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加快了佔領東北的步伐。1932年3月，在日本殖民者的扶持下，溥儀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溥儀心甘情願當這個兒皇帝，可東北民眾可不願意當亡國奴。不少愛國人士通過各種文藝活動宣傳抗日思想，號召東北民眾反抗侵略，不接受“新國家”。然而，日本侵略者因為懼怕愛國人士的力量強大，影響政權的鞏固，因而對愛國人士的文藝活動進行瘋狂鎮壓。本文列舉三個事件，其實在當時，日偽瘋狂鎮壓愛國文藝活動的事件還有許許多多。
“六一三”
事件
1936年6月13日，日偽軍在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牡丹江等地實行大逮捕。僅第一批抓捕人數就達149人，其中哈爾濱52人、齊齊哈爾38人、海拉爾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繼續在各地抓捕，總人數達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人。被捕的愛國志士中，有黑龍江民報社長王復生，《大北新報》畫刊社編輯金劍嘯，偽龍江省教育廳長王憲章 （國民黨黑龍江省黨部常委），偽龍江省教育廳體育股長姜賡年，以及教師麻秉鈞、王柱華等人。
日偽當局對抓捕的愛國抗日人士進行殘酷刑訊，據時任齊齊哈爾憲兵分隊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採用灌涼水、上大挂、棒打等酷刑殘害被捕者，有的被當場迫害致死。在日本憲兵隊審訊王憲章時，他高聲怒斥敵人：“士可殺不可辱，頭可斷不可侮”，並揮拳與敵搏斗，當即被憲兵槍殺。
1936年8月，王復生、金劍嘯、麻秉鈞、王柱華、閻達生5人被判處死刑，26人被判徒刑。 10月，日偽對丁立足等52名在哈爾濱被捕者，判處死刑15名，無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緩刑。
“四一五”
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偽制造了“法政大學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據時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的張瑞麟回憶，市委宣傳部長馮策安與交通員艾風林根據市委決定，假扮夫妻建立臨時家庭，以掩護地下活動。其行動被偽哈爾濱警務廳特務科密偵郎樹勛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中，馮策安出賣了原法政大學畢業生、中共黨員於維范和劉芳聲。日偽軍隨即逮捕二人，並從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學同學名錄和結義金蘭譜，他們認為這是中共地下組織名單，於是按名單抓捕了趙魁（中共黨員）等12人。
日偽抓捕馮策安時，將同院的口琴社職員唐嘉偉捕去，唐供出口琴社活動及其成員。於是日偽在4月 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員 10余人，並將這一事件當成共產黨案件上報偽中央警務司。
日偽對“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盡酷刑。僅法政大學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訊致死。
“一二三〇”
事件
1936年6月，一批愛國青年在 “新京財務職員養成所”成立“讀書會”，啟發學生愛國意識。
1941年12月30日，日偽特務朱冠軍等人假稱由“中共中央代表”作報告，將“讀書會”主要成員從各地騙來開會，全部逮捕。以此為開端，日偽當局在東北進行了空前殘酷的鎮壓。
日偽當局對被逮捕者實行殘酷刑訊，灌涼水、上大挂、電刑、跪鐵索、夾手指等，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受刑者之一周化貞控訴說：“特務對我實行嚴刑拷問，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將我所有衣服完全脫掉，周身用火燒……給我過電，燒得遍體鱗傷，衣服與皮肉黏在一起……”
除酷刑摧殘外，日偽當局還採取 “非人囚籠”、“思想禁錮”、敲詐勒索等手段，對被捕者進行肉體上、精神上的折磨。馬成龍被關在“非人囚籠”中，被折磨得身心失調、雙目失明，慘死在獄中。孫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寧死不屈，憤然從三樓跳下，血濺街頭。崔立福被連續兩晝夜不停刑訊，多次昏死過去。從1942年到1945年光復，僅長春監獄就有10多人被日偽軍殘害致死。（記者/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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