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抗戰大后方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國共兩黨合作抗戰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大后方創造性地實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華民族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一、努力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工作的中心任務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中國的政治版圖逐漸呈現出一分為三的態勢，即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以上海為中心的淪陷區和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

　　抗戰時期，中國一切政黨、政治派別都面臨著兩大基本問題，一個是如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一個是如何實現政治民主，建設民主的新中國。1935年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以后，逐漸形成並最終確立了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路線。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成為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識。國共合作、團結抗戰是兩黨的最高利益。這是“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在國共關系上的體現，而維系兩黨合作又是抗戰勝利的前提。抗戰大后方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舞台，而國共合作便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1938年10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屆六中全會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戰大后方的概念，他說：“敵以少兵臨大國，加以我之堅強抵抗，就迫使敵人發生了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的困難，這樣就不但給了我一個總的抗日根據地，即大后方，例如雲、貴、川等地”。此后，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報告中，都明確地把以西南西北為主的國民黨統治區域稱之為“大后方”。1939年1月，中共在重慶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受命“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同時指導南方和大后方各省黨的工作。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逐漸形成了兩條戰線，即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和黨領導的大后方地下工作。后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統一戰線，並且隨著抗戰進程的發展變化，大后方工作的地位益顯重要。因此，南方局的天然使命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抗日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貫穿始終的工作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由於大后方實際上成為實踐統一戰線的主要陣地，因此，南方局這一時期的工作也就居於全局性的地位。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正式設置“大后方代表團”，與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代表團一起，代表全黨121萬黨員，出席了這次黨的歷史上的盛會。大后方代表團共84人，正式代表58人，候補代表26人，包括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吳玉章、鄧穎超等南方局領導人和大后方各省黨的負責人。葉劍英擔任大后方代表團團長，陳鐵錚（即孔原）為副團長。

　　這是黨中央對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在大后方八年工作的充分肯定。中共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載入史冊。

　　二、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探索

　　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國際國內風雲激蕩、政治斗爭紛繁復雜。南方局既處在統一戰線的第一線，也置身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中。

　　在政治上，中共始終堅持抗戰到底的主張，維護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政黨制度、國家領導制度、政治協商制度進行了艱辛而成功的探索。“沒有南方局在大后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后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因此，可以說，南方局的統一戰線工作從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胡喬木語）這是對中共在抗戰大后方發揮的主要作用的中肯評價。

　　經濟上，盡管中共在大后方並不直接從事經濟建設，但在南方局專設有經濟組，宣傳中共的財經政策，搜集大后方的經濟資料，從經濟的角度開展對工商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大批廠礦內遷和新建，全國工商界知名人士雲集重慶。南方局領導人通過參觀、座談、演講、題詞等方式宣傳抗戰形勢和黨的主張，支持他們為抗戰而發展生產，為自身生存與官僚資本作斗爭，促成他們思想轉變和政治進步，使他們主動把民族經濟與民族命運緊密聯系起來，構筑抗戰勝利的經濟基礎。

　　軍事上，中共在大后方沒有如敵后戰場那樣轟轟烈烈的戰斗場面，但通過南方局及其軍事組和公開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共提出了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主張，把游擊戰爭置於戰略高度予以部署，在華南地區建立了龐大的游擊武裝，成為堅持華南抗戰的中堅力量，也得到了國民黨方面的重視和認可。從1939年2月起，國共兩黨合作在湖南衡山連續開辦了三期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中共派出葉劍英帶領30多位干部擔任教學等工作，周恩來到“游干班”親自講課，培養了3000多名游擊干部，主要分配到南方各戰區，領導游擊戰爭。南方局軍事組還為暢通兩黨兩軍聯絡渠道，改善雙方關系，加強作戰方案、戰報、情報等信息聯絡，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上，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中，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不但沒有中斷，反而出現了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繁榮發展的新高峰，這也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這與中共南方局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南方局設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大后方文化運動。同時，充分運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三廳解散后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等公開平台，團結和影響了許多文化團體和文化名人，組織“霧季公演”，產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在重慶、昆明、桂林、成都等中心城市形成了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的進步文化運動，增強了全國民眾抗戰必勝的信念，使以“抗戰、團結、民主”為旗幟的抗戰進步文化成為了大后方文化主流。南方局創造了在統一戰線中領導文化工作的寶貴經驗，在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創造了一系列難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對外交往上，中共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夕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的主張。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確立與英美等國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南方局作為黨的秘密機關，沒有與派駐在中國戰時首都的各國外交使團建立官方關系的權力，但是仍然與若干外交使團建立起靈活的工作機制。而周恩來本人則憑借著超凡的個人魅力、溫文爾雅的風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為重慶外交圈備受尊敬的人物。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結盟，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成立的形勢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秉持“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指導方針，促成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成為西方世界對抗日根據地的破冰之旅﹔促成了美國觀察組進駐延安，揭開了中共與美國正式接觸和合作的序幕﹔促成了中共與美國簽訂《延安協定草案》、毛澤東與羅斯福通信，宣傳了中共關於改組國民政府，成立包括各抗日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的主張﹔促成了中共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創設聯合國的進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堅定的姿態進入國際外交視野，推動中共在全球反法西斯斗爭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使大后方成為中共從黃土高原走向世界的起點。

　　在精神上，在八年艱苦的抗戰歲月，中華民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在大后方表現出十分鮮明的特點：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再次合作，體現了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黨各派抗戰到底，反對投降，體現了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團結意識﹔廣大人民不畏強暴，百折不撓，直面強敵的堅定、從容、堅韌和勇氣，體現了“在艱苦受難中的英雄氣魄”。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還創造了偉大的紅岩精神，那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爭取抗戰勝利和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時代使命﹔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善處逆境，寧難不苟的英雄氣概。它是抗戰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和偉大升華。

　　三、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歷史貢獻的時代意義

　　回顧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貢獻，旨在進一步梳理中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從而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和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充分認識中共在抗戰大后方的卓越地位和巨大作用，充分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艱難歷程和寶貴經驗，充分認識中共在大后方培育和形成的紅岩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總結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貢獻，有利於充分認識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遠影響，強化天下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動兩岸人民和執政黨，實現民族和解與團結。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對民族振興、國家進步產生過重要的推動作用。研究這份寶貴的歷史遺產，可進一步還原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真實，系統論証取得的重大成果，對於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對於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偉大轉折、對於國共兩黨的發展產生的深遠影響。同時，總結梳理抗戰結束后，兩黨政治對立、國家分裂對民族復興和人民福祉造成的嚴重傷害，進而充分認識國共兩黨“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的經驗教訓，鞏固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大勢。

　　闡明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歷史貢獻，有利於借鑒歷史經驗，化解兩岸歧見，積極探討新形勢下發展兩岸兩黨關系的新任務、新形式和新機制，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既是國共兩黨求同存異、相忍為國的集中體現，也是兩黨智慧較量和實力斗爭的充分展示。第二次國共合作取得了抗戰的勝利，推動了民族的振興，同時也對國共兩黨產生了重要影響。以科學的歷史觀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成果、影響及經驗教訓，有助於增進國共兩黨、海峽兩岸的歷史認同，逐步解決兩岸關系中的歷史遺留問題，構筑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排除祖國和平統一的歷史認知障礙。在此基礎上，以史鑒今，積極探討新形勢下發展兩岸兩黨關系的新任務、新形式和新機制，推動祖國和平統一。

　　彰顯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實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貢獻，有利於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利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利於深化對中國近代史、抗日戰爭史、中華民族復興史、國共兩黨關系史的研究，更有利於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重慶市人大常委、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