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父親二三事

　　我的父親李代耕於1918年3月出生於河南省林縣城關，先后於1933年、1936年12月在林縣立師范學校、安陽農林學校畢業后，於1937年10月參加革命，1938年2月入黨，1938年10月參加新四軍。

　　1941年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建。華中局要打通與北方局的聯系，派父親前往設在山西的八路軍總部取絕密的電報密碼。從淮南到山西，沿途都是敵佔區,任務之艱險可想而知。他為避開正面敵人，繞道淮北固鎮乘火車。郭石1990年時談到：代耕同志對黨忠心耿耿,多次不怕犧牲地出色完成黨交給他的艱巨任務,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為了順利完成任務，組織上決定派蒲思澄陪同他到北平。蒲思澄的父親住在北平，是偽政府北平官員，他知道兒子是共產黨。代耕到達北平后就住在蒲思澄家裡，蒲靠他父親的身份掩護代耕的安全。以后經過地下黨介紹，通過石家庄附近一個偽軍關系轉山西到八路軍總部，並見到彭德懷同志,彭德懷與代耕一起吃過一次飯,問了一些情況。代耕同志取到密電碼后，為保証安全,他將密電碼隱藏在牙膏殼裡，時刻不離身。他深知這牙膏殼裡的秘密寶貴，馬虎一點都會給黨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回來時他到達徐州住旅店，因為越是敵鞏固區越安全。為防止敵人搜捕,他將牙膏牙具袋挂在牆上，保証時刻能看到。幾經周折，渡關過卡，勝利完成了任務,受到上級的嘉獎。

　　何偉夫人孫以謹在1986年曾做過細致的描述：1943年8月，傅秋濤（時任七師代理師長）和何偉（時任七師政治部主任）奉命去延安參加“七大”，陳沛然和我同行。我們一行於黃昏時渡黃洛河，夜跨津浦路到達新四軍軍部新鋪。傅秋濤攜帶長子阜寧，何偉剛患過急性盲腸炎，兩人行動多有不便,走老解放區需要穿過山東、山西幾道封鎖錢，才能進入太行。經研究后便採取走敵佔區到太行。當時華中局為了保証各地區去延安開會的負責同志的安全，便由曾山親自選擇李代耕為政治交通負責帶路，傅秋濤已先期由代耕送到太行，我們於10月間，何偉病后休養了一個月，才穿上便衣，由解放區熟人搞到兩張河南民權縣民証與代耕走向征途。我們和代耕雖然第一次見面，但由於他的純厚、和靄、謙虛，便一見如故了，同行的還有錢進（郭述申原夫人），她為人活躍,何偉性好詼諧，加上代耕的純朴善談，四人同行，沿途總是好開玩笑，歡聲笑語,減輕了旅途的緊張，雖然日行不止數十裡，但不覺疲勞，就這樣從新鋪到四師師部所在地申集，再向固鎮前進。記得在距離固鎮不遠的一個地主家宿營，計劃好盡量減少在固鎮橋（現安徽固鎮縣）停留的時間，大家就嚴肅緊張起來。午飯后，便搭上津浦北上火車到徐州轉車。為了保証旅途安全,何偉與錢進坐的二等車，他們打扮的衣著也講究一些。我與代耕並肩坐 了三等車，手中提著點心，像走親戚一樣。車停徐州車站，我們因要轉車繼續前進，便找了一個小飯庄住下。我們都遵守代耕囑咐的行軍紀律,不要輕易進出，要提高警覺。這樣我們平安地到達河南安陽車站。到了安陽,代耕就平靜多了，因為他有個舊時同學在那裡作警官,因此人家對我們很放鬆。安陽在林縣解放區附近，夜間有人來檢查，由於那個警官曾來住地看過他，我們就避免了檢查，次日便向林縣(敵佔區，當時是偽軍孫殿英佔領)的水冶鎮前進，這兒是敵我交界區，出水冶鎮不到十裡，便到解放區的兵站（紅村）為了安全起見，何偉與代耕當時即先行進入解放區，我同錢進以妯娌相稱，住水冶鎮,稅務局長等派交通來接我們，我們對別人說錢進愛人在孫殿英部隊當官，何偉是他兄長，代耕是表兄弟，他們先去找這位“官”，再派人來接我們。代耕是林縣人，這兒地形人事都較熟悉,他帶著何偉翻山越嶺，找到兵站，以避開水冶鎮后的檢查站。兩天后，便派人來接我們，我頭頂黑包頭（當地婦女用的）化裝成小鎮的中年婦女，與錢進隨來人到了鎮外接上頭，休息一下，便走向解放區。那年的山西、河南交界處是特大荒年，眼看沿途男女老小都面黃肌瘦,東倒西歪,甚為淒慘。代耕在我們到后，又留了一夜,即轉新鄉了。

　　據徐雪寒回憶文章：約在1944年初，代耕奉命陪同潘漢年經敵佔區去延安參加七大，臨行時我、馮定、范長江、於毅夫送他們走，看著他們騎馬向西北方向走去,大概是到津浦路去搭車吧。過了十來天，代耕回來了，隻知道他的任務已經完成，別的就不知了。哪知過了不久，華中局負責人突然找我去說，漢年在北平等候晉察冀邊區交通員過期不至，他不得已潛回上海，要華中局派代耕再送他走，所以決定要我到上海找到漢年，再在上海交給代耕，讓他負責送去。這次確實完成了任務，漢年出席了七大﹔但代耕並未告訴我究竟怎樣送去的。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