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葉英

1945年新四軍時期的葉英

　　我的母親葉英，原名李慧英，祖籍江蘇省江都縣（現揚州市）。1923年10月16日出生於上海。1936年至1942年，先后在上海惠中女中，明德女中，民立女中學習。1943年，考入中華無線電學校，后又考入復旦大學英文系。1939年，在上海加入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上海學生救亡協會。1941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11月參加新四軍。

　　一、中學時代投身學運，參加上海地下黨。母親出生在上海，一個在揚州鄉下擁有地過二、三百畝，房屋數十間的殷實家庭，接受了中西方融合的大、中、小學教育。“八一三”淞滬抗戰后，日寇的鐵蹄踏碎了上海，母親家居住在法租界馬當路(現“新天地”)，她每天上學要經過“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門口就豎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這樣的恥辱深深地灼傷了她幼小的心靈。根據地下黨的指示，她將原名李慧英改為葉英。她躲在“亭子間”內與同學一起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景，也影響了她的弟弟、妹妹陸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受黨派遣，她瞞著家人離開上海到華中根據地后加入了新四軍，外婆曾因得不到她的消息，悲痛欲絕，大病一場。

　　二、受黨派遣到華中根據地加入新四軍。1944年秋，遵照上海地下黨的決定，母親從上海來到敵后抗日根據地，當時是華中局城工部的劉長勝和張承宗同志接轉了她的組織關系。據母親回憶：接轉黨的關系后，發給我一套軍裝，並派我到整風輪訓班參加整風學習。曾先后跟我在一個小組參加學習的有喬石、金德琴、沈正光等同志。我們剛到根據地，因不太了解根據地的情況，大部分人開始時只是聽，很少發言。年底，召開了一次學習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一文的大型討論會，地點在我們小東庄駐地附近的小王庄，華中局政策研究室和新華社的同志們也都參加了。以后才知道，在討論會上作長篇發言的是徐雪寒、李代耕、姚溱、於毅夫等同志。按照組織上的規定，我們這些剛從敵佔區來的同志，每人都要寫一份自傳，在輪訓班結束時，我的自傳也已寫完。一天，劉長勝同志召集我們開會，宣布一部分同志回上海，留下來的同志立即打背包，分散隱蔽到盱眙縣的幾個小村子裡去，因為這裡有情況（指日本侵略者要來掃蕩）。我是屬於留下來的，隨后，在老鄉家住了一個月左右，一天，於毅夫同志通知我到新四軍軍部組織部報到。

　　三、在華中建設大學學習，與父親相遇、結合。1945年初，抗日戰爭勝利在望，華中局決定創辦“華中建設大學”，為抗戰勝利后的各方面工作培養骨干。當時的華中建設大學人才薈萃，許多老師都是經過實際斗爭考驗的知識分子。校長是彭康，副校長是張勁夫，系主任有陳同生、梅益、姚耐、陳修良、朱大章、李代耕等。華中局的領導同志也輪流來講課。學員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是當地脫產干部，一部分是南京、上海、杭州一帶到解放區來的知識分子及部分地下黨撤回來的同志。母親在軍部工作了三個月左右，也被調到建設大學去學習。據母親的回憶：因我在淪陷區時念過復旦大學經濟系，（應該是從英文系轉到經濟系），組織上就將我轉到財經系，離開新鋪街住到一個小村庄，和喻方、張茜住在一個院子裡的前后院（當時陳毅軍長到延安參加“七大”了）。我記得是換上新的單軍裝去建大報到的，當時建大在新鋪街上，代耕擔任民運系主任，就住在新鋪街校部。沒過幾天校部要調幾個同學幫助抄寫教材，我也是其中一個，教材是代耕親自編寫的，內容有：抗戰的意義，如何發動群眾，如何開展知識分子工作，建黨工作中要反對兩種傾向—關門主義與拉夫，等等。當時條件很差，講義是刻蠟板以后，一張張油印出來的，講義編寫得很生動，一些理論聯系實際的例子，都是代耕從工作中總結出來的。那是他27歲，但老成持重，有時沉默寡言，相處久了，才知道他講話滔滔不絕，能言善辯。周圍的人，從校部到財經系的同志，都對我們的感情發展表示贊許，並幫助促進，我們商定抗戰勝利后便結婚。8月13日傳出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個小院子裡，在月光下端出點燃一根燈芯的小油燈，向組織寫了結婚報告，由孫湘同志（賴傳珠夫人）第二天送華中局組織部，曾山同志當即簽字並批語贊成。9月3日，我們在建設大學新鋪街上結婚，學校殺了一頭豬（是自己生產的成果），大家高高興興地改善了一下生活。約二、三天后，代耕接華中局指示，要他趕赴前方新四軍一師粟裕將軍處傳達中央命令，他毫不猶豫地執行任務去了。

　　母親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種人生，但她與我們這個曾經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的國家，苦難的民族一起經歷了血與火的重生。她生長於十裡洋場，卻鄙視現時的奢華和拜金﹔她始終恪守中華傳統文化，克己勤儉，相夫教子。在她身上保留著那一代人共有的奮斗卓絕的歷史印記和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