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映導演王則——被虐殺的愛國者

目前保留下來的為數極少的王則遺照（左一為王則）。

王波收集的報道父親王則事跡的文章。

81歲的王波老人，用她退休后的20年時間，解開了困擾她一生的謎團——父親王則之死。王則，滿映作家、導演，1944年死於日偽監獄裡，時年28歲。沒有人告訴當時隻有10歲的王波，她的父親因何而死。他是品德不端的罪犯，還是反滿抗日的英雄？

6月11日上午，吉林省長春市明水路290號。王波老人在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

父親很早就去了長春，留在營口老家的母親和他們姐弟三人並不知道父親是好人、壞人，生前究竟做了什麼。父親之死，成為王波一生最大的包袱和謎團，很長一段時間，她甚至都沒有勇氣去追問真相。

直到晚年，她遇到了現在的丈夫、長春人楊秀森。在老伴的鼓勵下，她開始了漫長的尋找真相之旅。

從滿映導演的身份開始尋訪

王波腦海中對父親的認定隻有一個，他曾是滿映的導演，因為姑姑在世時告訴她，父親當年曾經回到營口大石橋拍攝電影。而她也朦朧地記得，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還看到過一部老電影《家》，導演的署名正是“王則”。

從1996年開始，王波和老伴楊秀森翻閱了大量偽滿時期的報章雜志，走訪了當時還健在的一些原滿映電影工作者。父親王則的生平漸漸清晰起來。

王則，原名王義孚，1916年生於遼寧營口。自幼酷愛文學，常有詩文在報刊發表。 1938年，王則考取滿映第二期演員培訓班，以演員身份加入滿映，隨即顯露出文學才華。 1939年，年僅23歲的王則在“新京”（今長春）《大同報》上發表長篇小說《晝與夜》，一舉成名，奠定了他在作家群中的地位。

從1938年5月至1939年10月，王則擔任《滿洲映畫》編輯，因為他的參與，這份雜志告別當時多數電影雜志所採取的庸俗化路線，成為當時東北淪陷區的重要文學載體。與此同時，他還參與創辦了《藝文志》雜志，進入東北淪陷區的核心作家圈。

1938年，王則曾被派往日本東京學習導演。 1940年甘粕正彥出任滿映理事長后，開始起用中國人獨立執導影片，當時的人們對他們寄望頗高，稱他們是“開拓荒原的電影斗士”。作為被起用的導演之一，王則在1941年一年裡完成了 《大地的兒女》、《家》、《滿庭芳》、《巾幗男兒》和《小放牛》等6部影片的編導。

1942年，王則辭去在滿映的編導職務，奔赴關內，在北京任國民雜志主編，參加華北作家協會，並在天津出席“華北作家會議”。此后又與安犀、山丁等人籌組“東北作家基地”，與大同劇團聯合組織“滿華輸送劇團”。

秘密逮捕背后的真相如此殘酷

父親是如何被捕的？王波夫婦對長春市公安局落滿灰塵的舊檔案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檔案記載，王則被逮捕的罪名為：“經常往返滿華之間，擺脫國策電影，參加華北作家協會，建立東北文藝基地，組織滿華輸送劇團，丑化滿洲電影。”在1943年日偽首都警察廳特高課1414號“特密文件”中，就有對王則進行全天候監控、在偽滿全境全程跟蹤的記錄。

這份由“首都警察副總監三田正夫”向“警務總局長山田俊介”所呈報的文件中，對王則的跟蹤竟然如此之細：“正如過去所作的報告那樣，王則在本年內，兩次由天津來新京。現又於12月23日由天津來新京。其來新京后的行動如下：王則來新京后……過著極其消沉的生活。10月24日下午4點20分，他應滿洲作家山丁、張我權邀請，赴鬆竹梅飯店宴會，同日下午9點15分宴會完了后返家……王則於30日下午9時，乘車暫回原籍營口。 11月13日返回天津。 ”

而王則之所以受到嚴密的監控，竟然是因為幾位滿映同事的出賣。在新中國成立后以“漢奸罪”被判刑的日偽警察關宗顯，在交代材料裡說：“1943年，徐聰和趙精石皆談稱滿映編劇兼導演王則曾編導過一部影片叫《新生》，是宣傳新生活運動的片子，因嫌疑而被扣留，未能公演。他經常往來關裡、東北之間，可能與重慶及延安有關系。趙精石說，王則曾去延安抗戰聯合大學讀過書。……徐聰后來在逮捕王則的那次行動中，共得到50元報酬。 ”這份交代材料也同時說明了在“漢奸演員”徐聰等人的“配合”下，日偽警察是如何秘密逮捕王則的。

1943年底，王則被捕后，被關押在首都警察廳的思想犯留置場，經過半年的酷刑折磨而致殘。在他彌留之際，日偽警察才通知他的父母前來探望。此時的他，已經骨瘦如柴，不能言語，所吐之物，異常腥臭，不日即與世長辭，時年28歲。

不拍滿映號召的“國策電影”

毫無疑問，王則被捕皆因他的言行深令日偽當局不滿。那麼，他究竟說了什麼，又做了什麼呢？弄清這一問題，王波得到了長期進行滿映研究的吉林大學學者蔣蕾的幫助。

蔣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王則導演的作品沒有一部響應滿映拍攝“國策電影”的號召，更多的是反映社會家庭生活，以及淪陷區人民的命運。在成名作《晝與夜》裡，他一直思考一個人如何才能構建健全的精神。在偽滿洲國裡，談論“中國”是一件危險的事情，而王則卻在小說中將祖先上溯到了黃帝。王則的文章中，還常常表現出身為淪陷區作家的苦悶和彷徨，如1940年他在《結算和預算》一文中所寫：“不願向觀眾提供（帶有）毒素的花好月圓的夢的戀愛，因之我彷徨，我迷惘，我不知道究竟哪一種題材會不違背我個人的藝術良心”。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當局對進步文化人士的打壓越來越嚴厲，而王則的反滿抗日情緒也日益增長。這也是他辭去滿映職務奔赴關內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3年，王則發表《滿洲電影剖析》一文，以空前尖銳的語氣，抨擊和斥責了滿洲電影，指出“滿洲電影制作者的立場如同大家庭的丑女，不僅是賠錢貨，而且容貌還叫人可憎”，“滿洲電影的誕生，不曾拓寬滿洲觀眾的視野，反而倒把他們拉到迷魂陣去了”。

日本學者山口猛《哀愁的滿洲映畫》一文中以“滿洲被虐殺的藝術家”的視角，較為概括而詳盡地敘述了王則的一生。他認為，“滿洲警察、憲兵等治安組織和抗日組織間的反復斗爭一直持續到最后。具有力量優勢的統治國家日本，利用關東軍和警察組織對反日的人們實行鎮壓和壓制是自然的。王則就是犧牲者之一。”

對於很多文章中說王則是因為共產黨員的身份而被殺害，王波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掌握的材料太少，尚不足以証實，但他受到抗日進步人士的影響是肯定的。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反滿抗日的愛國者。（記者 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