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前排左二）、董必武（前排左三）與紅岩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人員合影。（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羅世文（1904-1946），四川威遠縣人。全面抗戰爆發后，羅世文受黨中央派遣回四川，先后擔任中共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川康特委書記、四川省委書記、八路軍成都辦事處主任、新華日報成都分社社長。在1940年3月國民黨陰謀制造的成都“搶米事件”中被捕，長期囚禁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內，1946年10月被殺害。（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也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新起點。中國共產黨發起並堅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保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四川是這場長達八年的反侵略戰爭的大后方，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周恩來同志曾用四句話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即：抗戰最后根據地﹔聯結西北和西南的樞紐﹔兩個民主運動中心﹔堅強的戰斗的西南黨組織。正是由於抗戰時期四川所處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中共四川組織肩負著特殊的歷史使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領全川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為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加強自身建設，推動全省抗日進步力量中心的形成和壯大
要成為抗戰時期的戰斗堡壘和全省抗日進步勢力的中心，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黨組織本身必須要加強自身建設，不斷發展壯大。而在土地革命時期，四川黨組織歷經磨難，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遭受嚴重損失。193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壞后，黨組織統一領導的活動基本停止。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全省黨員數量隻有100余人，他們沒有統一的省級領導機關，互不相屬，零星分布在成都、重慶、宜賓等地。
黨中央十分關注四川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早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派張曙時到四川開展工作。1937年夏，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在延安聽取張曙時關於四川統戰工作和組織情況的匯報后，決定派張曙時為中央特派員，仍回四川發展黨的組織。1937年6月，曾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瀘縣中心縣委書記的鄒風平到達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四川黨組織遭受破壞的情況。通過各種途徑，中共中央和中央領導對當時四川形勢的發展、對四川黨組織的基本情況及發展趨勢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與判斷。全面抗戰爆發后，第二次國共合作局面形成，為中共四川組織的恢復重建創造了條件。針對全國形勢的發展和四川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指出：四川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很快就會成為全國各黨派各實力派爭奪的重點和全國的政治中心。因此，應迅速加強四川黨的工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親自關心和指導下，中共四川組織很快得到了恢復和重建，並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1937年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四川做公開統戰工作的羅世文從成都到陝西，在西安寫了入川報告，對四川統戰工作和中共地方組織的重建向黨中央提出建議。10月，張聞天、李富春代表中央找鄒風平和在延安中央黨校任總支書記的廖志高談話，告訴他們中央決定派他們到四川重建黨的組織，要求他們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員會。為加快四川工作步伐，中央還決定派於江震、王子模等川籍黨員和鄒風平、廖志高等一同回川工作。11月28日，鄒風平、廖志高等一行6人帶著中央的重托離開延安回四川。12月14日，鄒風平、廖志高到達成都與張曙時、羅世文接頭展開恢復和重建四川黨組織的工作。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在成都正式成立，鄒風平、廖志高、張曙時任省工委委員。最初成立的省工委直屬中共中央領導，長江局成立后改由長江局領導，南方局成立后則改由南方局領導。省工委主要活動包括恢復和發展中共四川各級基層組織、進行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加強對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
1938年5月，省工委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和長江局關於“大量發展黨員，不要搞關門主義”的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都把發展黨員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使各級地方組織和黨員隊伍獲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為完成此項任務，省工委對工委機關和各地黨組織進行全面調整，分別成立了成都、重慶市委，撤銷川北工委，建立南充中心縣委和閬蒼南中心縣委，撤銷川南工委，分別成立瀘縣中心縣委和宜賓中心縣委。在過去沒有黨組織活動的地區，也派人前往建立組織，發展黨員。在省工委領導下，全省各地黨組織和黨員迅速行動起來。他們深入工廠、學校、軍隊和各抗日救亡團體開展工作。一方面組織工人、學生和進步青年以及廣大市民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一方面對抗日救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進行幫助教育，吸收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38年11月，四川黨員從1938年3月底僅有的340余名發展到3250多人。黨直接領導的進步團體19個，團結和組織的群眾2400多人。
經過努力，四川地方組織迅速發展壯大，不僅黨員人數有了大的增加，組織機構也更加完善，至1938年10月，建立了成都、重慶、自貢3個市委和宜賓、瀘州等7個中心縣委，從而使黨的基層組織遍及全省各地。
中共四川組織的重建和黨員隊伍的發展壯大，成為推動全省抗日救亡運動不斷深入的堅強的政治領導力量，也成了大后方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這引起了國民政府與蔣介石集團的警覺和注意。1938年10月底，武漢會戰結束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四川成為各種政治勢力活動的中心舞台，處於支配地位的國民黨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政策，大肆破壞中共組織，抓捕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接連掀起反共逆流。1940年3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成都制造搶米事件，嫁禍於中國共產黨，逮捕了中共代表羅世文和著名進步文化人士車耀先等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致使四川中共組織的活動空間被進一步打壓。
在此情形下，中共四川組織審時度勢，認為“四川黨的建設工作已初步完成。但三四月來發展太快，新黨員對黨的基本知識還遠遠不夠，黨的基礎不算穩固”，決定“以后組織方針是鞏固與發展同時並進”。這一時期，四川黨組織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后南方局）領導下，採取了一系列加強和鞏固黨組織、鞏固黨員隊伍的措施：
首先，根據形勢發展，對黨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1938年11月，省工委撤銷，分別建立了川東、川西（1939年1月西康建省后改為川康）兩個直屬南方局領導的特委。其中，川東特委領導重慶、川東、川南之宜賓、瀘縣等地的黨組織及1500多名黨員，廖志高任書記﹔川康特委領導成都、川西、川北和川南之自貢、內江、樂山等地的黨組織和1800多名黨員，鄒風平、羅世文先后任書記。
其次，加強黨員的培訓和教育。由於大批的新黨員加入，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加強黨的建設，成為四川黨組織面臨的極為重要的任務，也是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必須解決的問題。為了加強對黨員的教育，提高黨員的政治思想覺悟，增加黨員知識，提高黨員的工作能力等，省工委首先從思想教育入手，決定由省工委宣傳部和成都市委部分成員，組織成立專門的教育委員會，舉辦黨員短期訓練班，要求各級黨組織選派黨員參加培訓。
再次，號召全省黨的組織和廣大黨員普遍深入農村、工廠、學校做群眾工作，發展黨組織。提出，工人運動以重慶、自貢、樂山、瀘縣、成都、順慶（南充）為重點﹔農民運動以川東梁山、達縣、萬縣，川南的榮縣、威遠、宜賓，川西的成都近郊，川北的閬中、蒼溪、南部為重點﹔青運以學生為主要對象，成、渝為中心﹔婦運“應在女學生與農婦兩方加緊努力，有女工的地方亦應特別注意”。“由這些群眾工作開展來擴大黨的組織”，取得了明顯成果。四川黨組織這一時期的組織建設與發展工作，曾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表揚，稱贊：黨的工作路線以浙江、廣東、四川等省為好。
至1941年1月，以皖南事變為標志，整個國民黨統治區內出現了新的極度嚴重的白色恐怖。面對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共四川黨組織堅決貫徹中央“蔭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把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務不注意的地方找職業，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級領導機關切實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則﹔在特務嚴密監視的部門中，不建立支部，黨員獨立活動﹔把黨和群眾工作的中心，盡可能地放在利用社會習慣、政府法令與合法組織方面，以密切同群眾的聯系。通過上述措施，中共四川組織將黨的力量深藏於群眾之中，保存了黨的組織和骨干力量，從根本上鍛煉了黨組織，並在復雜環境中逐步學會如何更妥善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
總之，作為全省抗日進步勢力的中心和中堅力量，抗戰中的四川各級黨組織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努力加強自身建設，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積極領導和組織全川廣大黨員投身抗日救亡圖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加強上層統戰工作，推動全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爭取中國抗戰勝利的重要法寶，是爭取民族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1935年華北事變，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階級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重視和加強對四川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對手握兵權、主政四川的劉湘等人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抗戰前，朱德曾寫信給楊森、鄧錫侯等，呼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5年張曙時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來川開展統戰工作，密切與四川知名人士的溝通。根據當時形勢，張曙時制定了推動上層轉變，促進劉湘反蔣抗日的斗爭方針。經過不懈努力，中共對四川實權人物的統戰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劉湘等實力派人物逐漸轉變了政治態度，擁護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共同抗日的主張，表示願意率領川軍出川，積極投身抗戰第一線。
1937年8月4日，劉湘在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時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主張堅決抗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聽了劉湘的發言，對其愛國熱情表示贊賞，約定雙方互派代表加強聯絡。嗣后，中央派李一氓、羅世文到成都做聯絡代表，進一步在川軍及各界上層開展統戰工作，劉湘派王干青做聯絡代表常駐延安。李一氓、羅世文臨行前，毛澤東親自指示：劉湘在四川實力派中軍隊最多、武器最好、實力最強、影響也最大，做好劉湘的工作，四川抗戰的局面就可觀了。四川實力派對蔣介石集團進入四川既有戒心又十分無奈，他們既害怕蔣介石對自身的排擠，同時難以抗拒中央軍的強大實力，又有聯合中共抗日的強烈願望，這為中共在四川組織統戰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可能性。羅世文到四川后，給劉湘帶去了毛澤東給劉湘寫的親筆信和劉湘派駐延安的代表王干青寫的介紹信。羅世文還帶去了朱德、劉伯承等八路軍高級將領分別給劉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楊森等川軍將領寫的信。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四川地方黨組織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加上社會各界的呼吁和努力，終於使四川地方實力派逐步改變了看法，了解並接受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7年9月，首批川軍出川抗戰。此后，在八年抗戰中，共有300多萬川軍將士奔赴前方，成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以打內戰著稱的川軍出現如此大的轉變原因有許多，但其中不容忽視且非常重要的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四川組織和廣大黨員在促成川軍停止內戰、出川抗日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和影響作用。
1937年7月23日，四川省抗敵后援會（簡稱“省抗”）正式成立。“省抗”雖然名義上仍屬國民黨省黨部統一領導，但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員和各界進步人士手中。他們利用這個合法組織形式的有利條件，廣泛發動和組織民眾，促進了全省抗日救亡運動不斷向前發展。1937年8月2日，“省抗”發出通電，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發動全民族對日抗戰，厲行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保全領土，肅清漢奸，鞏固后方，武裝民眾，並要求劉湘親率川軍出川抗日。8月7日，“省抗”組織成都市民10余萬人在少城公園召開大會，發出通電重申8月2日通電主張。大會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氣氛之熱烈，是抗戰爆發后空前的。“省抗”成立后，全省各地也陸續成立了領導成員大多為民先隊隊員和進步人士的分會，各界抗敵后援會、四川青年救國會、學生救國聯合會等抗日救亡團體也紛紛成立。
以“省抗”的成立和1937年9月劉湘親自率部出川抗日為標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四川正式形成。
1938年初劉湘在武漢病逝后，中共四川組織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繼續與其他四川地方實力派密切聯系，爭取他們對四川抗戰的支持，積極開展對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的統戰工作，使他們始終同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系。如劉文輝的軍師和助手、川軍將領張志和曾在延安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后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委員，成為中共聯系四川實力派的橋梁和紐帶。后，八路軍與劉文輝二十四軍達成抗日合作協定，王少春等3名中共黨員攜帶電台到雅安，幫助劉文輝建立與延安的直接聯系。因此，抗戰初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四川地方實力派表現出開放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姿態，這對中共四川組織領導全省民眾蓬勃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客觀上提供了有利條件。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此后，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中共四川組織在南方局的領導下密切注視著政治局勢的變化，並努力堅持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川康特委書記羅世文不斷將搜集的情況向南方局匯報，南方局也及時指示四川黨組織作相應的應對。1940年3月，國民黨在四川制造了旨在打擊中共四川組織和四川地方實力派的“搶米事件”，一批共產黨員被捕。四川黨組織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特別是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在迅速撤退黨員干部的同時，努力做好地方實力派的工作，通過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高舉了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在避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裂的前提下，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執筆 周銳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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