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活著回到祖國，控告日本軍國主義罪行！”

鳳儀萍。記者 肖雄 攝

口 述

“129號席錦麟，199號雷飛鵬，252號高榮生，269號李忠……他們都是因為受不了日本人的折磨，最后上吊自盡的。”在鳳儀萍珍藏了近70年的“生死簿”上，詳細記錄了98個死於日本煤礦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等信息，這些名字，也一直烙在鳳儀萍的心裡。

1944年，日軍將300名中國民眾強擄到位於日本北海道夕張縣栗山町的角田煤礦，並強迫他們下井挖煤﹔就在這處令幸存者不堪回憶的“人間地獄”，不到一年，有近1/3的中國勞工被打死、餓死、病死、逼死。

時年14歲的鳳儀萍，是這批被擄勞工中年紀最小的一個。他和幾位難友一道，悄悄把死難同胞的信息詳細記錄在一本小本子上，並最終把這本《北海道角田礦“共榮寮”遇難同胞人名簿》帶回祖國。

“我們記錄下每一個死難同胞的名字，就是希望能夠有朝一日回到祖國，向祖國人民講述我們遭受的苦難，也向全世界控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專訪時，84歲的鳳儀萍回憶起70多年前在日本煤礦那段“地獄般的歲月”，至今仍心有余悸，“幸好日本侵略者最終被戰勝，我們的同胞也不用再忍受屈辱了！”

被擄日本煤礦“那是第十九層地獄”

14歲那年，遭日軍強制劫運到日本，在一處煤礦被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勞動，度過長達一年多“人間地獄”的悲慘生活——那是鳳儀萍一生中最痛苦的回憶。提及那段悲慘的歲月，鳳儀萍感慨：“那不是第十八層地獄，是第十九層地獄。”

1944年8月，剛上初二的鳳儀萍從上海浦東南匯縣橫沔鎮家中出發，去復旦大學找一名老師，一路上關卡重重，他的“良民証”和錢在偽軍搜身檢查時被洗劫一空。更沒想到，途上竟遇到日軍，沒有“良民証”的鳳儀萍被抓到虹口一個集中營。

“這一撥老少共300人，最老的60多歲，最小的就是我。”鳳儀萍回憶道，10多天后，他們這一批被抓的同胞被押上一艘船擄往日本，有兩名同胞欲跳海逃跑被抓回，其中一名被日軍活活打死、拋尸大海﹔在海上顛簸一個月后，船在日本門司港靠岸。“我們又被押上火車，中間也不知經過多少次兜轉，才抵達北海道夕張縣栗山町的角田煤礦。”

談到角田煤礦，鳳儀萍反復用“地獄”、“魔窟”等字眼來形容。他回憶道，在角田煤礦，中國勞工每天凌晨4點鐘就被日本監工用皮鞭抽醒，帶著礦燈、工具、木飯盒進礦，在狹窄的坑道中打眼、放炮、挖煤。煙塵未散就進去裝斗車，直到晚上11點鐘，由日本工頭檢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礦井。“我回國十幾年后，有時還能咳出黑色的帶煤粉的痰。”

中國勞工住的地方叫“共榮寮”，但大家更願用日語諧音稱其為“苦難寮”。“在日本工頭的監督下，我們要拼命地挖煤、裝車、往外推車，動作稍慢一點就會立即招來毒打，”鳳儀萍說，“每次下礦井，都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爬出來，有個詞叫度日如年，但那時覺得每過一個小時，都像是熬過了一年﹔說是煤礦，其實比地獄還殘酷。”

每每回憶至此，鳳儀萍都不禁悲憤難抑，淚水盈眶：“我就這麼無聲無息被抓到了日本，連我家人都不知道我被抓的事情。等我逃離‘魔窟’、再次回到家裡，已經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媽媽因為擔心我這個失蹤了的兒子，瘦得隻剩下40多斤，病倒在床上，已經神志不清，我回家不到兩個禮拜，她就去世了。”

試圖自盡被救此后用生命守護勞工“生死簿”

鳳儀萍回憶，在角田煤礦，中國勞工每50個人住在一間工棚裡，即便在零下40攝氏度的寒冬，日本工頭也不允許勞工燒火取暖。天冷得受不了，工友們就擠在一起，用毛毯把自己卷起來﹔而逢下雪天時，氣溫常常在零下30—40攝氏度，下礦井時大家不得不把紙片、草和破布扎進單薄的破衣服裡，走起路來嘩嘩直響。

“日復一日在礦井裡爬，石頭都嵌進肉裡，皮膚磨爛無藥可醫，隻能看著它剛剛結痂，又重新磨破。我們每天的食物是胡蘿卜、土豆和幾粒數得清的米。”鳳儀萍講述起角田煤礦艱苦的環境時說，除了吃得差、穿得差、住得差，中國勞工還常常遭到日本監工的毒打。

鳳儀萍最難忘的是同胞侯林生的遭遇：“他帶傷下井，慘遭日本監工毒打。監工用釘錘朝他雨點般敲打，腦漿迸射，鮮血直淌……那天是1945年3月28日。”在鳳儀萍的印象中，煤礦的日本監工個個凶殘異常，幾乎每隔幾天就會打死或逼死一名中國勞工。

中國勞工曾用罷工來反抗日本人的暴行，但失敗了，並遭到瘋狂報復。“日本工頭用繩子把我們綁起來，拖進礦井裡，給我們斷糧。”由於飢餓、寒冷、勞累、驚嚇，以及殘酷的毒打，有4名中國勞工先后上吊自殺，還有幾十名先后病死、餓死﹔不到一年時間，這批被擄的中國勞工，就被打死、餓死、病死、逼死了近1/3。

“我盼望回到祖國，回到家人身邊，可遙遙無期，我想到了自殺。”鳳儀萍說，無法忍受身在“魔窟”的苦難時，他也試圖自盡，但被其他的工友及時救下，大家勸他：“這裡面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回到祖國，把我們這裡的苦難告訴國人！”

勞工中有兩位小學教師，他們悄悄用小本子記錄下先后死亡的難胞姓名，把小本子藏在工棚裡一個木板的夾縫中。這兩位教書先生不幸慘死之后，鳳儀萍接下他們的工作，偷偷記錄一位又一位慘死同胞。到1945年10月回國時，小本子上已經記下98位死難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勞工編號。

“兩位老師去世前叮囑我，假如有一天能回國，一定要把這個生死記錄名單帶回去，向全世界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鳳儀萍忍受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摧殘，那時候支撐他活下去的信念隻有一個：他用生命守護的“生死簿”——這本寫有死難同胞姓名和住址的小冊子。

如今，這份控訴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鐵証，正靜靜地躺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的大廳裡，提醒人們勿忘國恥。

九死一生歸國“沒想到最終還能考上大學”

“大概1945年七八月間，我們發現日本工頭的叫罵聲不再像以前那麼頻繁，在井下作業的時間也短了許多，每天早上8時下井，下午5時就結束勞動了，有時還能看夕陽。”鳳儀萍和他的工友在角田煤礦經歷了一年的苦難之后，發現日本監工在中國勞工面前盡管仍舊出言凶狠，但似乎漸漸失去了底氣。

1945年9月15日，這是鳳儀萍永生難忘的日子，“在那一天，我終於走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魔窟，重獲新生。”中國勞工接到通知，不用下礦井，在工棚裡等著。上午9點，大家被叫到一個小廣場上集合，一輛吉普車上下來一個美國士兵問大伙兒：“你們不知道日本已經投降了嗎？”

“我們做夢都沒想到會有這一天啊！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我們，你看我，我看你，一起跪在地上抱頭痛哭。”10月上旬，鳳儀萍和工友們離開北海道，准備乘船歸國。1945年11月3日，船到上海吳淞口岸，“當在地平線上見到祖國的國土時，同胞們跪倒在甲板上，失聲痛哭”。

回家后不久，鳳儀萍的母親就去世了，心裡悲痛的他再次想到了自盡。“那年春節，我心裡太悲痛，想去跳河自殺。突然又想到那麼多已經死在地獄裡的同胞，他們從本就吃不飽的口糧中讓給我飯吃、鼓勵我堅持下去，我活過來了，不能死。”

1946年2月，在父親的鼓勵下，鳳儀萍又一次走進中學學習。“重返教室，我的手已經不會握筆寫字了，拿起筆來就發抖，晚上常做噩夢。為了早日從噩夢中醒來，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讀書上。”每天凌晨3點多鐘，鳳儀萍就起床站在路燈下讀書，下課后直到晚上11點多也還在路燈下苦學。

1949年，伴隨著全國解放的鑼鼓聲，鳳儀萍考進了江蘇醫學院（南京醫科大學前身），並最終成為一位醫學專家。多年后回憶起來，鳳儀萍不無感慨地說：“像我這樣一個九死一生的孩子，沒想到最終還能考上大學。”（記者 王劍強 實習生 歐文恆 通訊員 許詠儀）

人物檔案

鳳儀萍 曾用名鳳永剛，1930年12月生於上海，1944年8月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夕張縣栗山町角田煤礦﹔1945年11月回國﹔1949年考入江蘇醫學院﹔現為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退休教授，是當年日本強擄的中國勞工中走出的唯一一位醫學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