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熱血顯影的抗戰歷史

1936年12月，晉綏軍開赴綏遠抗戰前線。綏遠抗戰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方大曾/攝

1944年，八路軍冀中子弟兵進行操練。石少華/攝

1939年8月，八路軍召開精神總動員大會。沙飛/攝

1936年12月，綏遠抗戰前線，晉綏軍機槍手。方大曾/攝

1938年春，長城插箭嶺戰斗，八路軍指揮所。沙飛/攝

1940年3月8日，根據地婦女練習投彈。沙飛/攝

1940年5月，人民武裝自衛隊。沙飛/攝

1939年，白求恩在日光浴。這年10月，他在河北來源黃土嶺前線手術時，手指被劃破而感染，11月12日不幸去世。沙飛/攝

1943年春節，延安魯藝秧歌隊在邊區政府門前表演《歌唱南泥灣》。徐肖冰/攝

1941年，延安煉鐵廠。周從初/攝

1942年9月，延安，九一運動會跳遠比賽。吳印咸/攝

78年前的7月7日，日本駐軍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今盧溝橋鎮）搜查。中國駐軍嚴詞拒絕后，日軍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起了進攻。中國駐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自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這次抗敵戰爭，其悲壯慘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3天后，到達“七七事變”現場的方大曾在《盧溝橋抗戰記》中寫到。根據《方大曾：消失與重現》一書記述，1937年7月10日，在家休假的方大曾得知盧溝橋發生戰事，便騎自行車趕到宛平城，看到人們正在掩埋陣亡將士，童子軍向商戶募捐。他拍下了很多照片，於當晚離開宛平城返回北京開始寫作。8月1日，上海《世界知識》發表了這篇名為《盧溝橋抗戰記》的報道，方大曾也成為報道“盧溝橋事變”的第一人。

方大曾1912年出生在北京，家境殷實。他從小喜愛攝影，讀小學時，母親用7塊大洋給他買了第一台相機。十六七歲時，他在報紙上號召有相機的有志青年，拿起相機一起去發現生活的樂趣。大學畢業后，受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他參與創辦了“中外新聞學社”，並以“小方”的筆名在各報刊發表照片和文字報道。1936年12月，綏遠抗戰一開始，他就拿起相機奔赴前線。在北京、集寧、高家地、紅格爾圖、陶林等地的43天裡，他幾乎孤身奔波於各戰場間，留下了大量影像資料。

“盧溝橋事變”后，經范長江介紹，方大曾成為《大公報》的戰地特派員，奔赴河北、山西等地採訪。1937年9月，方大曾從河北蠡縣寄出最后一篇報道后便突然失蹤。9月30日，《大公報》刊登了這篇署名“本報戰地特派員小方”的文章《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九月十三日，敵軍即已有小部分渡河。十四日戰爭最烈，對方的炮火比機關槍還要密，我們隻用守據點的死法子……”據《方大曾：消失與重現》的作者馮雪鬆推測，方大曾應該是在保定淪陷時犧牲。

這一年，方大曾25歲，年華正好﹔這一年，同樣25歲的沙飛，也毅然奔赴華北抗戰前線。

沙飛本名司徒傳，出生於廣州。從無線電學校畢業后，便在北伐軍中當電台報務員。1930年代初期，沙飛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以攝影為終身事業。抗戰全面爆發后，從藝術攝影轉而關注社會題材的沙飛在《廣西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攝影與救亡”的短文，他堅信：攝影是“宣傳國家正在面臨著戰爭悲劇的最強大的武器”。而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東三省后，大量愛國的攝影人，就通過攝影展覽宣傳抗日活動。

1937年12月，沙飛在河北參加了八路軍，並於1942年參與創辦了第一份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畫報《晉察冀畫報》。在美國學者何詠思看來，正是沙飛塑造了《晉察冀畫報》作為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的官方通訊社的品質。在創刊號，聶榮臻題詞：“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后是如何的堅決英勇保衛著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告訴了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在東方，在如何的艱難困苦中抵抗著日本強盜！” 在94頁的創刊號上，共發表了沙飛、羅光達等人的新聞攝影照片150余幅。

次年，他年僅20歲的老鄉石少華，帶著相機和50多個膠卷，秘密北上延安。從陝北公學畢業后，石少華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繼續學習，成為一名攝影記者。沙飛、石少華彼此慕名已久，卻直到1940年的冬天才第一次見面。那晚，兩人徹夜詳談。

沙飛粗獷率性，石少華則細致有謀略。此后，兩人一起辦刊，並肩用生命保護記錄歷史的底片。面對人手緊缺，石少華提議開辦攝影干部訓練班。這是最艱苦的一段日子，敵人全線封鎖。上課的時候，沒有膠卷，也沒有照相機，他們就用香在火柴盒上燙一個洞，把晒相紙貼在火柴盒的后面，放上兩個磚頭，進行曝光。從1940年6月到1948年11月，9期培訓班培養了200多名學員。

沙飛、石少華和他們的戰友拍攝了數以萬計的戰地影像。通過這些影像，人們看到，共產黨領導人朴素而平易近人的姿態，人民軍隊頑強而樂觀的精神，根據地群眾艱苦而熱情的生活。這些影像傳播到游擊區、淪陷區以及海外，為抗戰勝利贏得了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僑胞的同情與支持。其中，沙飛在1937年拍攝的《戰斗在古長城上》被視作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經典縮影。盡管日后受到“擺拍”的質疑，但這張照片，被印刷到無數的傳單與海報上，激勵了愛國民眾，投入到這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戰爭中。

抗戰爆發后，袁牧之、吳印咸、錢筱璋、徐肖冰等優秀電影人也陸續由國統區奔赴延安。他們在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支持下，於1938年9月初成立了延安電影團，全名為“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

電影團的工作條件同樣非常簡陋，辦公地點就是幾孔土窯洞。延安沒有發電廠，即使夜晚也隻能點小油壺燈。拍攝字幕、動畫，印制影片，印相放大照片等，都是利用照射到窯洞前的太陽光來進行。直至1946年10月撤銷建制，8年裡，電影團的工作者常年戰斗在一線，記錄了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在抗擊日寇、為贏得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浴血奮戰的場景，拍攝了《延安與八路軍》《南泥灣》等重要的新聞紀錄片，同時留下了上萬張反映陝甘寧邊區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照片。事實上，在抗戰中后期，由於膠片的來源越來越困難，電影團的主要工作幾乎就是拍攝照片了。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賀龍等視察前線、手術中的白求恩……電影團拍攝的這些照片都已成為中國攝影史上的經典之作，成為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化身。據粗略統計，僅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就有20余名戰地攝影記者在前線犧牲，而其中大多數人的面目都已消失在歷史之中。

2006年，方大曾的后人將精心保存的837張底片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2011年，沙飛的后人將106張原版照片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2013年，石少華的后人將60余張由石少華親自參與制作的原版照片無償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

78年后的7月7日，這些珍貴的影像首次在國博以“抗戰與文藝”為題共同展出。在這些用熱血與生命顯影的影像面前，我們恐怕唯有用心“凝視”才能抵御歲月漫長。

（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