進攻，隨即導致成千上萬的難民涌入日軍尚不敢侵犯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對驟然出現的洶涌難民潮，救助難民成為當務之急。上海國際救濟會由饒家駒等發起，於1937年8月13日成立后，即在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震旦大學校園內建立了三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6000余人。之后，第四、第五、第六難民收容所也相繼設立。

然而，租界內畢竟地域狹小，容不下太多難民，大批難民在租界外處境困難。到1937年秋，眼看中國軍隊即將撤離上海，饒家駒預見到難民問題將更趨嚴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設立保護難民安全區的設想，並為此四處奔走。由於各方在安全區性質和主權等問題上爭執不下，饒家駒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個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定區域“饒家駒區”（也稱“饒家駒安全區”），終獲各方認可。於是，由上海國際救濟會、上海市政府和日軍當局於11月5日達成協議，成立由饒家駒為主席的機構負責此事，從11月9日中午12時開始實行。這樣，世界現代史上第一個戰爭時期的平民安全區——“饒家駒區”在上海誕生了。至11月中旬，南市已安置難民十幾萬人。據估計，南市安全區即“饒家駒區”共收容約30萬難民。

“饒家駒安全區”開創了一種模式，即在戰爭期間不僅要保護交戰雙方的傷員，而且要保護戰區平民。德國人約翰·拉貝領導的南京國際安全區，正是根據“饒家駒安全區”模式設立，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此后，在抗戰期間的武漢、杭州、廣州、福州等地，“饒家駒安全區”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復制。

1948年，第17屆國際紅十字大會通過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草案》。1949年，63國代表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日內瓦公約及附件，第四公約就是《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其中第15條附件的評注寫道：“1937年中日戰爭期間，一個中立區也在上海建立起來……它被稱為饒家駒區，是為了紀念成立這個區的人。”今日，在烏克蘭、伊拉克、敘利亞、也門等地，所有平民保護行動的國際法依據均源於此。（作者系上海市世界史學會會長、上海國際友人研究會副會長、上海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