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初，由著名作家陽翰笙編劇的第一部表現民族團結抗戰的《塞上風雲》，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屬下的中國電影制片廠投入拍攝。因片中有大量外景，先行組成以導演應雲衛任隊長，包括演員黎莉莉、舒繡文、吳茵、周峰、周伯勛、陳天國等30多人的西北攝影隊，專程從重慶出發，取道延安前往內蒙古實地拍攝。當時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與鄧穎超一起在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駐地，親切接見了攝影隊主要成員，看到大家身穿清一色軍服，風趣地說：“你們這麼一打扮，真成了抗日的戰士了。”周恩來還親自寫了一封介紹信，並一再叮囑大家沿途要小心，並祝一路順風。
隻覺得是到“家”了
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攝影隊終於在1940年2月14日中午來到了延安城，車隊開到設於一座不太高的土山前的“交際處”停下。出面接待的是曾在上海一起從事過左翼電影運動、后來奔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業的老熟人田方，他熱情地代表有關方面邀請全隊暫住幾天，休整后再往前走。說話間從半山腰平台上飛步跑下來幾個紅光滿面、生氣勃勃的小伙子，幫助將行李器材搬運到已經安排好的窯洞裡。大家心情振奮，隻覺得是到“家”了。
接著大家被領到山上一所簡易木板房內，午飯已擺在一條長形的未經漆飾的白木桌上，兩大盤白面饅頭和一大桶紅棗小米粥冒著熱氣，幾大盤菜肴葷素齊全味道可口。田方指著一大盤肉絲介紹說：“這算是高價菜了，值邊幣兩毛錢。”大家聽了很為感慨。
當隊員們津津有味品嘗著豐盛噴香的飯菜時，卻看到一位中年干部蹲在門外平台邊上，手捧一碗小米飯就著幾條蘿卜干，大口大口地吃得很帶勁，有人不禁好奇地問田方：“他為何不和我們一塊吃？”田方解釋說：“他不習慣，怕客氣，吃不飽。”又有人追問：“他是干什麼的?”田方笑了笑：“他是我們交際處的處長。”
隨后在延安的幾天裡，全隊曾應邀到中央大禮堂觀看魯藝師生的一台演出，最后一個節目是震撼人心的有500人參加的《黃河大合唱》。由於物質條件差，樂隊中有小提琴、胡琴、月琴，也有碟、碗、盆、勺，最顯眼的莫過於自制的大提琴，用火油箱代替共鳴箱，真是“中西合璧”、“土洋結合”。那種特制火油箱大提琴恐是世上獨一無二，發出的聲音分外渾厚、低沉、雄偉，大有龍吟虎嘯之勢，為整個樂隊增色不少。
親自指揮演出的冼星海，站在兩隻矮凳搭著的一條長跳板上，奮力揮動手臂。當唱到最后，他突然轉向觀眾繼續揮舞指揮棒，頓時台上演員與台下觀眾同聲高歌，爆發出猶如黃河般奔騰洶涌澎湃的巨大氣勢，震動著每一個人的心弦。
“還是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嘛”
為表達對攝影隊到來的熱烈歡迎，第二天中午，邊區主席林伯渠和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專門設宴招待，當晚毛澤東又親自接見了主要創作人員。
當他們懷著十分崇敬與緊張的心情來到一個簡朴的窯洞前，毛主席笑著大步邁了出來說道：“同志們，辛苦啦！你們都是來自大后方的抗戰英雄。來，快請裡面坐！”
毛澤東與每個人逐一握手並詢問姓名、年齡，對應雲衛、周伯勛多問了幾句，並謙恭地稱他們為應隊長、周先生。當舒繡文自報家門時，毛澤東笑著連連點頭說：“我知道你，聽周恩來同志提到過你，是一位很有出息的演員呢，隻可惜我沒有看過你演的電影和話劇，以后有機會再補吧。”舒繡文由衷地說：“主席，我是來向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學習的，在舞台上我只是小學生。”毛澤東聽了揮揮手說：“還是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嘛！我們都為了一個抗日的目標。”
主客分兩桌坐下，毛澤東誠摯地說：“你們遠道而來，沒有好菜招待貴客，隻能請大家吃餐便飯，很不好意思!”
飯后窯洞裡點起了氣燈，照得滿室通明，比起重慶因電壓嚴重不足而昏暗的電燈亮多了，談話也更加熱烈起來。毛澤東問了他們在重慶生活、工作、學習情況，當聽說吃的是砂子、石子、稗子混雜在一起的霉爛米，用牛皮菜、鹽巴、海椒末拌在一起下飯，躲警報整日整夜走不出防空洞，連聲說：“辛苦了，辛苦了。”又聽到這一路應雲衛拿著軍委會政治部公函、戴著少將領章應付檢查、受到畢恭畢敬的接待，甚至還有人請吃飯時，毛澤東也暢懷大笑起來。
應雲衛講了要拍攝的電影《塞上風雲》的內容和計劃，毛澤東非常滿意地表示：“我們目前正是要動員一切力量起來爭取抗戰的勝利。應當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共同抗日。”他還說：“我看《塞上風雲》就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材。到塞外去，不要忘了和蒙族兄弟交朋友，要吃苦耐勞，為中華民族文化事業作出貢獻。”
會見結束時，舒繡文遞上早就准備好的筆記本，請毛澤東題詞留念。毛澤東樂哈哈地接過本子說：“要得，要得！”當即從上衣口袋裡取下鋼筆，在本子上寫下六個龍飛鳳舞的大字：“抗戰、團結、進步！”其他人也一齊圍上來要求題詞，毛澤東高興地給每人都同樣題了這六個大字，大家齊聲高誦：“抗戰、團結、進步！”
2月16日下午，八路軍總政治部設宴歡迎攝影隊，當天下午邊區文藝界又與全隊舉行座談會，有百余人出席，不少人以前都相互熟悉，氣氛非常活躍。吳玉章首先致歡迎詞，艾思奇介紹了最近召開的邊區文協大會的經過及其成就，接著吳亮平、周揚、張庚、應雲衛、周伯勛、舒繡文等相繼發言，從敵后劇運開展到大后方演員工作，以及今后奮斗方向等，一直談到傍晚。又隔了一天，攝影隊一行才離開延安經榆林前往內蒙古大草原投入緊張拍攝。
攝影隊的人都喜愛上了這個地方
在塞北拍攝半年后，攝影隊回程時再次經過延安，又停留了將近一周。
重返延安城的次日正逢國際青年節，延安舉行慶祝大會，全隊人員不願放棄這難得的參觀學習機會，堅持一起出席。
此時延安正興起演“大戲”，即排演外國的、大后方的進步名劇。攝影隊中許多成員就來自重慶劇壇，這讓他們大感興趣，9月5日抵達延安的當晚，就興致勃勃地步行十余裡，趕去觀看青年干部團演出的《雷雨》。看完戲后已經兩點多了，走回住所天已快亮，還興奮地談論觀感，直到起身時還未合眼。
7日晚上，一行又觀看了魯藝實驗劇團演出的《日出》，其陣容整齊、演技精湛，贏得他們嘖嘖稱嘆，最為感到驚奇而有興趣的是燈光，延安沒有電，而舞台上照樣能做到燈光“漸亮”和“漸暗”。演出結束后大家特意參觀了后台，與演職員們親切交談，其中有不少是熟人、朋友，也揭開了舞台照明的玄機妙秘，原來是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替代在重慶、成都等大城市演出使用變阻器控制燈光的操作，在台前吊上一排氣燈，每個燈扣上一個四方黑盒，分別朝舞台和觀眾的一面都是活門，開幕前將觀眾席這面的活門關上，再將幕前的活門慢慢打開，台上就漸漸亮起來，閉幕前則將活門放下來台上就黑了，而觀眾席又亮了。
9月8日下午，從前線回來不久的朱德設宴招待攝影隊全體成員，而后又舉行了座談會。攝影隊員們向朱德提出了有關最近國際形勢與華北抗戰的問題，並詢問了正在進行的百團大戰的戰況。朱德一一給以解答。當晚為了慶祝前方勝利和歡迎攝影隊，延安各界又在文化俱樂部舉行晚會，再一次歡聚一堂。
因為車輛需要整修，攝影隊延至9月11日啟程返渝，此前兩天連續安排到延安各處參觀。當他們攀上山坡參觀到聞名遐邇的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時候，面前只是一排位於山坡上的破舊窯洞，怎麼也無法想象就在這裡，竟培養出了那麼多優秀的文藝戰士，並排出了精彩的劇目。聽說正在上課，大家便悄悄地依窗向內望去，裡面一無課桌，二無講台，連板凳也沒有，隻有五六個青年圍著一位教師席地而坐，輕聲討論著什麼，還有幾個學生倚牆而立，拿著筆和筆記本，邊記錄、邊插話。整個課堂嚴肅靜穆，充滿了濃郁的學習探討氣氛，大家感到既新奇又有意義，都很欣羨、迷戀。
往返兩次經過延安，攝影隊的人都喜愛上了這個地方。他們依依不舍地隨隊告別延安，於1940年10月19日回到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