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前排右二)在他創辦的新聞館前與新聞系師生合影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新聞教育初創時期。1924年,復旦大學國文部主任邵力子開設《新聞學及現代政治》課程,1926年9月首次以新聞系名義招生。1929年9月,復旦大學新聞系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歷史最悠久的新聞傳播教育機構。
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復旦大學新聞系師生,有的堅守校園,為中國新聞事業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有的奔赴各地,在抗戰前沿陣地報效祖國。他們在中國抗戰史上寫下了動人的一頁。
陳望道:讓有志青年學以致用
■口述人:陳振新(陳望道之子)整理:本報記者 劉璐
我的父親陳望道是1920年9月進復旦大學國文部任教的。1924年,父親開設了新聞學講座課程,1927年,他又把新聞學講座擴充成了新聞學組,聘名人講授新聞編輯、報館組織、新聞採訪與新聞學等課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1929年復旦調整系科時,才有可能把原來的中國文學科分為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兩個系。父親任中國文學系系主任,新聞學系系主任則由謝六逸先生擔任。
聯名發表“告世界書”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父親正在上海寓所寫作 《修辭學發凡》。9月28日,他在《文藝新聞》(第29號)上發表《文化界的觀察與意見》一文,抗議日本侵略中國。
1932年,日本又發動了“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全面爆發。幾天后的2月3日,父親同茅盾、魯迅、葉聖陶、郁達夫等43人,聯名發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表達了文化界對“一·二八”事變的態度。2月8日,他又同魯迅、葉聖陶等發起成立了“中國著作家抗日會”,並在2月9日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被推選為秘書長。
因為父親從事這些抗日活動,不久就上了汪偽特務的黑名單。1933年夏天,他的大江書鋪被迫停業。9月,他又被逼離開上海,赴安徽大學。即使在安徽,教室裡也少不了監視他的特務。父親曾經告訴我,那時他在上面講課,一看下面這些生面孔,就知道是特務。后來他就用英文講,特務聽了半天,不懂父親說的是什麼,就走了。
做光明使者普羅密修士
從1935到1937年,父親在廣西桂林師范專科學校工作了兩年,除了主持中文科的工作,講授修辭學、中國文法學等課程外,在他的倡議下,學校還創辦了校刊《月牙》。
《月牙》 密切配合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辦得很有生氣。為配合全面抗戰宣傳,還出版過“抗日專號”。
當時師專還有一份由父親親自指導創辦、並由他命名的“普羅密修士壁報”。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父親的解釋是:“普羅密修士是希臘神話中造福於人類之神。他曾從天上盜取火種帶到人間,給人類以光明。目前中國也正需要光明。我們廣西師專的每個同學,都應成為敢於斗爭、敢於堅持真理和正義的普羅密修士。”
父親雖然不是戲劇家,卻是話劇的倡導者,在他和教務長陳此生的支持下,師專成立了劇團。父親特地邀請了上海著名戲劇家沈西苓來師專工作。沈西苓原在上海從事左翼戲劇運動,導演過《西線無戰事》《女性的吶喊》《上海二十四小時》 等進步話劇和電影。1936年4月,廣西桂林師專劇團演出了《怒吼吧,中國!》,當年4月5日的 《桂林日報》還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師專劇團公演特刊》,公布了全體演職員名單,父親和沈西苓都出現在了“導演團”中。
1937年,父親從廣西回到上海。在地下黨領導下,他與鄭振鐸、陳鶴琴等組織了“上海文化界聯誼會”,從事抗日救亡運動。隨后的兩年間,他親自到難民所開展掃盲、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傳工作,在上海新文字研究會舉辦的“第一次難民新文字讀寫成績表演會”上,發表講話並頒獎。為了宣傳祖國語言文字,父親與陳鶴琴等以“上海語文教育學會”名義,借上海大新公司五樓,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大規模“中國語文展覽會”,對青年和廣大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為抗戰培養有用人才
父親於1940年秋離開上海,經香港回到重慶北碚復旦大學。在重慶復旦大學的5年,父親主要從事新聞教育,為抗戰培養了許多新聞人才。
1942年出任新聞系主任后,父親提出了“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辦系方針。在討論新聞系系銘的過程中,有人曾提出“打成一片”四個字,眼看要舉手通過了,父親說:“我建議還是以‘好學力行’作為新聞系的系銘為好,學行並重,這才是對新聞人根本的要求。”經過討論,最后確定了以“好學力行”作為系銘。
父親十分注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特別把《哲學原理》《倫理學》(也就是邏輯學)作為必修課,希望學生學會辯証地看問題,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同時,又開設了與社會需求緊密相連的 《新聞採訪》《新聞編輯》《新聞英語寫作》《新聞評論》和《報館實習》等專業課程。他還經常請於右任、邵力子、葉楚傖、王芸生等知名人士來校講課。他自己也講授新聞專業課 《評論練習》,提出新聞評論寫作必須“有膽有識”。膽,就是要有敢講真話的膽量﹔識,就是所講的話要有見地。
父親錄用人才不拘一格。1944年,復旦大學在重慶招生,湖南青年張嘯虎報考新聞系,數學考了0分,但兩篇作文(一篇白話文,一篇文言文)都考了100分。按照規定,主科隻要有一門吃了“鴨蛋”,就不能錄取。時任系主任的父親認為,一個投考新聞系的學生,一支筆能這樣棒,應該破格錄取。經過力爭,終於破格錄取了這位同學,一時頗為轟動。后來這位才子在遼寧省電台工作,1979年后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1991年去世后留下了二百余萬字的著作。
有一次,父親在課堂上問:“哪一位同學能告訴我,我們每天來上課要經過的那座橋,兩邊的護欄杆有幾根?”同學們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舉手。父親嚴肅地說:“我們作為未來的新聞人,要隨時注意身邊的事情,要有敏感性。”
父親還十分注意培養新聞系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他恢復了原先的復旦新聞通訊社,並且自任“復新通訊社”社長,出版《通訊稿》刊物,由學生當編輯,每周五發油印稿,免費提供給重慶各大報社使用。他還鼓勵學生辦了《夏壩風》等30多種壁報。每周一次的“新聞晚會”也是父親首創的。在晚會上,學生輪流做主席,人人都可以自由發言,不但練習口才,還要能控制會場。晚會的主題事關國家前途,前后舉辦過100多次,父親常去現場看,周谷城、邵力子都曾參加過,重慶記者也常來。由於影響很大,一度引起復旦校方的擔心,父親卻說:“出了事情,我負責!”
新聞館就是夏壩的延安
父親於1944年開始募集資金,創辦當時中國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目標是“使有志於新聞事業的青年更能學以致用”。炎熱的夏天,他中午以燒餅充飢,晚上睡在朋友家臭虫很多的床上。因為募款過度疲勞,他臥床病了一個多月。1945年4月5日,他親自募捐籌建的新聞館終於落成。在落成典禮上,父親發表了“新聞館與新聞教育問題”的講話。他說:“現在中國新聞教育機關急需解決的問題似乎有兩個:一個是如何充實教學的設備與內容,使有志新聞事業的青年更能學以致用。二是如何與新聞事業機關取得更密切之聯系,使學與用更不至於脫節。籌建新聞館是想嘗試解決第一個問題的一部分,以為解決第二個問題的基礎。”
在大學裡建立新聞館,當時是一個創舉,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界的廣泛贊許。《新華日報》發來“為新聞自由而奮斗”的賀電,於右任也發來了“新聞自由萬歲”的演講詞。新聞館設有編輯室、會議室、印刷所、圖書室以及收音廣播室等,為新聞系的教學實習提供了良好的基地。這裡成了全校進步師生爭取自由的活動場所,被譽為“夏壩的延安”。
父親主持下的新聞系,短短幾年就有了很大的發展。以招生為例,1941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僅32人,為那一年報考復旦學生總數的6.4%﹔ 而辦學4年后的1945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增為479人,佔了那一年報考復旦學生總數的22.4%。
陳望道檔 案
陳望道,新中國成立后復旦大學首任校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實際創始人。自1942年起擔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八年。他在重慶籌建了新聞館,被稱為“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
舒宗僑:要“握直手中的筆”
■口述人:舒似茵(舒宗僑之女)整理:本報記者 劉璐
我父親1932年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雖然當時抗戰還沒全面爆發,但是民間的抗日團體已經在和日本進行面對面的接觸,廣大人民已經受了很多的苦,特別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以后,上海方面也有許多抵抗,所以父親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受苦最深、時間最長、堅持到最后勝利的,就是我們中國人。
父親在復旦新聞系接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成為一名熱血青年。畢業前夕,他已經在剛剛創辦的《立報》當記者。一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他的新聞工作就沒有斷過。
一個世界戰場的瞭望台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后,父親參加了蘇聯塔斯社的工作,當時塔斯社在中國有一個記者站,他是其中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先是在上海,后來退到南京,然后又到了武漢,到了武漢以后,日本軍隊已經打過來了,父親又隨著塔斯社一起退到了重慶。輾轉中,父親採寫了大量反映抗日戰爭實況的報道,拍下了大量照片。他寫過有關“七君子事件”的深度報道,也採訪過抗戰爆發后的多次中日對壘,如淞滬抗戰、台兒庄戰役等。到重慶后不久,他和另外大概六七位當時比較進步的文化界人士,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抓了起來,被關了五個月。
出獄以后,父親經復旦校友程滄波介紹去了 《中央日報》,大概待了兩年,在我父親留下的文字當中,好像是說《中央日報》 是國民黨官方的報紙,裡面有些事情他覺得不太舒服,后來他就離開了《中央日報》,到美國新聞處工作。在這裡,他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來自各國、各方面關於世界戰爭的圖片。
1942年,父親創辦了《聯合畫報》,排版、編輯、出版,他都要參與,我記得他說還要親自校對。在那個戰爭的年代,辦一本雜志條件非常艱苦,父親經常要夜間工作,不能夠很好地休息。
《聯合畫報》 用生動的圖片,配以通俗的文字向民眾報道世界各國抗擊法西斯的情形,鼓舞民眾的信心。無論世界哪個戰場,隻要有新聞,總有圖片出現在《聯合畫報》上。像西南太平洋大捷、中國鄂西大捷、非洲沙漠的勝利、斯大林格勒會戰勝利等新聞照片,都非常快地刊登出來。1943年元旦《聯合畫報》改為周刊后,更受讀者歡迎。除繼續大量刊登新聞圖片外,還增設了小品文、木刻、漫畫、地圖等,並邀請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葉淺予、丁聰、張樂平等人撰文作畫,把新聞性和藝術性、趣味性結合起來,成為當時國內最為完整的圖片新聞報刊,被廣大讀者譽為“世界戰場的瞭望台”,“聯合國奮斗的縮影”。作為戰時宣傳品,《聯合畫報》還由美國空軍作為pa-per bomb(紙彈)空投到國內淪陷區,突破日本實施的信息封鎖,傳遞盟國戰場反法西斯戰爭的消息。到日本投降時,一共投擲了二十萬七千多份。
皮箱裡隻有照片和文字
1945年抗戰結束,很快父親就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厚厚的一本書。他把自己在抗戰時期利用中、美、英三國宣傳機構的便利條件和先進技術搜集的大量珍貴圖片和資料,精選到一處。全書文字約35萬字,圖片近千幅,地圖82幅,文獻64種,直觀、形象地表現這一階段的情形,展現了如南京大屠殺、西西裡之戰、蘇德之戰、原子彈轟炸等場景。
還有一本 《中國抗戰畫史》,是父親和曹聚仁先生合編的,我父親說當時銷路很好。曹聚仁是復旦教中國文學的老師,我父親讀書時聽過他的課,他們是師生關系。后來曹聚仁先生找到我父親,說我們能不能結合兩人所長,再搞一個更全面的《中國抗戰畫史》。這本書基本上就是曹聚仁出文字,我父親做圖片,編輯、出版、印刷這一塊,也是我父親在弄。1947年,《中國抗戰畫史》面世。這本書有許多詳盡的資料,有些還反映了當時編者對國共當局的一些看法。比如裡面講到,“有時我們真不知道怎麼樣來描述這些戰爭,但是我們要記住,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要‘握直手中的筆’”。我覺得父親還是秉承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良心,客觀地反映歷史的真實。
書中大概有幾十張關於中國共產黨方面的照片,父親當時在工作中是沒有辦法搜集到這些東西的,他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回上海以后,去書店、地攤、國外的新聞機構搜集來的,母親就常聽他說花高價買了什麼照片。他從重慶回到上海的時候,母親說他帶了兩隻皮箱,裡面幾乎沒有生活用品,也沒有給小孩買什麼東西,隻有他的照片和文字。
父親曾經跑到思南路的八路軍辦事處要照片。八路軍辦事處很支持,給了他一百多張照片,以及一些文字的敘述,據說還是特意從延安轉過來的。其實出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國共內戰時期,他能把這些東西都記錄到書中,非常不易。
1948年,父親又與魏守忠合編了《二次大戰照片精華》。
兩本有生命力的畫史
解放后,父親長期任教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任新聞攝影教研室主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也曾遭受迫害。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是新聞系的邵嘉陵老師告訴我的。我父親被當成“右派”的時候,有一次他看見在一棟教學樓門口,陳望道先生握著我父親的手說了幾句話。要知道,那個時候別人看到我父親躲都來不及。不管陳望道先生當時說了些什麼,父親一定是感覺很溫暖的。
我以前也沒有仔細看過父親留下的書,因為實在是太厚了。但是當我退休以后,仔仔細細靜下心來看的時候,我才感受到,我父親也好,曹聚仁先生也好,在當時都是非常真實、非常敬業的新聞工作者。所以這兩本書,也有一定的生命力,經過了六七十年的時間的考驗,2011到2013年,這兩本書又出了新版。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 序中說的,“在戰爭中,十萬萬以上的民主國家人民,結成一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戰線,向軸心國作戰,他們尤其希望這次戰爭完了之后,全世界能彼此和諧地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理想——民主政治的環境中,奠定世界人類永久和平的基礎”。我想,今天的年輕讀者都可以看一看這些照片和文字,更全面、客觀、深入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抗日戰爭這一段歷史,珍愛如今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舒宗僑檔 案
舒宗僑,著名攝影家、記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曾任上海《立報》記者、蘇聯塔斯社記者,擔任過重慶《中央日報》國際新聞編輯,1942年在重慶創辦《聯合畫報》,出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國抗戰畫史》(與曹聚仁合編)、《二次大戰照片精華》(與魏守忠合編)、《學生解放運動畫史》等畫冊。1956年任中國攝影家協會首屆常務理事,晚年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名譽理事兼《中國攝影史》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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