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慘案遺址之一 ——遇難同胞墓地，這4座墳墓安葬著無法確認姓名的近千名遇難同胞。潘月閣攝
5月中旬的潘家峪，葡萄花開得正盛。
沿著曲曲折折的山路，驅車而行。放眼望去，滿目蒼翠——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個位於唐山市豐潤區的小山村，家家戶戶都栽種起了葡萄。漫山遍坡的藤架上，葡萄藤伸展著碧綠的枝椏，生機勃勃地攀緣著……
“葡萄這東西好活啊！”帶記者進村的村干部說，葡萄秧是個堅強的物件，冬天把干枯的藤埋進土裡，來年開春照樣發芽，“就算是一把火燒了，隻要根還在，就能活過來！”
燕山懷抱中的潘家峪，本是一個山清水秀的普通村落。抗日戰爭期間，這裡是冀東抗日根據地，冀東抗日武裝主要機關、兵工廠先后設立於此﹔潘家峪也因“不辦良民証、不出一分錢、不交一粒糧、不給一擔草”而成為著名的抗日堡壘村。1941年1月25日，日軍血洗潘家峪，1230名村民慘遭屠戮，“潘家峪慘案”震驚中外。
走進村口，首先映入記者視野的是村中心廣場一側牆上刻寫的四個血色大字——毋忘國恥。標語牆對面，就是潘家峪慘案紀念館。
紀念館館長潘月閣是本村人，曾經擔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而如今他更願意擔當的角色則是那段血色歷史的尋訪者和記錄者。
“持續5個多小時的燒殺啊，1700余口人的村庄，最后隻剩下400來人。”潘月閣告訴記者，在那場大屠殺中，自己家族中有8位親人遇難，父親潘瑞征就是當年的幸存者之一。
據了解，經歷過“潘家峪慘案”的村民如今還剩38人，而行動自如、具有清晰表達能力的已不到10人。
“記錄和傳承歷史的責任已落到我們這些幸存者后代的身上。”多年來，潘月閣和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一起，在反復走訪數十位親歷者、幸存者的基礎上，越來越清晰地還原了當天的情形——
1941年1月25日清晨，日寇調集冀東十幾個縣的3000多名日軍和2000多名偽軍包圍了村庄。他們先是挨家挨戶把村民們趕到位於村中心的西大坑裡，見場地開闊，敵人又改變主意，把村民趕到距此50米遠的潘家大院裡，慘烈的屠殺瞬間開始。
在慘案遺址——潘家大院，同為大慘案幸存者后代的潘家峪慘案紀念館講解員潘貴清語氣低沉、神情凝重。慘案發生當天，日軍就是在這裡布置了茅草、煤油，中午時分將村民趕進去，鎖死各個出口，然后點燃了整個院子。
如今，這裡是一片400余平方米的廢墟。曾經分為東、中、西3個區域的院落，已很難分辨，隻剩下8平方米左右的碎石地和一兩面殘壁。
“大伙兒原想著平平安安過個年，可誰想到啊誰想到……”潘貴清說，由於慘案發生的那天是農歷臘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天，所以時至今日，潘家峪村的很多村民還保持著過年吃冷飯、睡涼炕的特殊祭奠方式。
而潘家峪人最好的祭奠方式是反抗！潘貴清自豪地告訴記者，自己的父親潘樹宗就是當年“潘家峪復仇團”成員之一。
“大慘案后，父親逃到了鄰縣姑奶家，並且在姑奶的張羅下和我媽成了親。”在潘貴清的記憶中，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唯有說起復仇團的事才會顯得意氣風發，“外鄉的安定生活沒能讓父親忘卻仇恨，所以新婚不到一個月，父親就毅然告別妻子，返鄉參加了復仇青年小隊，也就是后來的潘家峪抗日復仇團。”
據史料記載，當年農歷三月，潘家峪復仇青年小隊成立，隊伍很快由最初的7人壯大到120余人，並於5月組建為“潘家峪抗日復仇團”。在1942年7月的干河草戰斗中，復仇團與潘家峪慘案的制造者——日軍頭目佐佐木二郎狹路相逢，一舉將其擊斃。
74年過去，往事並不如煙。如今，留在潘家大院院牆上的彈痕還清晰可辨，而潘月閣、潘貴清們也始終以尋訪者、記錄者和講述者的方式堅守著那段崢嶸歲月。
“今年前5個月就講解了近60場。”自2003年擔任潘家峪慘案紀念館講解員起，潘貴清站在這片彈痕斑駁的焦土上，用親自搜集到的幸存者的証詞，向數十萬參觀者講述著這段熱血浸染的歷史。
他告訴記者，就在不久前，日中友好協會愛知縣聯合會訪問團到潘家峪參觀，面對血淋淋的史實，以副會長鳥居達生為首的日本友人，向死難者的墓碑獻上花籃並深深鞠躬。（湯潤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