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燁：相機紙筆做刀槍

雷燁攝影作品——
上圖：1941年，日寇燒殺潘家峪。
右圖：1942年，端陽節戰斗中，子弟兵在喜峰口附近向敵人陣地掃射。

　　■閱讀提示

　　他是一名記者，也是一名戰士，相機、紙筆就是他的刀槍。

　　他“在冀東從事攝影採訪最早，報道成績最突出”。他拍攝的潘家峪慘案照片和撰寫的通訊《冀東潘家峪的大慘案》，留下了日寇瘋狂屠殺無辜平民罪行的鐵証。

　　從延安到晉察冀，他寫下了一篇篇激情洋溢的通訊報道，深深感染、鼓舞著抗戰軍民。因為卓越的貢獻，他被列入2000年出版的《正義與勇氣——世界百名杰出戰地記者列傳》一書。

　　他24歲投身革命，改名換姓，奔波輾轉﹔他29歲英勇犧牲，長眠異鄉，幾十年后身份才被還原。

　　雷燁，原名項俊文，1914年出生於浙江金華孝順鎮后項村。八路軍總政前線記者團晉察冀組組長，並曾任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宣傳科長、組織科長。1943年4月20日在平山壯烈犧牲。2014年，被民政部列為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典當祖屋，奔赴延安

　　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孝順鎮后項村不大，緊鄰浙贛鐵路，雷燁烈士故居就坐落在村子的南部。

　　“這個院子是我外公去世時留下的。當年我大舅項俊文去參加革命時，為籌措路費把房子典當了。后來，我媽媽費盡辛苦才把房子贖回來。2003年我大舅被批准為烈士后，我小舅舅決定把這裡建成雷燁烈士故居。”雷燁烈士二妹的兒子、66歲的后項村會計嚴平平說。

　　嚴平平告訴記者，外公和外婆共育有5個子女，俊文舅舅排行老大。“后來改名叫雷燁的大舅很聰明，考取了浙江省立七中，也就是現在的金華一中。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

　　然而，隨著父母相繼過世，雷燁讀初二時就不得不輟學挑起家庭的重擔。他種過田，當過小學教師、土地測繪員，但不管生活多麼艱難，從未放棄對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九一八事變后，國難深重，雷燁胸中燃燒著保家衛國的豪情。他經常教弟弟項秀文唱《鬆花江上》、西班牙反抗法西斯侵略戰爭時的《雅瑪拉》等歌曲。

　　雷燁愛好文學，喜歡魯迅、老舍、葉聖陶等人的作品，尤其崇拜魯迅。他曾專程赴上海，接觸“左聯”進步作家，了解革命文藝。他還如飢似渴地閱讀中外名著，並認真寫下讀書筆記。

　　隨著學習的日漸深入，面對國家日益凋零的局面，雷燁愈發坐不住了。在大妹妹出嫁后，看到好友嚴金明喜歡二妹妹，他竭力促成他們的好事，又把小弟項秀文托付給嚴金明照顧。“大舅對我爸爸說，他要出去闖一闖，找一個既有書讀，又可工作的地方。”嚴平平說。

　　1937年底，杭州淪陷，大批進步文化工作者、共產黨人聚首金華，使這裡成了抗敵文化宣傳中心之一。雷燁開始接觸共產黨人，對延安的向往與日俱增。

　　“我爸爸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大舅也想入黨。從我爸爸那兒得知延安來的共產黨員周百皆有在金華南山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想法后，大舅自告奮勇，帶領他們到南山地區做社會調查。期間他們還到義烏拜訪了同是浙江人的著名作家馮雪峰。”嚴平平說。

　　后來，雷燁通過嚴金明介紹，認識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東南總隊長、剛剛從延安回來的童超，由童超介紹加入了“民先”。在“民先”，他積極工作，1938年春，終於如願以償，被“民先”推薦到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學習。

　　可要從金華去延安，舟車輾轉，路費從哪裡來？雷燁狠狠心，典當了祖宅，換來100塊銀元。當年5月，他悄悄踏上了征程。

　　途經武漢時，他曾經給好友許為通去過一封信，署名“雷雨”﹔到延安后，又把本名項俊文改為“雷燁”。

　　“大舅改名換姓應該是為了不連累家人，當時許多參加革命的人都這樣做。當然，這兩個名字也能體現出他當時的心境，比如為祖國前途命運擔憂的苦悶和革命理想初步實現的喜悅。”嚴平平說。

　　那一年，雷燁24歲。從此，家人和好友再也沒有見過他，他再也沒有回來。

　　深入敵后，轉戰冀察熱遼

　　在延安，雷燁進入抗大第四期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雷燁在延安期間很活躍，在完成抗大學習之余，參加了大量社會活動，已經嶄露頭角。”傾心發掘整理雷燁資料多年的石家庄市地方志辦原主任高永楨說。

　　雷燁廣泛接觸在延安的文化界人士，同奚定懷（奚原）、鄭西野、劉白羽、柯仲平、林山等發起組建“文藝突擊社”，並在賀龍、林彪等捐款幫助下出版小型刊物《文藝突擊》。

　　在新聞寫作和攝影方面，雷燁也開始展露才華。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先后發表了兩篇雷燁的長篇稿件——《創造抗戰突擊隊員的斗爭》和《抗大同學畢業上前線》。這兩篇稿件，都配發了毛澤東題詞，后者還同時配發了雷燁在抗大第四期畢業歡送大會上拍攝的毛澤東致訓辭和參加歡送大會學員的照片。

　　1938年11月6日，“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成立，毛澤東等當選該會名譽主席團成員，雷燁當選為該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

　　抗大第四期學員畢業后，為加強敵后新聞宣傳，八路軍總政治部選拔一批政治和業務素質兼優的學員，組建前線記者團，雷燁被選中並被任命為第一組（晉察冀組）組長。1938年11月20日，第一組奉命首先開赴晉察冀抗日前線。雷燁率領4名戰友跋山涉水，穿越重重阻隔，行程1000多公裡，終於在當年12月下旬勝利到達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受到聶榮臻司令員親切接見。

　　“雷燁的工作熱情很高，一到邊區就立即投入了緊張工作，寫稿子、開座談會，向大家介紹延安的文藝發展動向，同時了解邊區的情況。由於他知道的情況多，又開朗干練，所以很受重視。”高永楨介紹說，雷燁曾受《抗敵報》（《晉察冀日報》前身）編輯部主任鄧拓之托，撰寫長篇文章《談延安文化工作的發展和現狀》，在1939年1月1日至28日的《抗敵報》上，分10期連載刊出，可見其分量。

　　如果一直留在阜平，對於雷燁來說，未嘗不是一種選擇。然而，他“不願做空頭的文學家”，這不是他的性格。他要“到群眾中去，到士兵中去，走向遼闊的疆場”（鄧拓語），成為“抗戰突擊隊員”。1939年9月前后，他隨軍挺進冀東前線，從此開始了在這裡長達3年多的戰斗。

　　“冀東抗日暴動失敗之后，一方面我有生力量薄弱，一方面日寇加緊‘圍剿’，斗爭形勢十分嚴峻。尤其是1940年后，冀東抗日斗爭更加尖銳、殘酷。”省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副處長胡振江說，雷燁作為一個“文化人”，在冀東抗日斗爭面臨重重困難時留在冀東為抗戰鼓與呼，充分說明了他的使命擔當和英勇無畏。

　　為鼓舞我軍民的士氣，雷燁等吹響了文藝的號角。在田間策劃下，他同羅立斌、金肇野等人組建“平西文協”，出版《文藝新兵》﹔為團結冀東文化界人士，他發起創建“抗敵文化社”、“路社”等文化團體，編輯出版了《路》、《文藝輕騎隊》、《國防最前線》等刊物。

　　冀東烈士陵園建立后，曾搜集整理雷燁的事跡，當年在冀東從事婦女工作的范維存，在給陵園的復信中談到，隻要雷燁有空閑，“手裡總是拿著書報在看”。有一次開會前，屋子裡的炕上、地上許多人在嘰嘰喳喳地說話，隻有雷燁自顧自地伏在一個小櫃子上邊看邊寫。范維存好奇地過去詢問，原來，雷燁在看列寧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邊看一邊做讀書筆記，寫得“有條有理”。

　　危急關頭，他心中還裝著戰友、同志。有幾次敵情緊急的時候，他主動派他的警衛員找到范維存等，帶他們轉移到安全地帶。

　　經過抗日軍民艱苦卓絕的斗爭，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逐漸走出低谷。到1940年年底，冀東抗日游擊根據地基本區已初具規模，特別是豐灤遷聯合縣政府所在地潘家峪、豐玉遵聯合縣政府所在地魯家峪等，成為堅強的抗日堡壘，這引起了日寇的極大恐慌。

　　1941年1月25日，農歷臘月廿八，潘家峪村百姓正忙忙碌碌地准備過年，駐豐潤的日軍顧問佐佐木二郎指揮幾千名日偽軍，將潘家峪層層包圍，瘋狂屠殺潘家峪村無辜群眾1230人，燒毀房屋1300多間，致使29戶人家被殺絕，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潘家峪慘案。

　　慘案發生的第二天，雷燁就隨同八路軍冀東辦事處主任丁振軍等來到了潘家峪。慰問在慘案中逃過一劫、驚魂未定的鄉親后，雷燁被深深震撼、激怒了。

　　1月31日午后，雷燁攜帶相機，進入了慘案現場。那一處處斷壁殘垣，一個個被燒殺致死的同胞的慘狀，讓他的心在滴血，在顫抖。他流著淚，一次次按下快門，留下了歷史的鐵証。他強忍悲痛，夜以繼日地抓緊採訪幸存者，記下了厚厚的筆記。

　　關於那段日子，范維存曾經寫道：“他為潘家峪慘案奔走了數日，廢寢忘食，當他寫信告訴我們的時候，心中仍充滿了對敵人的憤恨，對慘遭槍殺的同胞們的悲傷。經過很長時間，和我見面的時候，提起這件事來，他還在掉淚。”

　　戰爭年代，交通、通訊不便，幾經輾轉，1942年，由雷燁撰寫的通訊《冀東潘家峪的大慘案》在《晉察冀日報》發表，署名“朱靖”﹔由他拍攝的慘案有關照片，1943年在《晉察冀畫報》公諸於世。

　　今天，在潘家峪慘案紀念館《歷史見証》一節的展板中，《冀東的潘家峪大慘案》稿件復印件及雷燁拍攝的慘案照片赫然醒目。紀念館館長、也是潘家峪慘案幸存者后人的潘月閣深情地說：“潘家峪人感謝雷燁，感謝他留下了日寇暴行的鐵証，捍衛了公平與正義。我們在接下來的紀念館展覽改陳中，將進一步擴大雷燁及其有關資料的比重。”

　　幾年間，雷燁隨軍轉戰，常年奔波在長城內外、灤河兩岸及熱南偽滿邊境。“他的足跡遍及冀熱遼，東跨山海關，突近錦州﹔北越長城，達熱河之原野﹔西過平西，抵察哈爾境內。”高永楨說，雖然戎馬倥傯，但雷燁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作為隨軍記者的使命，辛勤工作，留下了許多佳作。

　　《轉戰長城內外》、《馳騁灤河挺進熱南》、《塞外烽煙》等組照，以及《塞外宿營》、《山崗晚炊》、《熊熊的篝火》、《灤河曉渡》等照片，直觀反映了冀東八路軍行軍打仗的艱苦，彰顯著冀東軍民的高昂斗志。

　　《那是，從喀喇沁趕來的牛群》、《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塞外，新收復的鄉村為什麼擁抱子弟兵》——這一篇篇刊發於《晉察冀日報》的稿件，有景有情，充滿著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和必勝的信念。

　　雷燁用他的照片和文字，向全世界宣布：“冀東是我們的！我中華民族這一柄復仇復土之劍，必將愈磨愈利，直指黑水白山，直指日寇心脈！”

　　英勇犧牲，長眠燕趙

　　今天，在平山縣曹家庄、南段峪一帶，如果你問起雷華，上歲數的人大多曉得。雷華，是雷燁的另一個名字。正是在這裡，雷燁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時光。

　　那是1943年1月，就在15日至22日，晉察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阜平縣溫塘村召開，雷燁作為冀東分區的參議員出席了會議。會后，他把自己幾年來精心拍攝的照片送往位於平山縣曹家庄村的晉察冀畫報社。畫報社社長、著名攝影家沙飛看后大加贊賞，當即決定在《晉察冀畫報》第三期推出雷燁攝影專輯。他讓雷燁留下來，整理資料、選定照片，撰寫拍攝說明，以期對冀東的抗戰作全面反映。就這樣，雷燁留在了平山，有時住在曹家庄，有時住在張家川。

　　今年82歲的曹家庄村老黨員白石石，當年曾和雷燁住前后院，對他印象很深，“他當時有兩個警衛員，大伙兒知道他一定是八路軍的干部，開始還不敢接近。沒想到他很隨和，見了老鄉主動打招呼，還時常指導民兵訓練，教群眾識字，教兒童團員唱革命歌曲。”在白石石印象中，雷燁“可是個好干部”，而且“多才多藝”——“俺村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白建雄剛結婚，他聽說后給拍了張‘全家福’，當時可轟動哩。村婦救會主任張梅英不識字，開展工作不方便，他聽說后專門給刻了個‘曹家庄村抗日救國婦女會’的公章。他還給俺弟弟畫過像哩。”

　　時間過得飛快，雷燁的工作即將完成。可這難得的一段安靜平和的生活，卻被侵華日軍突如其來的春季掃蕩打破了。

　　1943年4月19日，日軍調集大批兵力，圍攻平山陳家院一帶。一股日軍沿文都河北上，經張家川向曹家庄、南段峪瘋狂殺來。

　　沙飛得到報告后，一邊組織戰友們堅壁畫報社設備，一邊派人通知雷燁立即轉移。但雷燁並沒有馬上躲避，因為他想到了鄉親們。

　　他先是去通知曹家庄村民轉移，接著又去查看張家川鄉親的轉移情況。發現張家川一些村民正在向相對開闊的馬石嶺溝轉移，有一些戰斗經驗的雷燁感覺不妥，勸說他們轉而前往更為隱蔽的虎溝。后來，日軍果然瘋狂炮轟馬石嶺溝，鄉親們又后怕又感激地說：“多虧了雷華啊！”

　　看鄉親們安全轉移后，雷燁才放心地帶領警衛員撤離。然而，大概因為地形不熟，他們沒有前往曹家庄村西的山裡，而是向北而去。天已黑，再加上起了大霧，他們隻能摸索著前行，最終來到了石堂村(現為南段峪村的一個自然村)南的山谷裡。

　　此時，已是4月20日的上午，霧漸漸散了。在谷底的河邊行走的他們，被正在山頂路上行進的一隊鬼子發現了。

　　“噠噠噠！”居高臨下的鬼子對他們發動了攻勢。雷燁腿部中彈，行動受阻。警衛員要背他走，雷燁說：“這樣不行，會被敵人活捉的。你們快撤，我掩護。”

　　警衛員不肯，雷燁不容分辯地說：“要死死我一個，你們快撤。這是命令！”

　　警衛員隻能含淚離開。雷燁選擇了一個略能隱身的石龕，與敵人展開對射……

　　敵情解除后，畫報社的戰友們都已返回，唯獨不見雷燁，沙飛立即派人尋找。大家無比悲痛地看到，他已經倒在血泊裡，手槍指向自己心臟的位置﹔一旁，是砸碎的相機和水筆。

　　顯然，雷燁在戰斗的最后一刻，飲彈自盡，壯烈犧牲。

　　1943年5月10日，《晉察冀畫報》第三期出版了。除了51幅攝影作品，這一期畫報還配發了《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和雷燁的詩作《灤河曲》，而他卻再也看不到了。

　　1943年5月22日，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發了雷燁壯烈殉國的新華社消息。“在1943年日寇的這次‘掃蕩’中，我軍共傷亡518人，由新華社發布犧牲消息的隻有雷燁一人。”高永楨說。

　　如今，雷燁和眾多的革命烈士一起，安臥在石家庄華北軍區烈士陵園西墓區。守著這座繁華祥和的都市，聽著周圍鳥雀的啁啾、孩子的歡笑，他一定會含笑九泉吧！（記者 史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