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題寫的紀念碑碑文。
本報資料片
黃驊烈士生前照片。資料片
黃魯濱夫婦為父親獻花。
黃驊市委宣傳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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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前，26歲的黃金山改名為黃驊。“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這個由兒童團長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年輕革命者，立志要在民族救亡圖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駿馬”。
從晉南大地到渤海之濱，黃驊一路輾轉抗敵，直至1943年6月30日被叛徒殺害，血洒冀魯邊區。1945年，英雄犧牲地大趙村所在的新海縣被命名為黃驊縣（1989年撤縣建市），以示紀念。從此，英雄的名字與他以鮮血和生命相搏的這片土地朝夕相伴，不再分離。
一聽到“黃驊”，72歲的黃魯濱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那既是她親生父親的名字，也是如今她朝夕生活的地方。
作為河北唯一現存的以抗日英烈名字命名的縣市，英雄黃驊和渤海之濱的這座小城已融為一體。
這座城市也用一種特別的方式，銘記著這位抗日英烈當年在此的奮爭與犧牲。
驅強虜，出生入死
抓起一把生的小魚蝦，直接放進嘴裡——在2011年上映的電影《英雄黃驊》中，剛剛到任115師教導六旅副旅長、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的黃驊，一邊親身示范一邊告誡警衛員：吃不慣這個就要餓肚子，餓肚子怎麼打鬼子？要盡快適應這裡的環境。
“1941年7月，30歲的黃驊由山東魯西軍區調任冀魯邊區。初來乍到，別說警衛員，就連他這個‘老革命’也面臨著許多新難題。”81歲的黃驊市退休干部王新華，從1984年就開始搜集整理黃驊的革命事跡，他說黃驊上任之時，正是冀魯邊區形勢開始惡化之際。
冀魯邊區是抗戰初期山東形成的6個戰略區之一，包括當時山東北部和河北南部的共24個縣。這裡交通便利，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劉少奇曾用“南鄰濟南、北迫天津、西脅津浦鐵路、東據渤海海岸”來形容冀魯邊區戰略位置之重要。正因為如此，敵人在這一區域瘋狂地修公路、建炮樓、抓民夫、搶糧食，抗日根據地不斷遭到蠶食。
在位於山東省樂陵市的冀魯邊區革命紀念館，古香古色的建筑仿佛沖淡了當年革命年月的殘酷與血腥。展廳內，講解員楊婷指著一幅發黃的地圖，向記者講述黃驊到任前后邊區的嚴峻斗爭形勢：“1941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對冀魯邊區發出指示：鑒於邊區主力部隊撤出，敵人集中兵力對邊區反復‘掃蕩’，邊區的環境是長期游擊戰爭的環境，而且是最殘酷的游擊戰爭的環境﹔目前是這樣，將來的敵人‘掃蕩’與進攻，一定會更加殘酷、更加頻繁。”
斗爭環境之險惡，黃驊在赴任路上就深有體會。“由於敵人阻隔，從魯西到冀魯邊，他走了將近4個月，費盡周折。”王新華說，黃驊出發后先到達位於冀魯邊區東南部的清河區（山東北部另一抗日根據地），想從這裡渡過敵人重兵把守的黃河。與冀魯邊區聯系后，政委周貫五派一個團前去接應，可因敵人封鎖嚴密，兩次渡河未成。后來周貫五干脆帶著教導六旅特務營從山東惠民縣東部渡過黃河，這才在清河區得以與黃驊見上了第一面。
“來冀魯邊之前，黃驊稱得上久經沙場。從1929年在老家湖北陽新縣入黨並參加紅軍算起，井岡山頭、長征路上、陝西延安、晉南大地，處處留下他的革命足跡。可一到冀魯邊，他首先面對的就是戰斗地形的改變。”董猛，黃驊市本土作家，記述黃驊革命歷程的長篇小說《血魂》的作者。他說黃驊以前打仗擅長的是山地游擊戰，可冀魯邊區一馬平川，這個新任的副司令員面臨考驗。
“結果他一出手，就打了個漂亮仗。”董猛將“舊城大捷”視作黃驊來到冀魯邊后運用游擊戰思維打響的第一場重要戰斗。
舊城，位於今天黃驊市最南端，與海興、孟村、鹽山三縣接壤，交通便利，通達四方。74年前，日偽軍就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在此建起據點，成為楔進我根據地的一根“釘子”，邊區軍民早想去之而后快。
1941年8月1日，正逢舊城大集，拔除據點的戰斗打響了。
“在黃驊的籌劃下，我軍悄悄包圍了據點。6名戰士化裝成賣瓜的農民先混入裡面，瞅准時機拿掉崗哨，切斷裡面的電話線，裡應外合，一舉將據點拿下，等敵人援兵趕到，我軍早已安全撤離。”據王新華查証，這場戰斗歷時一個多小時，斃敵5名，俘敵35名，繳獲槍支若干、小炮2門，史稱“舊城大捷”。
“要利用青紗帳、交通溝、荊條叢當屏障，打好游擊戰。尤其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要學會和敵人兜圈子。”王新華珍藏著一個發黃的小本，上面記錄著1992年他在上海訪問中共新海縣委第一任書記葉尚志時的談話內容，而這段話就是葉尚志上任前，黃驊專門找他談自己對平原游擊戰的理解時說的話。
“說打仗，黃副司令用兵如神，我跟他在邊區身經大小戰役幾十次，從來未吃過虧。”劉青林，曾任冀魯邊區一地委代理書記，1992年他向王新華說起黃驊時，就連連稱贊老領導膽大、心細。
不過，局部小勝尚不足以改變當時敵我力量的懸殊對比。
“提起冀魯邊，恐怕在全世界的戰史上也找不出這樣一塊地方和這樣一頁戰史。”——1943年7月23日中共山東分局出版的《大眾日報》第520期，發表了羅榮桓起草的文章《我們能堅持，我們也能勝利》，其中對1942年冀魯邊區局面之復雜作出了這樣的論斷：“全區真是公路如網，據點碉堡林立。冀魯邊至今沒一塊沒有被改變的地形，所有土地均被分割為網格子形了。”
“一年來，曾經和敵人進行過四百次以上的戰斗，幾乎每次都要與敵人進行肉搏，而且在戰斗完結之后，又必須立即轉移，否則即可能遭遇到第二次，所以部隊經常在轉移中，沒有一個村能駐過兩天的，晚上去，第二天晚上必須走，有時，被迫白天也得一面戰斗，一面走。”羅榮桓在文中，對冀魯邊區部隊的戰斗生活如此描述。
“這就是當時黃驊他們戰斗生活的真實寫照。”王新華說，為提防敵人偷襲，黃驊帶領游擊隊幾乎天天“衣不解懷、鞋不解帶”，甚至一個晚上就要換幾個地方睡覺，戰士們管這叫“白天開展游擊戰斗，晚上開展游擊睡覺”。
空遺恨，突遭毒手
2015年4月5日，清明節。一大早，黃魯濱就領著家人又一次來到位於黃驊市大趙村的大趙村慘案紀念館，祭奠72年前在這裡遭叛徒殺害的父親黃驊。
原樣保留的紀念館是一個三進三出的農家院落，當時算得上村裡的“豪宅”，如今在四周一片磚瓦房的映襯下，土坯房顯得低矮破舊。門前小廣場上，矗立著黃驊烈士紀念碑，碑身上鐫刻著聶榮臻題寫的“黃驊烈士永垂不朽”幾個金色大字。
“每次來這裡，都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從小失去父親的痛苦，黃魯濱說自己最清楚。“72年前我就來過這裡，只是那時候自己還在襁褓中，沒有留下半點記憶。”
1943年6月30日，剛剛滿月的黃魯濱躲在母親顧蘭青的懷裡，就在紀念館現在所在的地方，看了父親最后一眼。
72年前的這一天，黃驊在大趙村組織召開冀魯邊軍區偵察通訊工作會議，會議的時間、地點、內容是十幾天前在冀魯邊區黨委會議上定下的。“6月中旬，眼看青紗帳就要起來，開展平原游擊戰的好時機即將來臨，冀魯邊區黨委剛在新海縣一個叫望子島的海島上召開了會議，討論如何發起夏季戰役。”74歲的大趙村村民孫津生，是慘案紀念館的義務講解員，耳朵有點背，可說起黃驊來滔滔不絕。
望子島是一個橢圓形的小海島，教導六旅旅長、軍區司令員邢仁甫自1942年4月從山東分局黨校學習回來后，大部分時間就住在這個島上。
“此時的邢仁甫心裡有些不痛快。在年初召開的邊區黨委成員生活會上，因搞宗派主義等問題，他受到了包括黃驊在內的黨委成員們的嚴肅批評。上面還安排他去延安學習，他認為這是讓他讓位。”據董猛分析，除有“不平之氣”，這一時期邢仁甫一個重要的思想變化，是由於信念不牢對戰爭前景感到悲觀，意志消沉，這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埋下了危險的伏筆。
“從保密和安全的角度說，大趙村會議選擇的地點無懈可擊，雖然周圍韓村、羊二庄、賈象等地都有敵人的據點，可與大趙村相鄰的中趙、南趙、曹庄子等村，都是我鞏固的根據地﹔會場設在堡壘戶孫海池和楊淑清老兩口家，老人的大兒子孫炳炎曾任寧津縣抗日救國軍縣大隊隊長，后不幸犧牲，楊淑清是村裡的婦女抗日救國會主任，一家人政治上絕對可靠。”孫津生兩手一攤說，可誰也沒想到，這次敵人竟來自內部。
6月30日，淅瀝瀝的小雨下了一天。上午的會議緊張有序，下午的會議接近尾聲時風雲突變。
“土匪出身、后被我收編的冀魯邊軍區手槍隊隊長馮冠奎，以匯報工作為名帶人連續騙過布設在村外的崗哨和會場外的警衛，突然闖入會場，連開數槍，將圍坐在八仙桌前、毫無防備的黃驊以及軍區參謀主任陸成道、軍區司令部作戰股副股長崔光華等5人殺害，池田、齊耀庭等4人身受重傷，聞訊趕來的3名警衛員也當場中槍犧牲。行凶后，馮冠奎趁亂逃出大趙村。”孫津生的話語間帶著激憤。
在電影《英雄黃驊》中，中彈后的黃驊掙扎著要站起來，特寫鏡頭裡，他似乎心有不甘。
“這肯定是藝術創作的需要。母親說我們當時在附近的村住，得到消息她抱著我就往大趙村跑，算是和父親見了最后一面，這時他已經渾身是血，再無聲息。”慘案發生后，駐在距大趙村十余裡的邢家王文村的軍區領導機關，迅速派人趕往處置。為防敵人趁亂來襲，黃驊等人的遺體當天夜裡就被就近秘密安葬。
意外響起的槍聲，讓黃魯濱失去了親人，也讓冀魯邊區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領導者。
“冀魯邊區是對敵斗爭環境最艱苦的地區之一，在黃驊的領導下，邊區的被動局面趨於好轉。”董猛認為，雖然黃驊在冀魯邊區的時間總共不過兩年，可工作卓有成效：部隊在兩個團的基礎上，擴編了一個團，利用繳獲的戰利品還裝備了一個直屬連，因為戰士人人頭戴鋼盔，被稱為“鐵帽子連”﹔組織打通了冀魯邊區與清河區的聯系，使得兩個根據地之間海上有通道、陸上能聯系﹔各縣普遍建立地方武裝，僅新海縣大隊就從十幾個人發展到上百人。
大趙村慘案發生后不久，慘案的幕后主使邢仁甫也很快露出馬腳。眼見事情敗露，他先是投靠了國民黨軍，后又於1944年2月投降了駐濟南的日軍，當了漢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邢仁甫搖身一變，加入了國民黨天津軍統組織。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即被我軍抓獲。1950年，經審訊，邢仁甫對刺殺黃驊同志及叛國叛黨的行為供認不諱。1952年，邢仁甫在鹽山被執行死刑，這個抗戰期間八路軍隊伍中級別最高的叛變者終於走到了盡頭。
1952年12月，中共山東省委和山東省人民政府將黃驊烈士的遺體遷至濟南英雄山烈士陵園重新安葬。在英雄山烈士陵園黃驊烈士墓前，暗紅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黃驊烈士之墓——1952年12月10日立”的字樣，墓碑左上角鑲嵌著他的遺像，照片中的他一身戎裝，面帶微笑。
身雖去，精神永在
作為八路軍115師抗戰期間犧牲的最高級別干部，1943年8月，為弘揚黃驊的英雄事跡和革命精神，經山東省民主政府批准，大趙村所在的新海縣更名為黃驊縣（1989年撤縣建市）。在這個英雄曾經戰斗過的地方，黃驊作為一個符號，從此無處不在。
坐落於黃驊鬧市區的黃驊博物館，是這座沿海城市的精神根脈所在。在由一片仿古建筑合圍而成的院落中央，矗立著黃驊烈士的塑像，塑像魁偉，矚目遠方。
“這個塑像的神態最符合我想象中父親的樣子。”在黃魯濱的腦海裡，父親是一個英雄，應該就是一副高高大大的樣子。“據父親的老戰友回憶，他黃黑臉龐，很瘦，但精干老練，精神旺盛，動作利落，濃重的湖北口音，講話慢沉沉，但很有力。”
英雄留下的不僅僅是名字，更有不滅的精神。
2007年，黃驊市籌集資金140萬元整修大趙村慘案發生地的房屋，建起了紀念館。
“建這個紀念館就是為了把黃驊的革命精神一代代傳下去。現在日子好了，更不能忘記黃驊烈士當年付出的鮮血和生命。”為修建紀念館，孫津生東奔西跑沒少忙活，紀念館開館后他又負責起日常管理和講解。
紀念館裡每一件展品、每一幅圖片，都像是裝在孫津生的腦子裡。“他和戰士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吃一鍋的飯，穿一樣的衣。要說和戰士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用紅辣椒蘸鹽水吃飯，用短杆旱煙袋抽煙。”在一塊反映黃驊艱苦朴素作風的展板前，孫津生說，有一次黃驊在狼坨子養病，吃的就是煮黃豆、煮玉米，“要是能吃上個玉米面窩頭和韭菜炒咸菜，那就算是加餐了。”
黃驊生活艱苦朴素，這在冀魯邊革命紀念館的展覽中同樣得到體現。“因為他體質較弱，司令部准備給他安排點‘保健飯’、‘保健菜’，可黃驊堅持不要這份特殊照顧。他說井岡山上、長征路上，那麼多困苦都挺過來了，靠的可不是什麼‘保健飯’、‘保健菜’，要說需要經常保健的，應該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意志。”講解員楊婷說，黃驊堅決不吃的所謂“保健飯”、“保健菜”，不過就是一點炒黑豆。
“人們一直沒有忘記他。”黃魯濱說，她打心眼裡替父親感到欣慰。2012年，在黃驊市方面的誠摯邀請下，黃魯濱一家5口由杭州遷到黃驊。由於參加活動上過幾次電視，她也算成了“名人”。“有時候坐出租、買菜，甚至去看病被人家認出來，非要不收錢。”黃魯濱說，錢當然要給，可她還是會心頭一熱。（記者 李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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