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王蘭江（右）與“地雷大王”王來發（左）合影。王來發時任李峪村民兵隊隊長，王蘭江時任民兵隊指導員。 本報記者 齊小英翻拍
“其實咱一天正規的八路軍都沒當過，我那時當的是民兵，就是日本鬼子叫的‘土八路’。仗越往后打，鬼子越怕我們的人民戰爭。”5月18日，91歲高齡的原省委常委、省軍區政委王蘭江在家中講述起家鄉全民抗戰的激昂斗志時，神情和言語中顯現的依舊是當年心中懷有的那份堅定，他說，鬼子很怕他們這些隨時隨地從山野裡鑽出來揍他們的“土八路”。
雖然南征北戰，戎馬一生，王蘭江到現在仍是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他的家鄉在山西武鄉縣，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部、129師首長在這裡指揮過著名的百團大戰。這個當時僅有13.5萬人的小縣，就有9萬人參加各種抗日團體，其中，犧牲、被捕2萬多人，被譽為“抗日模范縣”。
李峪村坐落在太行山西麓，是典型的低頭山溝溝、抬頭山圪梁的地貌，全村一共五六十戶人家。王蘭江家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家裡幾代人住在一個大院裡。因為當地土地貧瘠、缺水嚴重，老百姓的日子都過得很苦。
“我很小就知道了共產黨。”王蘭江說，由於家境不錯，他7歲就開始讀書認字，姥爺偷偷給他看地下黨的材料，還把抗日口號寫在紅紅綠綠的紙上，他還幫著悄悄出去散發。
1937年11月，日寇佔領了縣城。那年，王蘭江13歲。八路軍一到，他就加入了抗戰組織，當上了兒童團長。兒童團除了上學，就是站崗放哨。王蘭江帶著小伙伴，拿著紅纓槍威風凜凜地站在村口，主要任務是防漢奸、查壞人。
倚窗而坐的王蘭江，時而低頭沉思，時而抬頭凝望。他說，戰爭是殘酷的，百姓的遭遇也是血淋淋的。當敵人燒掉爺爺的炭店、搶殺吃掉二叔賣炭的毛驢時，他更加堅定了抗日信念。特別是每年夏至、秋收時節，敵人都要進村掃蕩，每次三五天，剛開始，群眾沒有經驗，藏的糧食被拿走、藏進窯洞的人被熏死、無辜殺害，房子被燒毀，掃蕩后不少村都是戶戶冒煙、家家發喪的慘狀，老百姓沒有不恨日本鬼子的。
“上面發了兩條槍，別人不敢背，我不怕。”16歲當上村抗日組織青救會負責人和民兵班長的王蘭江自豪地說，由於自己思想進步敢想敢干，不到18歲就被介紹入黨，第二年就成為民兵指導員、村黨支部副書記。
雖年事已高，但王蘭江言語思路清晰，談吐間依稀可見當年那個立說立行的“王大膽”。“一個村的民兵就那麼幾個人，武器既少又落后，不能和鬼子正面打，我們用得最多，對敵人殺傷最大的是地雷戰。”他和當時的民兵隊長王來發，在長期的對敵斗爭中摸索出了地雷戰、麻雀戰和夜摸戰等具有鮮明敵后斗爭的特色戰術。
“地雷戰可不是簡單的埋個雷。”王蘭江介紹說，一開始，上面派發的鐵雷不夠用，大家就一起動腦筋造石雷，在石頭上鑿眼，裡面裝上火藥，安上導火索，由於石料厚薄不均，爆炸效果會差一些。
“我們針對不同情況研究了多種設雷方法。”他說，梅花雷就是在路上埋好雷，再在路兩側和四周也埋上雷，形成梅花狀，當路面的雷炸開，敵人四面散開時，有的就跑到四周埋的雷上。看著敵人挨炸，看著自己的得意之作大顯神威，他們躲在不遠處常互相掐著胳膊捏著拳頭，憋著聲地高興。有的雷剛開始隻能炸一兩個敵人，多次改進后就炸得多了。1943年7月，日寇圍困蟠龍，王蘭江帶領民兵布的雷一次就炸死了十來個敵人和兩匹軍馬，這對他們民兵來說就算是個大勝利了。
針對敵人進村掃蕩，他們研究出了多種設雷方法。在院子的大門上吊一顆雷，門一開就炸了，叫開門雷﹔把地雷放在鍋蓋下，敵人一找吃的就碰炸了地雷，叫鍋蓋雷。敵人也很狡猾，他們會抓來老百姓在前面走，如果有雷，老百姓會先被炸死，王蘭江就採用拉雷，用拉繩控制引信，等敵人過來時再拉響引信。因為拉雷的引線不能過長，王蘭江要選擇近處隱蔽，危險性相當大，有時候甚至近的能看見敵人的面孔。盡管事先已經想好逃跑路線，但民兵們仍然隨身帶著“光榮彈”准備和敵人同歸於盡，寧死也不願讓日寇抓住。
“侵略者的炮火一遍又一遍炸碎了太行山的寧靜，武鄉人民抖擻精神全民抗戰。”王蘭江清晰地記得，白天他和民兵兄弟們除了在山上巡邏，掩護群眾轉移，還要和敵人進行游擊戰，也叫麻雀戰，就是他們先把村頭山上的假樹放倒，通知大家隱蔽，然后就在山梁上東打一槍、西打一槍，打了槍就跑，敵人四處張望不知該往哪兒追。夜晚，由於熟悉地形和路線，王蘭江帶領民兵還要進行夜摸戰，一兩個民兵在夜間摸進村子襲擾敵人，讓他們不得安寧。
1943年是敵人掃蕩最猖獗的時期，在長達8個月的嚴酷斗爭中，武鄉軍民先后和敵人進行大小戰斗3200多次，殲敵2000余人。
從抗日戰爭一路走來的王蘭江，現在脊背已經有些微微彎曲，他深情地說道：一生中最難熬的就是抗戰八年，最幸運的就是5次闖過生死關活到今天，最寬心的是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無憂無慮。（記者 齊小英 實習生 陳卓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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