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前排右二）在他創辦的新聞館前與新聞系師生合影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新聞教育初創時期。1924年，復旦大學國文部主任邵力子開設《新聞學及現代政治》課程，1926年9月首次以新聞系名義招生。1929年9月，復旦大學新聞系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新聞傳播教育機構。
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復旦大學新聞系師生，有的堅守校園，為中國新聞事業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有的奔赴各地，在抗戰前沿陣地報效祖國。他們在中國抗戰史上寫下了動人的一頁。
陳望道：讓有志青年學以致用
■口述人：陳振新（陳望道之子）整理：本報記者 劉璐
我的父親陳望道是1920年9月進復旦大學國文部任教的。1924年，父親開設了新聞學講座課程，1927年，他又把新聞學講座擴充成了新聞學組，聘名人講授新聞編輯、報館組織、新聞採訪與新聞學等課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1929年復旦調整系科時，才有可能把原來的中國文學科分為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兩個系。父親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新聞學系系主任則由謝六逸先生擔任。
聯名發表“告世界書”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父親正在上海寓所寫作 《修辭學發凡》。9月28日，他在《文藝新聞》（第29號）上發表《文化界的觀察與意見》一文，抗議日本侵略中國。
1932年，日本又發動了“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全面爆發。幾天后的2月3日，父親同茅盾、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43人，聯名發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表達了文化界對“一·二八”事變的態度。2月8日，他又同魯迅、葉聖陶等發起成立了“中國著作家抗日會”，並在2月9日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被推選為秘書長。
因為父親從事這些抗日活動，不久就上了汪偽特務的黑名單。1933年夏天，他的大江書鋪被迫停業。9月，他又被逼離開上海，赴安徽大學。即使在安徽，教室裡也少不了監視他的特務。父親曾經告訴我，那時他在上面講課，一看下面這些生面孔，就知道是特務。后來他就用英文講，特務聽了半天，不懂父親說的是什麼，就走了。
做光明使者普羅密修士
從1935到1937年，父親在廣西桂林師范專科學校工作了兩年，除了主持中文科的工作，講授修辭學、中國文法學等課程外，在他的倡議下，學校還創辦了校刊《月牙》。
《月牙》 密切配合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辦得很有生氣。為配合全面抗戰宣傳，還出版過“抗日專號”。
當時師專還有一份由父親親自指導創辦、並由他命名的“普羅密修士壁報”。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父親的解釋是:“普羅密修士是希臘神話中造福於人類之神。他曾從天上盜取火種帶到人間，給人類以光明。目前中國也正需要光明。我們廣西師專的每個同學，都應成為敢於斗爭、敢於堅持真理和正義的普羅密修士。”
父親雖然不是戲劇家，卻是話劇的倡導者，在他和教務長陳此生的支持下，師專成立了劇團。父親特地邀請了上海著名戲劇家沈西苓來師專工作。沈西苓原在上海從事左翼戲劇運動，導演過《西線無戰事》《女性的吶喊》《上海二十四小時》 等進步話劇和電影。1936年4月，廣西桂林師專劇團演出了《怒吼吧，中國!》，當年4月5日的 《桂林日報》還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師專劇團公演特刊》，公布了全體演職員名單，父親和沈西苓都出現在了“導演團”中。
1937年，父親從廣西回到上海。在地下黨領導下，他與鄭振鐸、陳鶴琴等組織了“上海文化界聯誼會”，從事抗日救亡運動。隨后的兩年間，他親自到難民所開展掃盲、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傳工作，在上海新文字研究會舉辦的“第一次難民新文字讀寫成績表演會”上，發表講話並頒獎。為了宣傳祖國語言文字，父親與陳鶴琴等以“上海語文教育學會”名義，借上海大新公司五樓，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大規模“中國語文展覽會”，對青年和廣大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為抗戰培養有用人才
父親於1940年秋離開上海，經香港回到重慶北碚復旦大學。在重慶復旦大學的5年，父親主要從事新聞教育，為抗戰培養了許多新聞人才。
1942年出任新聞系主任后，父親提出了“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辦系方針。在討論新聞系系銘的過程中，有人曾提出“打成一片”四個字，眼看要舉手通過了，父親說：“我建議還是以‘好學力行’作為新聞系的系銘為好，學行並重，這才是對新聞人根本的要求。”經過討論，最后確定了以“好學力行”作為系銘。
父親十分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特別把《哲學原理》《倫理學》（也就是邏輯學）作為必修課，希望學生學會辯証地看問題，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同時，又開設了與社會需求緊密相連的 《新聞採訪》《新聞編輯》《新聞英語寫作》《新聞評論》和《報館實習》等專業課程。他還經常請於右任、邵力子、葉楚傖、王芸生等知名人士來校講課。他自己也講授新聞專業課 《評論練習》，提出新聞評論寫作必須“有膽有識”。膽，就是要有敢講真話的膽量﹔識，就是所講的話要有見地。
父親錄用人才不拘一格。1944年，復旦大學在重慶招生，湖南青年張嘯虎報考新聞系，數學考了0分，但兩篇作文（一篇白話文，一篇文言文）都考了100分。按照規定，主科隻要有一門吃了“鴨蛋”，就不能錄取。時任系主任的父親認為，一個投考新聞系的學生，一支筆能這樣棒，應該破格錄取。經過力爭，終於破格錄取了這位同學，一時頗為轟動。后來這位才子在遼寧省電台工作，1979年后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1991年去世后留下了二百余萬字的著作。
有一次，父親在課堂上問：“哪一位同學能告訴我，我們每天來上課要經過的那座橋，兩邊的護欄杆有幾根？”同學們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舉手。父親嚴肅地說：“我們作為未來的新聞人，要隨時注意身邊的事情，要有敏感性。”
父親還十分注意培養新聞系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他恢復了原先的復旦新聞通訊社，並且自任“復新通訊社”社長，出版《通訊稿》刊物，由學生當編輯，每周五發油印稿，免費提供給重慶各大報社使用。他還鼓勵學生辦了《夏壩風》等30多種壁報。每周一次的“新聞晚會”也是父親首創的。在晚會上，學生輪流做主席，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言，不但練習口才，還要能控制會場。晚會的主題事關國家前途，前后舉辦過100多次，父親常去現場看，周谷城、邵力子都曾參加過，重慶記者也常來。由於影響很大，一度引起復旦校方的擔心，父親卻說：“出了事情，我負責！”
新聞館就是夏壩的延安
父親於1944年開始募集資金，創辦當時中國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目標是“使有志於新聞事業的青年更能學以致用”。炎熱的夏天，他中午以燒餅充飢，晚上睡在朋友家臭虫很多的床上。因為募款過度疲勞，他臥床病了一個多月。1945年4月5日，他親自募捐籌建的新聞館終於落成。在落成典禮上，父親發表了“新聞館與新聞教育問題”的講話。他說：“現在中國新聞教育機關急需解決的問題似乎有兩個：一個是如何充實教學的設備與內容，使有志新聞事業的青年更能學以致用。二是如何與新聞事業機關取得更密切之聯系，使學與用更不至於脫節。籌建新聞館是想嘗試解決第一個問題的一部分，以為解決第二個問題的基礎。”
在大學裡建立新聞館，當時是一個創舉，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界的廣泛贊許。《新華日報》發來“為新聞自由而奮斗”的賀電，於右任也發來了“新聞自由萬歲”的演講詞。新聞館設有編輯室、會議室、印刷所、圖書室以及收音廣播室等，為新聞系的教學實習提供了良好的基地。這裡成了全校進步師生爭取自由的活動場所，被譽為“夏壩的延安”。
父親主持下的新聞系，短短幾年就有了很大的發展。以招生為例，1941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僅32人，為那一年報考復旦學生總數的6.4%﹔ 而辦學4年后的1945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增為479人，佔了那一年報考復旦學生總數的22.4%。
陳望道檔 案
陳望道，新中國成立后復旦大學首任校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實際創始人。自1942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八年。他在重慶籌建了新聞館，被稱為“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
舒宗僑：要“握直手中的筆”
■口述人：舒似茵（舒宗僑之女）整理：本報記者 劉璐
我父親1932年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雖然當時抗戰還沒全面爆發，但是民間的抗日團體已經在和日本進行面對面的接觸，廣大人民已經受了很多的苦，特別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以后，上海方面也有許多抵抗，所以父親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受苦最深、時間最長、堅持到最后勝利的，就是我們中國人。
父親在復旦新聞系接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成為一名熱血青年。畢業前夕，他已經在剛剛創辦的《立報》當記者。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他的新聞工作就沒有斷過。
一個世界戰場的瞭望台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后，父親參加了蘇聯塔斯社的工作，當時塔斯社在中國有一個記者站，他是其中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先是在上海，后來退到南京，然后又到了武漢，到了武漢以后，日本軍隊已經打過來了，父親又隨著塔斯社一起退到了重慶。輾轉中，父親採寫了大量反映抗日戰爭實況的報道，拍下了大量照片。他寫過有關“七君子事件”的深度報道，也採訪過抗戰爆發后的多次中日對壘，如淞滬抗戰、台兒庄戰役等。到重慶后不久，他和另外大概六七位當時比較進步的文化界人士，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抓了起來，被關了五個月。
出獄以后，父親經復旦校友程滄波介紹去了 《中央日報》，大概待了兩年，在我父親留下的文字當中，好像是說《中央日報》 是國民黨官方的報紙，裡面有些事情他覺得不太舒服，后來他就離開了《中央日報》，到美國新聞處工作。在這裡，他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來自各國、各方面關於世界戰爭的圖片。
1942年，父親創辦了《聯合畫報》，排版、編輯、出版，他都要參與，我記得他說還要親自校對。在那個戰爭的年代，辦一本雜志條件非常艱苦，父親經常要夜間工作，不能夠很好地休息。
《聯合畫報》 用生動的圖片，配以通俗的文字向民眾報道世界各國抗擊法西斯的情形，鼓舞民眾的信心。無論世界哪個戰場，隻要有新聞，總有圖片出現在《聯合畫報》上。像西南太平洋大捷、中國鄂西大捷、非洲沙漠的勝利、斯大林格勒會戰勝利等新聞照片，都非常快地刊登出來。1943年元旦《聯合畫報》改為周刊后，更受讀者歡迎。除繼續大量刊登新聞圖片外，還增設了小品文、木刻、漫畫、地圖等，並邀請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葉淺予、丁聰、張樂平等人撰文作畫，把新聞性和藝術性、趣味性結合起來，成為當時國內最為完整的圖片新聞報刊，被廣大讀者譽為“世界戰場的瞭望台”，“聯合國奮斗的縮影”。作為戰時宣傳品，《聯合畫報》還由美國空軍作為pa－per bomb（紙彈）空投到國內淪陷區，突破日本實施的信息封鎖，傳遞盟國戰場反法西斯戰爭的消息。到日本投降時，一共投擲了二十萬七千多份。
皮箱裡隻有照片和文字
1945年抗戰結束，很快父親就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厚厚的一本書。他把自己在抗戰時期利用中、美、英三國宣傳機構的便利條件和先進技術搜集的大量珍貴圖片和資料，精選到一處。全書文字約35萬字，圖片近千幅，地圖82幅，文獻64種，直觀、形象地表現這一階段的情形，展現了如南京大屠殺、西西裡之戰、蘇德之戰、原子彈轟炸等場景。
還有一本 《中國抗戰畫史》，是父親和曹聚仁先生合編的，我父親說當時銷路很好。曹聚仁是復旦教中國文學的老師，我父親讀書時聽過他的課，他們是師生關系。后來曹聚仁先生找到我父親，說我們能不能結合兩人所長，再搞一個更全面的《中國抗戰畫史》。這本書基本上就是曹聚仁出文字，我父親做圖片，編輯、出版、印刷這一塊，也是我父親在弄。1947年，《中國抗戰畫史》面世。這本書有許多詳盡的資料，有些還反映了當時編者對國共當局的一些看法。比如裡面講到，“有時我們真不知道怎麼樣來描述這些戰爭，但是我們要記住，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要‘握直手中的筆’”。我覺得父親還是秉承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心，客觀地反映歷史的真實。
書中大概有幾十張關於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照片，父親當時在工作中是沒有辦法搜集到這些東西的，他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回上海以后，去書店、地攤、國外的新聞機構搜集來的，母親就常聽他說花高價買了什麼照片。他從重慶回到上海的時候，母親說他帶了兩隻皮箱，裡面幾乎沒有生活用品，也沒有給小孩買什麼東西，隻有他的照片和文字。
父親曾經跑到思南路的八路軍辦事處要照片。八路軍辦事處很支持，給了他一百多張照片，以及一些文字的敘述，據說還是特意從延安轉過來的。其實出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國共內戰時期，他能把這些東西都記錄到書中，非常不易。
1948年，父親又與魏守忠合編了《二次大戰照片精華》。
兩本有生命力的畫史
解放后，父親長期任教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任新聞攝影教研室主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也曾遭受迫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是新聞系的邵嘉陵老師告訴我的。我父親被當成“右派”的時候，有一次他看見在一棟教學樓門口，陳望道先生握著我父親的手說了幾句話。要知道，那個時候別人看到我父親躲都來不及。不管陳望道先生當時說了些什麼，父親一定是感覺很溫暖的。
我以前也沒有仔細看過父親留下的書，因為實在是太厚了。但是當我退休以后，仔仔細細靜下心來看的時候，我才感受到，我父親也好，曹聚仁先生也好，在當時都是非常真實、非常敬業的新聞工作者。所以這兩本書，也有一定的生命力，經過了六七十年的時間的考驗，2011到2013年，這兩本書又出了新版。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 序中說的，“在戰爭中，十萬萬以上的民主國家人民，結成一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戰線，向軸心國作戰，他們尤其希望這次戰爭完了之后，全世界能彼此和諧地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理想——民主政治的環境中，奠定世界人類永久和平的基礎”。我想，今天的年輕讀者都可以看一看這些照片和文字，更全面、客觀、深入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這一段歷史，珍愛如今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舒宗僑檔 案
舒宗僑，著名攝影家、記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曾任上海《立報》記者、蘇聯塔斯社記者，擔任過重慶《中央日報》國際新聞編輯，1942年在重慶創辦《聯合畫報》，出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國抗戰畫史》（與曹聚仁合編）、《二次大戰照片精華》（與魏守忠合編）、《學生解放運動畫史》等畫冊。1956年任中國攝影家協會首屆常務理事，晚年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名譽理事兼《中國攝影史》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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