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余１２人，平均年齡超過９０歲，這是目前全球尚在世的全部“南僑機工”現狀。
抗戰之際，近４０００時髦、俊朗的華僑青年響應國家號召，奔赴戰場，開車修車。他們之中，近半數人失蹤或殞命，沒有看到勝利。
新華社記者重走滇緬公路，探訪最后的機工和家屬。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痛別親友、九死一生的故事。
他們是當時最時髦、最開放的華夏青年
從來沒有人，敢在９７歲的羅開瑚面前炫耀自己會開車。
早在１９３９年，當絕大多數國人還沒摸過汽車的時候，羅開瑚就開著各種車，從載重１．３噸的福特輕卡，到著名的６．９米長的美國ＧＭＣ十輪大卡車，馳騁在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上。
他和戰友們所運輸的，是送往抗戰前線的急缺物資。“一挺挺機關槍，木箱子裝著，運到國內。”老人回憶說。
羅開瑚是第８批回國的南僑機工。當時，中國急缺熟練卡車司機和修理工。危急時刻，在祖國的號召下，華僑陳嘉庚等在１９３９年發布通告，號召有技術的華僑青年回國當機工。
國內條件艱苦，月薪隻有約３０元。但僅半年內，９批青年機工志願回國，達３２００人。另據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歷史研究會研究，還有許多機工從其他渠道回國，姓名檔案均可查，全部機工總數近４０００人。
“他們全是２０歲到４０歲，是當時最時髦、最開放的華夏青年，了解外面的世界，有眼界、有技術。其中既有普通司機、工人，也有工程師、大學生、‘富二代’。”研究者表示，更可敬的是，他們報效的是“概念中的祖國”，許多人並沒有在中國長期生活過。
翻開相冊，記者發現他們幾乎個個帥氣挺拔，目光炯炯，不少人英俊得像上世紀的電影明星：頭發整齊，襯衣筆挺，有的還露著時髦的翻領，或戴著流行的帽子。
就是這些人，回國后經緊急訓練，被派往滇緬公路及四川、貴州、湖南、兩廣以及越南、緬甸仰光等地，開車、修車，搬運著抗戰勝利的希望。
他們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離合悲歡
１９３９年清晨，馬來西亞檳城打石街。２３歲的青年湯耀榮久久地跪在祖母的房門前——房中的老人，不知道他要回到中國，奔赴國難。
這一幕，是５０多年后，湯耀榮的女兒湯曉梅聽同為南僑機工的長輩說起的。她失聲痛哭，“難怪父親臨終時不停念叨：阿媽，阿媽，我回來了。”
幾乎每一個南僑機工，都有痛別家人的故事。當時日軍橫掃半個中國，威脅東南亞，時局十分混亂。回國之后能不能回來，全是未知數。
機工白雪嬌同在檳城，瞞著雙親報名回國，臨行寫了一封信，其中稱：“親愛的父母親，別了，現在什麼也不能阻撓我投筆從戎了……祖國危難的時刻，正是青年奮發效力的時機。”
現在，一說到英雄、模范拋家棄子，大家都反感，都覺得殘忍、不人性。但作為機工后人，湯曉梅有自己的理解：
“那時，祖國隨時要淪陷，同胞被殺戮。人人都有妻兒老小，都顧家，都不去，誰去呢？”
時局和命運，讓他們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離合悲歡。
羅開瑚的兩個侄兒去印度當機工，支援抗戰，從此天各一方。羅開瑚本來可以復員回馬來西亞，辦妥了一切手續，在雲南下關等候。然而時局動蕩，飛機臨時改變計劃提前從昆明飛廣州，把他留下了。
他再也無法見到馬來西亞的叔伯，也永不能完成之前的婚約。最后，他和一個大理姑娘相識成親，永遠留在了雲南。
直到今天，無數南僑機工的后代還奔波在尋親路上，有的尋母，有的尋后人，有的尋祖塋。
近半南僑機工犧牲或失蹤
滇緬公路上，險峻、瘴瘧、日軍轟炸，處處都有犧牲。
１９３８年，一個叫陳振美的華僑富家子弟回國當機工，參與抗戰。由於家裡反對，他是偷偷去的，從此再無消息。
直到６０多年后，當他的兒子都已年過七旬，一位親戚才偶然在老舊報紙上看到一則南僑機工隊長向上級報告情況的新聞，最后有這麼一句話：“檳城打鐵街之陳振美公子，經於敵人攻佔緬甸路時，在惠通橋附近炮火中成仁。”家人這時才知道父親的下落：他被日軍轟炸，連人帶卡車翻進了怒江。
怨恨父親的老人，此刻才釋去前嫌，解開了心結。
和日軍周旋，是機工們常有的事。１９４２年３月８日，日軍攻陷仰光前夜，羅開瑚和５名機工駕６輛卡車成功逃出。由於公路被日軍阻斷，他們翻山越嶺大兜圈子，才成功回到國內。
除了日軍，險峻的道路也隨時威脅機工生命。滇緬公路陡峭狹窄，處處險情。“最危險的是龍陵到南天門路段，一不小心就會墜崖。”羅開瑚說，卡車上隨時有兩塊跳板，遇到窄路要臨時搭板，駕駛大卡車凌空開過。
“一般認為，南僑機工犧牲、失蹤三分之一，實際不止於此。”南僑機工回國抗戰歷史研究會副會長湯曉梅說，抗戰后登記復員的機工有１７００余人，外界以為這都是幸存者，但實際上其中包括大量家屬，例如自己的父親就是一例。“事實上有近半南僑機工都犧牲或失蹤了。”
但這並沒有讓這些機工害怕，最后的機工羅開瑚說，“我們那時在雲南，覺得日本還挺凶，都打到貴州獨山了。大家還准備，要是日軍打過怒江，我們就退到西康去，繼續抗戰。”（新華網昆明６月２９日電 記者王曉磊、黃豁、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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