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烽火中，滬上“四大名校”弦歌不輟

91歲的楊葆生，曾任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教務長，現任學校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顧問。“七一”之際，作為抗戰見証者，楊老與“90后”大學生面對面交流，“日本侵華的罪行罄竹難書，不可饒恕的還有日軍對中國教育機構和文化成果大規模地肆意損毀”。他的《即興》一詩寫道：“當年求學戰事頻，書桌難尋業不勤。工作辰光書恨少，晚晴始又白頭吟”。

抗戰勝利后，楊葆生才得以在暨南大學深造，成為暨南大學解放前最后一屆學生會主席。建於1906年的暨南大學，初建於南京，后遷至上海真如，抗戰期間它為時局所迫舉遷福建建陽，戰后又返回上海，並在虹口東體育會路和閘北區寶山路兩處成立臨時校舍。

據《中國高等學校變遷》一書統計，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8月底，我國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壞，10所遭完全毀壞，25所因戰爭而陷於停頓﹔教職員工減少17％，學生減少50％﹔ 高等教育機關直接財產損失，包括校舍、圖書、儀器設備，達3360余萬元。

為了從這場浩劫中搶救和保存我國文化教育的命脈，並堅持抗戰，東部地區高校進行了歷史上罕見的大遷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蘇智良教授及其團隊研究認為，在抗戰期間，因戰爭影響而遷移的高校約106所，搬遷次數共計300余次。譬如，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就被迫於1938年1月遷往昆明，后發展為西南聯大。許多高校一遷再遷，據不完全統計，遷校3次以上的有19所，遷校4次的有私立東吳大學和之江大學等8所。

其中，堪稱今日滬上“四大名校”的4所985院校，各自辦學之初有國立、外辦、民辦不同淵源，其本校或其前身都在抗戰烽火中演繹著生存發展、弦歌不輟的故事。

滬渝兩線辦學

交大走出30多名院士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對我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使交通大學面臨著生死存亡。學校一再向政府提出要求內遷，然因種種原因沒有如願，師生被迫遷移到法租界內的震旦大學、中華學藝社等處租房上課。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學校師生或創辦一些簡易實驗室，或租借工場設備，或直接在露天馬路上進行實驗，逐步恢復了大部分物理、化學等基礎實驗課。在上海繼續辦學的交通大學師生最多時達1000余人，少時不足700人。

在交大撤離后，徐家匯原校址一度成為國際紅十字會組織的難民營。1937年11月，日本憲兵隊開進徐家匯校舍，設立“憲兵隊徐家匯分駐所”，交大所遺校產全部被佔用。1938年4月，徐家匯大部分校舍讓於原在虹橋路的日本東亞同文書院。隨后，日本憲兵隊將難民全部驅離校園，東亞同文書院師生進駐交大徐匯校園，摘下交通大學校牌，改挂東亞同文書院的校牌，直到抗戰勝利后才撤離。

隨著戰爭擴大，租界生存環境也日益惡化。為應對時局、保全校產、繼續辦學，1941年9月學校對外改稱“私立南洋大學”。1942年夏，日軍進入法租界，學校被迫由汪偽政府管轄。校長黎照寰憤愧辭職，鐘偉成、沈奏廷、譚炳勛、李謙若、胡端行、陳石英、吳清友、鐘兆琳、王蘧常等40余名教職員先后離校。有的后來輾轉到重慶九龍坡交大本部，有的轉到上海其他私立大學或工廠企業，還有的干脆待業在家，拒絕與汪偽合作。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租界后，交大與重慶國民政府間的匯兌已經完全斷絕，辦學經費枯竭，告貸無門，陷入絕境。

現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館長、黨史校史研究室主任盛懿介紹，即使在上海租界辦學的交通大學，這一時期也走出了一批知名校友，其中包括吳文俊、徐光憲及其夫人高小霞等11名院士，以及董寅初、王蘧常、許國璋等大師大家。

在學生方面，隨著東南沿海一帶工廠企業紛紛內遷，內地交通工程建設任務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和管理人才。奔赴內地、參加建設，成為在上海租界學習的交大畢業生的首選去向。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畢業生與在學學生中，也有一些人直接奔赴抗日前線，有去延安的，也有參加新四軍的。如1938年就有電機系畢業生周建南、孫俊人、徐昌裕等3人，化裝越過日軍封鎖線，通過漢口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奔赴延安。

太平洋戰爭期間，重慶交大校友紛紛熱心奔走，籌備渝地建校。1940年11月，交通大學分校（即交大渝校）就在重慶小龍坎誕生。當時，僅招收電機、機械一年級新生各一班，學生僅80余人，教職員10余人。1942年8月，交大渝校由小龍坎遷往九龍坡新校址，順勢升格為交大總校。當年10月，改稱國立交通大學本部，由吳保豐出任校長。1945年抗戰勝利后，交通大學才由重慶回歸上海。

在這一辦學戰線上，至1945年8月，前后不到5年裡，交通大學在重慶擁有9個系、2個專修科、1個研究所，成為囊括“陸海空”、門類較為齊全的工科大學，教育層次上以本科為主，兼有專科和研究生教育。盡管由於經費、師資等原因，沒有恢復設置基礎教學的理學院，但在學科專業上較抗戰前已有很大的發展，為回歸后的交通大學構建起了較大的發展框架，成為大后方高等工程教育的一朵奇葩。至抗戰結束，學校已有43個班，師生1500余人。

在整個重慶大后方辦學時期，交通大學極力延聘從歐美各國留學歸來的高端人才來校執教。其中，既有茅以升、倪俊、陳章、徐承燠、薛次莘、柴志明這樣的資深學者，也有曹鶴蓀、季文美、許玉贊、岳劼毅、馬明德等30歲左右的一批年輕學人。他們此前大多在海外深造，擁有哈佛、麻省理工、康乃爾大學、芝加哥大學、伊立諾大學、密執安大學、英國特倫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柏林高工、意大利都靈大學等名校學術背景。其中僅交大1934屆畢業留學歸來執教母校的就有11人之多。

這些教師大多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毅然放棄在國外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懷著科學救國、為國育才的理想，將世界科技的最新發展帶到大學課堂上，給學校人才培養帶來強勁活力。比如，美國1942年出版的教材，1943年就已經在交大使用﹔張鐘俊教授所開的《電信網絡學》是當時世界上最前沿的課程。

在此期間，重慶交大走出包括21名兩院院士在內的知名校友，其中就有茅以升院士。1937年抗戰爆發后，他就任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並隨校南遷貴州平越。1943年，茅以升被選為交大渝校土木工程“部聘教授”，在九龍坡授課兩年多。

交大學子則在校內掀起從軍熱潮，主要有應征軍中翻譯員、應征青年軍入伍等運動。隨著來華盟軍日益增多，需要大批軍事翻譯人員，社會上招募人員的質量數量都不能滿足需要。1943年初，重慶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充任譯員辦法》，征調學生從軍擔任盟軍譯員，重慶的交通大學分得名額50個。截至1943年10月底，四年級學生全部應征，總計71人。

1944年秋，日軍大舉進攻桂黔，嚴重威脅陪都重慶。10月1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告全國青年書》，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等口號，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時任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琇、交通大學校長吳保豐、復旦大學校長章益等24所大學校長聯名致電，表示恪盡職責，踴躍應征，以雪國恥。

不久后，交通大學便成立從軍征兵委員會，開展從軍動員。至1945年2月，交大學生參加青年志願軍45人，政工人員5人，女政工人員1人，海軍81人，空軍高級機械班17人，空軍飛行及領航12人，譯員16人，總數達177人，佔1944年度在校生的13.21%。

校史研究發現，1940年秋考入交大滬校機械系的學生楊大雄，1942年春轉赴交大渝校就讀。1943年11月就響應國民政府號召應征戰時譯員，在國民黨第79軍擔任美軍翻譯官，多次參加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戰斗。1945年6月，他在柳州前線與日軍遭遇，奮勇殺敵，壯烈犧牲，年僅25歲。1997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同濟六遷

小李庄來了大學者

多難興邦，同舟共濟。根據蘇智良等編著的《中國抗戰內遷實錄》記載，抗戰時期，同濟大學輾轉6次遷校，從東海之濱遷移至西南邊陲。

同濟大學的前身是德國人在滬創辦的寶隆醫院和貝倫子工程學院，后由北洋政府收歸國有，上世紀20年代末期更名為同濟大學，是一所擁有醫、工、理學院的大學，採用德語和德國圖書儀器教學。“八一三”事變后，同濟撤至吳淞的校舍遭到戰火嚴重破壞，於是決定內遷。

倉促南遷，千裡輾轉，曾先后遷到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吉安，廣西賀縣八步鎮。第五次遷校到雲南，分為兩路，一路是女同學，患病學生和教職員工，他們乘汽車經過柳州、南寧到龍川。另一路是男同學組織的步行隊伍，翻山越嶺到達南寧后乘船到達龍川。兩路人馬在龍川會合后，再乘汽車經憑祥出鎮南關，經過越南終於到達昆明。1940年秋天，日軍對昆明空襲日益增多，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條國際運輸線——滇緬公路也被切斷，同濟師生不得不考慮第六次遷校。

同濟校方委托老校友、宜賓中元紙廠廠長錢子寧在川南一帶尋找新校址。小鎮李庄的當地士紳羅伯希、張鼎臣等人得知同濟處境尷尬后，立即召集李庄各界人士商議，決定歡迎同濟遷入李庄，並發出一紙電文——“同濟遷川，李庄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這一消息當即讓無處可去的同濟學子感到了雪中送炭之感。

1940年10月，同濟大學遷至李庄。此前遷住的地方時間最長的僅為8個月，最短的甚至不足一百天，而在李庄，同濟大學一呆就是5年。

一時間，小小李庄的街頭巷尾，走來了梁思成、陶孟和、李方桂、李濟等一批國內頂尖學者。到1941年初，李庄人口由3600人陡然增至15000人。在受盡流離之苦的學者、學子看來，他們無異於找到了一方學習求知的福地。

然而，李庄要一下子安置上萬的外來人口實屬不易。性格豪放的李庄人居然想辦法給神像搬家，將幾所當地土地廟裡的神像全部用滑輪吊出，集中安置。專管一方土地命運的“神仙”被請出正殿，而手執教鞭的師長和莘莘學子高坐堂上，那裡真正體現了“師為重，神為輕”。當地士紳羅用光把新建不久的自家宅院，沒有絲毫討價還價就賣給了李庄小學，而李庄小學則把原來的祖師殿用作同濟醫學院解剖實驗課場地。

知恩圖報的同濟人，對李庄百姓也予以相應回報。遷至李庄后不久，工學院立即從宜賓架引電線，使李庄這個偏僻小鎮竟比縣城早10多年通了電。同濟大學還在小鎮上設置附設小學、中學並興辦幼兒園，一並解決了教職員工子女和李庄適齡兒童的入學問題，可謂一舉兩得。如今，小鎮居民吳傳榮老人當年曾經和梁思成兒女一起上學玩耍過，他不勝感嘆道：“那可是李庄的黃金歲月啊，從幼兒園到上大學，不用出鎮一步，這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

川南一帶長期流行一種地方病叫做痺病，輕者渾身無力，皮膚發麻﹔重者上吐下瀉，四肢麻痺，如果病情惡化發展到胸部即無法醫治。同濟醫學院遷到李庄后，教授唐哲、杜公振通過動物活體實驗，查明病因是當地食鹽中含有氯化鋇，一舉攻克了痺病。從此困擾川南百姓千百年的怪病不再猖獗，官紳百姓彈冠相慶，奔走相告，這項研究也被評為1943年全國應用科學類發明一等獎。

李庄辦學期間，同濟除了原來擁有的理工醫三學院外，又增添了法學院，學生總數1100余人，畢業人數近700人。同濟大學先后培養的兩院院士中，有5人曾在李庄時期就讀。1945年8月，堅持流亡辦學的同濟師生決定回到闊別8年的故土，為了感恩，他們把許多設備和書籍送給了李庄人民留作永久紀念。

復旦和大夏

千裡跋涉入山城

同在上海灘，復旦大學是我國第一所私立高校。1937年1月8日，學校董事會召開會議“擬在太湖流域另覓佳處”。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期間，民族資本家蔡德生購買太湖邊土地一千余畝，欲建復旦新校。但因抗戰爆發，這一遷校計劃未能實行。

同年，復旦大學發展為具有文、理、法、商4院，16個系科的大學，還附設有中學、實驗中學各1所，義務小學2所，成為東南重要學府。“八一三”事變后，南京教育部派人來滬，指示復旦、大同、大夏、光華4所大學組織臨時聯合大學內遷，其中大夏、光華兩校是現今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

抗戰初期，大夏、光華校園都慘遭日寇的轟炸和蹂躪，館藏檔案記載了日寇犯下的反人類、反文明的罪惡。根據記載大夏大學校舍資產損失的檔案，各項損失共計7987萬元（按1946年幣值計算）。日寇甚至佔領大夏大學校園，改為偽滬西法院，將群賢堂等處用於關押歐美僑民。在光華大學，大西路校舍原是上海高校中最為宏偉的校園之一，“八一三”事變時慘遭日寇炮轟，被日寇佔領后又遭一火焚毀，損失之巨難以統計。

盡管有南京教育部的聯校指示，但大同、光華因經費無著而退出，復旦、大夏則組織臨時聯大，分兩部分別遷往江西、貴州，先后在廬山、貴陽、重慶辦學。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江西聯大一部分內遷貴陽與二部合並，兩校師生長途跋涉，於12月底抵重慶，各界歡迎留川。

1938年2月，復旦在重慶復課，頗有一番復興氣象。與此同時，復旦與大夏之“臨時聯合”正式宣告解體。是年，復旦大學重慶部隻有60多名畢業生。同月，留滬復旦師生也復課，上海部僅有畢業生55名。

在重慶的復旦，剛開始借用民房作為課堂，以后陸續新建了圖書館、教室和宿舍。之后，在重慶陸續增設史地系、數理系、統計系、農墾專修科、園藝系、農場、茶葉組、農藝系等。1940年5月27日，日機轟炸復旦大學重慶部，教師宿舍王家大院被炸毀，罹難師生共7人。直至1944年，遭到日寇進逼，大夏大學還再次遷往貴州西部赤水。

因為經費實在困難，難以繼續維持，重慶的復旦大學不得不謀求改為國立。1941年11月2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屆一次會議通過決議，復旦大學重慶部由私立改為國立，由吳南軒任校長。此后經費較以前充裕，聘請了陳望道、周谷城等著名學者，學術水平較以前大為提高。但在上海的校長李登輝始終不贊成這件事，他認為改國立后的政治影響對學校不利，阻礙很多，后因既成事實，被迫答應。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駐上海租界。李登輝宣布學校實行“三不主義”，即不向敵偽注冊、不受敵偽津貼、不受敵偽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辦。在敵偽環伺的情況下，學校堅持不教日文。1942年，敵偽提議將聖約翰和復旦等4所大學合並為聯合大學。在李登輝的堅決反對下，此事無法得逞，最終作罷。

我住長江尾，君住長江頭。復旦改國立后，經費仍很緊張，有時連考卷用的紙張也沒錢購買。據復旦校長吳南軒的文書主任回憶，那時吳南軒幾乎每星期都要由黃桷鎮到重慶市區，張羅借錢或募捐。他為了省錢，隻去吃小館子，不知怎麼傳染了傷寒。所幸醫治及時，雖身體大傷，但尚能保命。

1940年，江一平由滬入川，任復旦副校長。他是滬上著名企業家虞洽卿的女婿，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的著名律師，公共租界的華董，又與中國茶葉公司副總經理吳覺農相熟，商妥由復旦農學院增設茶葉系以及茶葉專修科，由吳覺農兼系主任，經費也由公司分擔，這使復旦好比吃了一服補藥，解決了很大一部分資金問題。解放后，吳覺農任農業部副部長。1945年抗戰勝利，復旦等校終於從山城重回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