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俊珺
方大曾1935年從綏東戰地寄給母親的照片
如果方大曾還在世，應該已是百歲老人，但了解他的人至今仍稱他“小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小方穿越炮火奔赴前線，成為報道盧溝橋事變的第一位新聞記者。
僅僅兩個月之后，年僅25歲的他在河北戰地失聯。
1999年，時任中央電視台紀錄片導演的馮雪鬆意外地與小方的遺作結緣，從此開始了長達16年的探尋，他循著方大曾的作品與足跡，追尋斯人，還原70年前小方筆下漫起硝煙的中國。
一張傳真
開啟16年的追尋
作為抗戰初期活躍在國內的一位戰地攝影記者、歐美許多報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抗戰如火如荼、個人事業剛剛開始的時候神秘失蹤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短暫而傳奇的一生及其大師水准的作品，幾乎完全沉入了歷史的忘川。他的胞妹珍藏著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張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守候……
——中國攝影出版社原副社長 陳申
這是16年前中央電視台接到的一份傳真，如今這張熱敏紙上的字跡早已褪去，但馮雪鬆依舊清晰地記得自己在報紙堆裡將它拾起時的心情。
那是第一次，他讀到了方大曾的名字。
也許是出於一名紀錄片工作者的直覺，馮雪鬆覺得，方大曾背后一定有值得探究和挖掘的歷史風雲。
翻開厚厚的《中國攝影史》，有關方大曾的尋找開始了：
“1937年‘七七事變’后出版的《美術生活》雜志刊出攝影記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攝的《抗戰圖存》和《衛國捐軀》兩組照片。前者是記者在盧溝橋拍的中國第一批戰況照片，共7幅，佔了兩版，特加英文說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問受傷將士的情況……”
沒有獨立的篇章，也沒有連貫的履歷，更沒有定論和結語，馮雪鬆發現在中國攝影史上，方大曾的名字只是零星地被記錄於相關事件中。
按照傳真上留下的號碼，馮雪鬆撥通了發信人陳申的電話。在中國攝影出版社的辦公室裡，兩人一見如故。
通過陳申的講述，方大曾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1912年7月，方大曾出生於北京東城區的協和胡同，父親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實，他從讀小學時開始迷上了攝影。
18歲，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學，在此之前，他發起並組織了我國北方第一個少年攝影社團。
畢業后，方大曾在天津的“中外新聞學社”擔任攝影記者，工作半徑從天津延伸到唐山、北戴河、秦皇島一帶，他關注著動蕩的時局，用手中的相機和筆記錄時代。
1936年綏遠抗戰爆發時，方大曾到前線採訪，活動於長城內外，從那時起，他所發的報道均署名“小方”。
陳申告訴馮雪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至今保存著哥哥留下的近千張底片，他發來那份傳真，就是想尋求合作，將這些底片出版成書。
在陳申的引見下，馮雪鬆見到了方澄敏，那一年是1999年，85歲高齡的老人聽到哥哥的名字，眼眶頓時濕潤。
記憶中，哥哥身材高大，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總是露出純真的光芒，他好像天天都是樂呵呵的，又好像從不知疲倦。
方大曾很喜歡用小方這個名字，他曾說，“方”者，剛正不阿也，“小”則有謙遜之意，“我就是要做一個正直、於國於民有用的人。”
每次離家去拍攝，他總是一把雨傘、一條毛毯、一個背包，一架相機就離開了。1935年，方大曾在報道綏東戰爭時照了一張頭戴鋼盔的照片寄回家中，上面寫著：“母親大人存念——兒小方攝於1935年冬時執行攝影工作。”
一家人知道，從那時起，方大曾就決心獻身於自己喜愛的新聞事業，而不管是在天涯海角了。
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記者
我站在盧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美景，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方大曾《盧溝橋抗戰記》）
讀到這段文字時，馮雪鬆已在北京圖書館過刊庫的卷帙浩繁間“泡”了幾個月，伴著紙張霉變的味道，他終於在1937年8月1日出版的《世界知識》雜志上找到了第一篇報道盧溝橋事變的新聞通訊——《盧溝橋抗戰記》。
捧讀這本早已發黃變脆的雜志，漫天戰火和那個熱血青年小方似乎又浮現在眼前：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家中得知日軍進攻盧溝橋的消息后，方大曾決定前往盧溝橋。7月10日早晨，他整理了相機和膠卷，帶著簡單的行李，與母親和妹妹匆匆告別。
當時的北平已處於一片恐慌之中，許多京郊外的老百姓為了躲避戰火，源源不斷地涌向城裡，戰爭已經離這座城市越來越近。
方大曾在戰地筆記裡寫道：“十日清晨，記者騎自行車前往盧溝橋……在豐台岔道口，我被幾名日軍截住，我身邊的相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懷疑我是中國軍隊的高等偵探，理由是新聞記者沒有勇氣到日軍方面來﹔我遞上一張名片，加之態度自若，這個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時后，我被放行，穿過涵洞，再行了一裡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
城東門緊閉著，西門開了—半，方大曾抓緊時間拍照並了解戰況。正午十分，他忽然聽到了兩個消息，一是大井村又被日軍佔領，二是日軍有四五百人又從豐台出動，向盧溝橋進發。
離開宛平城，方大曾登上了戰火暫息的盧溝橋，一路向西往長辛店而去。望著橋兩端隨時可能重燃的戰火，他不由得感嘆：“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此時，盧溝橋西端的橋頭已布滿了我方軍隊的沙袋。方大曾被守軍攔下，細細盤問，聽說他是從北平來的，士兵們急切地問：“日本兵撤退了沒有？”方大曾告訴他們，非但沒有撤退，還在增援之中。士兵們聽后都極其憤恨。
從盧溝橋到長辛店的五裡路，是平漢鐵路的要道，南下北上的列車因為戰事全止於此。在一條街的盡頭處，排列著眾多陣亡的士兵尸體，當地老百姓告訴方大曾：直奉戰爭時，在長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沒有死那麼多人。
抵達長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識到自己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記者。當他見到這次戰役的直接指揮官吉星文團長時，對方的手裡正拿著一份電報，匆忙對方大曾說：“前方很緊，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動作。你還回不回北平？”
戰事確實越發緊張了，在一座高坡上，方大曾看到了許多已經架設好的機關槍，路上的人都在往家跑。方大曾一心急著回去發稿，可盧溝橋是不可能再去了，他不得不沿永定河西岸繞道門頭溝回去。
就在方大曾離開長辛店后，隆隆的炮聲從盧溝橋方向傳來，激烈的戰爭又開始了。
離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
“十日下午開始的二次總攻，日軍仍未能得逞，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戰役的更大的損失，計兩次戰役死傷達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軍傷亡則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軍在這次抗敵戰爭中，其悲壯熱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方大曾《盧溝橋抗戰記》）
在提筆寫下長篇通訊《盧溝橋抗戰記》的日子裡，方大曾度過了自己25歲的生日。
在小方的筆下，戰爭的慘烈直刺心脾，即使70年過去了，仍然讓人心有余悸，仿佛那一切就發生在眼前：
“在日軍二次進攻的夜裡，我軍有一排人守鐵橋，結果全部犧牲，亦未能退卻一步。及后援軍趕到，始將鐵橋再行奪回。一個傷兵告訴我：他在那天參加奪橋的戰役，他沖到日軍的戰壕裡，把一個敵人用刺刀扎死，沒有急把刺刀拔出來的時候，旁邊的一個敵人把他左背刺傷，他就放棄了槍，右手從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的那個敵人斬去半個頭，並且接連著還殺傷兩個敵人……”
一邊完成通訊，方大曾還一邊抓緊時間沖擴、整理在戰地拍攝的照片，《日軍炮火下的宛平》《抗戰圖存》《為國捐軀》等專題攝影報道被國內外多家報紙、雜志、畫報採用，這些照片也成了日軍暴行的鐵証。
1937年7月28日清晨，再次奔赴盧溝橋時，方大曾已不再是孤身一人，與他同行的還有 《實報》 記者宋致泉，及《新聞報》記者陸詒。
在50年后撰寫回憶錄時，陸詒仍清晰地記得方大曾當時的樣子：“小方身上挎著架相機，頭戴白色帆布帽，穿著白襯衣和黃短褲，足蹬跑鞋，年少、英俊，顯得朝氣蓬勃，精力充沛。”
三人所坐的列車距離長辛店還有25裡時，前線的炮聲隱約傳來，方大曾‘噌’地一下從座位上跳起來說：“聽，老陸，這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的炮聲！”
這一路，他再也坐不住了，隔了幾分鐘，又把陸詒拖到車窗旁邊，手指青紗帳起的原野說：“你看，我們的軍隊正在向前線開拔！”
下車后，方大曾決定一個人沿鐵路徒步前進，他笑著對同仁們說：“我要去拍鐵甲車在前線參戰的鏡頭。”
兩小時后，他從盧溝橋前線回來，告訴陸詒他們：“鐵甲車已經后撤了，我在前線為一個二十九軍的青年戰士照了相。這位戰士隻有16歲，高個兒，大眼睛，臉色紅潤。他身背大刀、步槍，手裡拿了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和望遠鏡，笑得嘴都合不攏呢。”
此時，一顆炮彈突然在他們附近爆炸，方大曾卻不屑一顧，接著說：“今天真是不虛此行。”
那日下午，日軍的飛機在長辛店上空投炸彈，並用機槍掃射，緊接著就開始了重炮轟擊。此時的方大曾依舊在採訪，與他同行的《實報》記者宋致泉后來回憶說：“炮聲震耳欲聾，縣府辦事處的玻璃窗全都被震碎，長辛店對外聯絡的電話已無法接通。小方還跑在最前面，拍攝平漢鐵路上的將士。”
這就是方大曾，為了目擊真實的戰爭，他不惜離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離開。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方大曾的足跡遍布長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幾乎哪裡有戰斗，哪裡就有他的身影，他用文字和圖片把戰爭的第一手資料向世界傳播。
在業界，小方拍攝的戰地影像和生動文字也引起了轟動，他成為了報道愛國救亡運動的名記者，曾一度與范長江齊名。
永遠的等待
“我相信他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機智，足以應付非常事變，他的才能也應該為中國新聞事業，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多盡些力量。但是去年保定戰爭之后今天已經快一年了，我們還看不到我們這位碩壯身軀、紅潤面龐、頭發帶黃斯拉夫型的青年新聞戰士！”
（范長江《憶小方》）
方大曾留下的底片，一直是方家最寶貴的東西，近千張底片被小心地存放在一個棕色的盒子裡。
1999年，去拜訪方大曾妹妹時，馮雪鬆見到了那些由粉色紙袋精心包著的底片。陽光下，他小心翼翼地舉起底片一張張端詳，一剎那，仿佛開啟了時光的潘多拉之盒，他看見了方大曾背著相機走過的一個個歷史瞬間，也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真實的中國圖景。
從那一刻起，馮雪鬆決定拍一部紀錄片，尋找並紀念消失的方大曾。
他沿著方大曾的足跡，一路尋訪，從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縣……在兩千多公裡的路途中，查閱每一處的地方志，尋覓、採訪每一個可能與小方有關的人。
在許多個夢中，馮雪鬆幾乎就要觸摸到真實的小方，但一伸手又覺得遙不可及。而在現實中，尋人不得、經費短缺、線索中斷的種種困境，也令他在希望和失望中反復游走。
每每感到失望時，馮雪鬆都會從小方留下的影像中汲取力量。那些黑白影像深深打動了他，也觸動著他這一路採訪過的許多人。
小方是一名優秀的戰地記者，更是杰出的攝影家，他的作品從來沒有同時代攝影家們的唯美主義情調，他總是將鏡頭對准人力車夫、礦工、碼頭工人，以及那個時代被大多數人忽視的底層勞動者。他懷著悲憫為平凡的勞動者留下影像，也為那個時代最真實的中國留下珍貴的見証。
馮雪鬆曾兩次坐上長途汽車來到河北蠡縣，那是方大曾發出最后一篇報道的地方。
1937年,在長辛店遭遇大轟炸之后，方大曾、陸詒和宋致泉徒步七十多裡才擠上火車，前往保定與前期到達的范長江匯合。
早在綏遠抗戰前線報道時，方大曾就與范長江相識，他視范長江為偶像，范長江則對方大曾的勇敢和機智十分稱道。
1937年8月8日，日軍佔領北平后，范長江接到了方大曾的信：“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現在成了無家可歸的人，我想找一家報館做戰地記者，請您為我找一個崗位。”
在范長江的舉薦下，方大曾成為了《大公報》特派記者，開始了平漢沿線的戰地報道。
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在保定東南的蠡縣向上海寄出了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並寄信給邯鄲的親屬，表示要繼續北上。此時，河北涿州已經淪陷，保定危在旦夕。
在上海工作的方大曾的姐夫，幾乎每天都要買一份《大公報》，因為隻有通過報紙，一家人才能了解小方的行蹤。
那一年的9月30日之后，他們再也沒有讀到過“小方”的報道，方大曾從此杳無音信。
后來，妹妹方澄敏在重慶聽人說，1937年9月在太原的“九·一八事變”紀念會上碰到過小方，當時他說，會后就動身再去前線，可從此再也沒有人見到過他。
在蠡縣拍攝時，馮雪鬆想看一看方大曾最后寄發稿件的地方，無奈時隔半個多世紀，當年的戰時郵局早已不見蹤跡。
馮雪鬆隱約覺得，保定也許是方大曾最后犧牲的地方。
然而，方澄敏從不這麼認為。退休后，她將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於方大曾作品的整理。哥哥留下的近千張黑白底片，成了她全部的精神寄托。
拍攝紀錄片時，坐在輪椅上的方澄敏將哥哥的照片舉在胸前，眼淚無聲地流過她的面頰。
方澄敏相信，她還能聽到哥哥回來，關上門，然后喊她的名字。
對方大曾的尋找從沒有畫上句號，有關他的未知還有許多。
在完成《尋找方大曾》的紀錄片后，馮雪鬆又將自己尋找方大曾的經歷寫成了 《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而方大曾留下的近千張照相底片已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永久典藏。
馮雪鬆告訴記者，16年來，方大曾成了他放不下的心事，他想把這本書的收入所得設立一個“方大曾基金”，鼓勵和幫助同方大曾一樣有勇氣、有貢獻的新時代的年輕新聞人，期待著方大曾的精神在更多人的身上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