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萌老人回憶“星火”讀書會。

當年花喜露贈予孫萌的《婦人與社會》。

當88歲的孫萌老人翻開當年恩師所贈之書,一下子又回到了70多年前她還叫做“賡芝”時參加“星火”讀書會的那個少女模樣。
當年,一群青年組成的抗日文學團體“星火”讀書會,活躍於沈陽、營口、蓋平、本溪等地,遭到日偽當局的殘酷鎮壓,這也是侵略者在東北制造的針對文學界抗日人士的最后一起大慘案。
一群青少年自發開展抗日文學活動
6月9日上午,遼寧省沈陽市北四經街16號,一幢四層小樓的老建筑裡,88歲的孫萌老人坐在臥室的床邊,一伸手就拿到了枕邊的《婦人與社會》,這是她的老師花喜露當年所贈。
老人說眼睛已經看不清東西了,但書的扉頁上寫於幾十年前的一段文字,她卻依然能一字不差地讀出來:
“這是1945年我離家時帶出來的唯一一項 ‘財物’。以后在戰爭環境裡,跟著黨東撤西行,許多東西都輕裝了,而這本與我別有淵源、視同生命的書,卻一直保存在身邊。如今它已成為我過去的唯一物件和回憶的線索和見証了。更重要的是,這書是花喜露的贈予,我對這位啟蒙老師,有著永遠不能忘卻的懷念。賡芝”。賡芝,就是孫萌當年的名字。
十幾歲的女孩侯賡芝,就是經由這本書、這位老師,與一個叫做“星火”的文學團體和一個叫做“桃園工作”的大慘案聯系在了一起。
70多年前,一群青少年因愛書、愛文學而走到一起。他們自發組織起來,傳閱進步書籍,編印秘密報刊,汲取“五四”新文學的營養,啟迪愛國主義思想,抵制奴化教育。他們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嚴密統治,團結了上百名中小學生和社會青年,傳閱書籍,自覺開展反滿抗日文學活動。
1944年至1945年,日偽當局以“通過讀書研究文藝,發表作品,巧妙地向一般知識青年宣傳抗日思想”為罪名,分別在長春、吉林、沈陽、本溪、海城、熊岳、瓦房店、蓋平(今蓋州)等地對“星火”同人實施逮捕,案件代號為“桃園工作”。 1956年,在沈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時,前偽滿洲國警佐、日本人前淵秀憲供認稱,他在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對“桃園工作”中逮捕的300余名中國愛國者進行過監禁拷問。
“星火四友”做帶頭人
一群十幾歲的青少年,何以能組織起一個如此龐大的反滿抗日組織?像孫萌一樣,他們走上這條道路,都與“星火”的幾個帶頭人有關。
1936年,蓋平縣四位年輕人花喜露、於家麟、李光海、王克范共同成立“魯迅文學研究社”,創辦了《行行》、《星火》等刊物,宣傳反滿抗日思想。 “星火”抗日文學團體由此得名。四位創始人被稱為“星火四友”,其中以花喜露和於家麟所發揮的作用最為重要。花喜露,筆名田賁、靈莎等,1912年出生,1934年從位於海城的奉天省立第三師范畢業后回到原籍蓋平縣任教。於家麟,筆名駝子、條條等,1917年出生,“九一八”事變后,因不能忍受日偽的奴化教育,憤而退學,在家自學和從事文學活動。
“星火四友”中,花喜露和王克范是中共秘密黨員,於家麟和李光海是國民黨地下黨員,他們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主義影響身邊的青少年,但同時,他們之間也有著比較深厚的友誼,因為大家反滿抗日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
1941年后,花喜露赴沈陽開展工作,把“星火”的影響力帶到了那裡,而在於家麟的領導下,當地的讀書會繼續發展。蓋平縣第一國高學生領袖李昌毓、第二國高學生領袖臧永昌和女子國高學生侯賡芝等帶動起了新一批“星火”同人,自發創辦了一批反滿抗日的油印刊物,比如一高的《大地》、二高的《辰星》等,幾個學校的學生紛紛向這些刊物投稿。讀進步書籍的學生越來越多了,於是,於家麟等人在1943年創辦了秋燈書店,作為傳閱進步書刊、聯系更多同人的陣地。
至少十人被害身亡
“桃園工作”是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制造的最后一起對文學團體實施的大慘案,被捕者無不受到嚴刑拷打,有的被打成終身殘疾,有至少10人在獄中或者出獄不久重傷致死。這些為了民族解放犧牲了生命的人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王克范,筆名矜人、竹人,被捕后飽受酷刑折磨,死於偽滿奉天北陵留置場。 1985年,被國家民政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萬慶文,筆名葛雷,蓋平歸州小學、熊岳康寧堡小學教員,被捕后被扔進大石橋日本憲兵隊的狼狗圈,被狼狗活活咬死。
張吉寬,筆名殷拳,吉林師道大學學生,被判刑20年,1945年8月19日出獄后不久去世。
王盛倫,蓋平縣第一國高學生,1944年5月被捕后,在偽奉天第一監獄受酷刑致死。
門恩義,蓋平縣第一國高學生,1944年5月被捕后,在偽奉天第一監獄受酷刑致死。
許慶春,營口義和利漢藥店學徒,於1944年被捕,受酷刑致死。
許默語,筆名噩疋、魔女,曾在《詩季》發表詩作《春》等,於1944年被捕,受酷刑致死。
李勤圃,1893年生,商人,蓋平縣秋燈書店經理。 1944年5月被捕,因受酷刑出獄后不久去世。
楊伯甫,1925年生,奉天第三國民高等學校學生,花喜露影響下的讀書會成員,被捕后受酷刑致疾,出獄后不久去世。
從不后悔參加革命
而所有付出生命的“星火”同人中,花喜露的犧牲最值得大書特書。
朋友們眼中,“他作風朴素,不修邊幅,闊鼻大眼,炯炯有神,熱愛學生,平易近人,藐視權貴,剛直不阿。性豪放,重感情,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所以,他的身邊永遠聚集著一群追求真理的進步青年。
1944年4月28日,花喜露在沈陽被捕,此時,他的女兒出生僅僅14天。被捕前他曾經留下一句話:“如有不幸,到我為止。”這是一句承諾,意味著他在沈陽的所有黨的組織聯系都不會因他的被捕而暴露。
關押期間,花喜露是伴著吊大杠、過電、壓杠子等酷刑過來的。日本特務機關想從他身上挖出遼南地區黨組織的線索,但卻一無所得。沈陽的黨組織也安然無恙,地下情報網運轉如常。東北光復后,花喜露得以出獄,但已重病纏身,於1946年6月13日去世。1985年,國家民政部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在獄中,花喜露寫了很多詩,在一首《我是王》的詩中,他寫道:“……我是王,把生命發出萬道光,毀掉這惡牢的萬道牆,跳到大路的當央,要活,就要有主張,死也死在主張上! ”
從1946年離開家參加革命,孫萌老人一生顛沛流離,際遇坎坷。
採訪中記者問她:“選擇了這樣艱難的革命道路,有沒有后悔過? ”老人堅定地說:“不后悔! ”
撫摸著當年恩師所贈圖書,老人似在喃喃自語,也似在與當年的往事對話:“花老師,我一輩子都對得起你! ”(記者 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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