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淪陷區作家在隱忍與抗爭間掙扎

古丁手跡。在這首贈日本作家的詩中，他大膽地說出“君愛大和子，我愛黃帝裔”。

頗受爭議的偽滿洲國文壇“執牛耳者”作家古丁。

“今夕復何夕？我乃黃帝子，君乃大和裔。君愛大和子，我愛黃帝裔。 ”在今天看來，這首詩仍然帶有強烈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懷。

然而，詩的作者古丁，卻因曾是“滿洲文壇執牛耳者”而頗受爭議。回到當時特殊的歷史情境，東北淪陷區作家“面從腹背”的文學創作背后，有著無盡的苦悶與掙扎，也從沒有放棄過抗爭與呼喊。

在短短50年生命的最后15年裡，作家古丁埋首於評劇研究和戲曲改革，再不談文學，直到1964年去世。而在他去世20年后，其子徐徹促成了《古丁作品集》的出版。他們沒有流亡到關內，沒有因文學獲罪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同時，他們又不是漢奸文人，始終充滿著愛國的情懷。他們掙扎在隱忍與抗爭的灰色地帶，同時也成為文學和歷史研究的灰色地帶……

日本人拉攏他們但也偵查他們

有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者對東北淪陷區文學諱莫如深，即使有肯定，也隻限蕭紅、蕭軍等少數作家，甚至有的研究者將淪陷時期的東北作家籠統定性為“漢奸文學”。

東北淪陷區的文學發展一直處於日偽統治者的嚴密監視和粗暴干預之下，創作者往往隻能用十分隱晦的方式來表達主張，有時甚至要採取表面上與日本人合作的態度。而日本殖民統治者在殘酷鎮壓的同時，也需要制造一種文壇的繁榮局面，因此，一些有所建樹和影響力的作家成為被拉攏的對象。

這些作家的創作和人生軌跡因此處於一個復雜的灰色地帶：他們沒有極少數漢奸作家那樣的賣國之心，但又無法擺脫侵略者的糾纏。他們不希望淪陷區的文壇沉寂下去，可要想讓作品發表出來，就必須與統治者虛與委蛇。他們要想借助於侵略者控制的報章，所以就隻能選擇隱晦曲折的表達方式。

可以想象，他們背負著沉重的包袱，內心是非常苦悶與掙扎的。作家爵青曾因給日本關東軍當過翻譯而被視為漢奸文人，但學者蔣蕾在對爵青的作品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卻是：“讀他的作品，基本上找不到媚日話語，彌漫著一股虛無主義，表現出對現實、對戰爭的冷冷的態度。 ”據當時與爵青相熟的作家李民回憶，每次爵青擔任完翻譯之后，回家常喝得大醉。李民說：“當時的翻譯多得是，之所以讓作家去當翻譯，是為了給他抹黑，也是一種恐嚇。 ”

而事實上，在日本人眼中，他們仍是相當“敵性”的一群。當時偽首都警察廳曾對作家古丁設專案小組，認為他“面從腹背”，按月調查他的言行交往，逐件分析他的作品，始終把他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他們始終在進行精神抵抗

在這些作家中，最為著名的是被稱為 “滿洲文壇執牛耳者”的古丁，因為曾經被迫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對他的評價始終頗有爭議。對他的解讀，也因此最能代表東北淪陷區作家群的樣貌。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作家表現出強烈的抗日情緒，隨即遭到殘酷鎮壓。以1933年年底的《夜哨》事件為分界點，進步作家被迫流亡關內，其后，羅烽被捕入獄，金劍嘯等人被殺害，1935年、1936年的文壇陷入一片沉寂。

1937年，年僅23歲的古丁發表《大作家隨話》，面對死寂的文壇大聲疾呼 “要沖破大寂寞，馳騁大荒原”。同時對日偽當局的高壓統治提出了大膽指責：“連買《辭源》都是犯罪的”，哪能產生魯迅式的大作家，“滿洲倘還需要文藝，至少得給予作家預備軍以讀書和思索的自由”。

其后，古丁參與創辦《明明》雜志，提倡朝著“沒有方向的方向”的“寫與印”，這與以山丁為代表、提倡“描寫現實、暴露現實”的作家群發生了論爭。這場論爭雖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壇的分裂，但也因為這種寫作、出版的競爭，使當時的東北文壇出現了短期的繁榮。作為這次論爭參與者的作家王秋瑩，雖然當時是反對“寫與印”的，但多年后對古丁推崇有加，認為他對於推動東北文壇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丁曾在偽滿洲國政府做過低等“統計員”，為了疏離政治，他棄政從文，開辦“藝文書房”，專門從事文學出版事業。

蔣蕾遍讀那一時期東北作家的文學創作，得出了“高壓之下，精神抵抗”的結論：“絕大多數的精英作家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面對日偽統治者的高壓政治大多表現出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以直接或曲折的方式進行著精神抵抗。 ”

他們的文學創作同樣有價值

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以古丁為代表的這一群東北淪陷時期的作家才陸續進入學術視野，並且，研究者從當時特殊的歷史情境出發，對他們給出了與以往不同的評價。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春燕和東北師范大學博士劉持相似觀點——“古丁的雜文、小說和詩歌，都有一種沖破牢籠的憤怒，特別是雜文，繼承了魯迅的風格”，“古丁的文學不僅是偽滿洲國文壇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延長線上的一種存在，如果把現代文學史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他筆下的人物譜系和形象系列，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偽滿洲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中國華僑大學中文系教授黃萬華認為，古丁強調民族詩魂的傳承，力圖給窒息於日偽統治下的東北新文學注入一股強悍的生命力。針對當時“用日語去寫作的呼聲”，古丁表示“我是絕不想用日文寫的”，在殖民當局處心積慮奴化人心、同化語言的環境中，古丁強調固守民族文化的精神底線，其反抗意識是非常明顯的。

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岡田英樹保存了一份古丁當年在一次宴會上給日本著名作家淺見淵的贈詩——“今夕復何夕？我乃黃帝子，君乃大和裔。君愛大和子，我愛黃帝裔”。他因此對古丁非常敬重：“他極力申明自己是炎黃子孫，即使半醉，也不忘抒發濃重的民族情感，這不是刻意為之，而是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 ”

然而，古丁們仍然繞不過去一個事實——曾經出席過“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污點以及報章上的一些迎合殖民統治的言論。對此，以王向遠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在全國民眾抗擊侵略的大背景下，當廣大的文學家為了中華民族的生存和未來而積極投入抗日洪流的時候，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種可恥的附逆行為。 ”以司馬長風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關於與敵偽合作的作家以情節嚴重者為限，例如或任重要的偽職，或撰文歌頌敵偽。至於在敵偽的報刊上發表過作品，或挂名參加敵偽時期的作家組織……不忍一概以漢奸指論。 ”

也許，作為一種特殊時期的文化現象，對古丁們的爭論將一直持續下去。（記者 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