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僑胞捐款佔當時軍費1/3

秘魯中山隆鎮隆善社是有著107年歷史的僑團，因在抗戰期間為中國捐款得到周恩來、馮玉祥等人的題字。圖為僑領向南方日報記者介紹這段光榮歷史。 南方日報記者 林亞茗 攝

1938年，華僑兒童在美國紐約街頭游行，為中國抗戰募捐。資料圖片

鄭潮炯妻子鐘彩合與兒子們的合影。后排左二為鄭社義。劉進供圖

“九一八，老百姓遭了殃……”“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曙光。”6月6日，在緬甸仰光的兩位八旬老人趙振恆、馬振宏頂著40攝氏度的高溫，穿過唐人街來到緬甸廣東工商總會。已經在該國多年的他們，用流利的粵語講起抗戰時期的親身經歷，唱起了逃難和募捐時唱過的“流亡三部曲”。正是如此深刻的家仇國恨，令當年只是年幼學生的他們，便開始了為中國抗戰捐款捐物。

這是千萬海外華人華僑支援中國抗戰的一個縮影。

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抗戰期間的華僑義捐和僑匯達當時的國幣13億元，佔中國軍費的1/3。另外，加上其他途徑的捐款捐物，華僑貢獻共約國幣50億元。這不僅僅是錢是物，更是灼熱的赤子心、赤子情。周恩來就曾為秘魯華僑的捐款事跡題詞：“萬裡外六千僑胞統籌債捐達二百萬秘幣，是僑胞之模范，是抗戰之光榮。”

多個僑團變賣會館捐款

在上世紀上半葉，華僑們在異邦為生活而打拼時，感情仍牢牢地扎根在故鄉大地。在祖國有危難的時候，他們的千絲情便化為了萬鈞雷。從1931年起，抗日救亡運動席卷了海外華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如馬來西亞“馬華巡回劇團”深入城鄉演出勸捐，他們高唱：“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積成江河變成怒濤……買子彈，買槍炮，趕走強盜，誓把中國保……”

據美國舊金山廣東銀行經理公布的數據顯示：自1932年淞滬會戰爆發后，僅20多天的時間，當地華僑已電匯100萬美元給十九路軍。

而在全球，有多個僑團會館變賣了會館房屋，用於捐款或購買抗戰公債。華僑人數較少的新西蘭籌款32萬英鎊，屬華僑當中人均最高的地區。僑胞人數分別僅為35人和40人的玻利維亞和海地，也分別捐款3560美元和3840美元。

僑領和華人企業家是各僑團華社的中堅骨干，在捐獻和認購愛國公債方面是義不容辭的帶頭人。東南亞華僑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萬元國幣以上，是僑領中個人捐款數額最大的。另外，泰國陳守明，新加坡陳六使和陳文確兄弟，馬來西亞陳棉生、陳永，印尼僑領丘元榮等捐款數額也很大。

菲律賓的著名僑領李清泉，抱病領導華僑國難后援會，為十九路軍匯來巨款慰問，還捐購15架飛機。后來，他因勞累過度而去世，臨終遺囑再捐出10萬美元。他的好友及僑團聞訊后，為繼承他的遺志又籌資40萬美元。

抗戰不停止月捐就不斷

華僑們認識到，抗日戰爭必然是十分艱苦的持久戰，隻有長期的、持續不斷的捐款，才能達到打敗侵略者、光復國土的目的。於是，各地僑團不約而同地開展月捐活動，馬來西亞檳榔嶼華僑籌賑會發表的《勸募長期月捐宣言》當中說：“抗戰一日不停，我們的月捐就不斷繳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認捐，逐月交納，一般來說是按月薪10%的額度，基本是“個個要捐”。古巴、巴拿馬的僑團都規定18歲以上華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業主、商販可以貨代幣。

南僑總會統計，華僑抗日捐款80%以上來自於月捐。正如《華僑先鋒》雜志中所說：“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煙蒸沸的餐館廚房、泳衣館、農場和各個工廠、商店裡的僑胞，捐集而來。”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車夫通過決議：每日每車捐資，每月每人再捐。當時的《星島日報》（香港）報道稱：“人力車夫是華僑社會的無產者，所得尚不足贍養家室。然而從祖國神聖抗戰以來，愛國之殷，絕不后人，捐款購債，頗為努力。”

除了月捐，華僑們還有其他各種募捐方式。新加坡僑校學生聯合會為籌款制定“節約信條”，包括節約日常牛奶、餅干和飯菜費用，連襪子也要省去。還有“南僑總會”發起賣花捐，那時大街小巷都響起賣花聲：“買了花，救國家！”僑胞們都以襟上插花為榮。

不顧個人溫飽為國捐錢

華人華僑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絕大多數還是掙扎在低層的勞苦階層。在東南亞，他們多是小販雜役﹔在歐美，他們多是廚師、洗衣工﹔在南美，他們多是農場苦力。這些華僑們在自己溫飽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卻為中國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獻。

澳大利亞一位古稀老華僑，將准備養老的積蓄全部捐出。他說：“貢獻祖國，無上光榮，死可瞑目矣。”緬甸仰光的女僑胞葉秋蓮，將其所有首飾及兩處家產的拍賣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則入寺為尼。她說：“隻要祖國戰勝，我自己餓死是不妨的。”

印尼華僑馬細旦是傷殘人士，隻能以手代步，艱難度日。當他知悉國內同胞慘遭日軍蹂躪的消息時，熱血涌上心頭，每日爬至市區中心，“乞錢為祖國難民請命”，僑胞見者無不獻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錢全都交給了華僑慈善會。

印尼粵籍華僑劉長英把自己的兒子送回國，參加抗日空軍。兒子在戰斗中犧牲后，他又將撫恤金全部捐為抗戰軍費。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國義士，其愛國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飛機

除了錢之外，僑胞們還捐獻了大量的物品，從飛機、坦克、貨車到被服、藥品等，緩解了抗戰時期祖國戰略物資和民用物資緊缺的狀況。

僑胞們還專門發起支援八路軍的“援八行動”。法國裡昂200多位以小商販為主的僑胞，節衣縮食籌得1.3萬法郎，為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抗日軍隊購買防毒面具。

南洋惠僑救鄉會多次通過宋慶齡給曾生率領的惠、東、寶等地的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送去大量物資。旅居泰國、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僑胞220多人，組成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乘坐小劃船沖破日軍巡邏艇的封鎖，把一批批藥品和被服等物資運到海南島。

昂貴的飛機也是僑胞們捐贈的重點。據任貴祥、劉維開等專家分析，從1937年到1942年，全球華僑捐贈的飛機就有217架。另外，他們捐獻的坦克也足以武裝1個坦克團，直接增強了祖國的抗戰力量。

1942年，美國俄勒岡州華僑救國統一會籌款后，加上爭取到美國支持，買了3架戰斗機，命名為“民族”“民權”“民生”，供中國用來訓練航空生。

菲律賓華僑為祖國獻機情形更為熱烈，除了一般僑團商會獻機外，還有華僑庄東裡個人獨捐飛機一架，僑校中小學生也集資捐“學生號”飛機一架，華僑婦女捐“婦女號”飛機一架，連馬尼拉屠宰業的華僑和小雜貨店店員亦集資各獻機一架，合計下來，菲律賓華僑共捐飛機50架。

在大洋彼岸，美國加利福尼亞華僑募款購買軍用運輸機8架，命名為“北加州華僑精神號”獻給祖國。斐濟群島僅有華僑2000人，也為祖國獻機3架。

車輛，也是祖國抗戰必不可少的戰略物資。在抗戰前3年，華僑捐贈的汽車、卡車、救護車達1000多輛。1939年春，滇緬公路這條險峻的高原運輸線重新開放，馬來西亞華僑籌賑會和緬甸僑胞分別贈購卡車100輛和150輛。另外，美洲僑胞捐獻救護車200輛，南僑總會捐獻卡車200輛及其他物資。

“我媽媽白天要維持生計，照顧孩子，晚上就借著弱光，為中國抗日將士縫制棉衣，再交到僑團運回祖國。這是媽媽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緬甸老華僑馬振宏告訴我們，他永生都難忘這個記憶中的片段。

（記者 林亞茗 曹斯 洪奕宜 林旭娜 黃學佳）

（文中部分資料來自任貴祥、黃慰慈、許肖生、張運華的有關研究書籍。資料整理：實習生申婉婷、馬敏之、葉敏韜，緬甸馮英球先生亦為本文提供幫助）

故事

華僑鄭潮炯“賣子救國”

1964年在周恩來關心下父子終重逢

當年在為中國抗戰捐款的眾多海外鄉親中，成千上萬收入微薄的勞工大眾幾乎是傾盡全力，來為中國阻止日本侵略。在江門華僑博物館，相關人員就突出介紹了新加坡華僑小販——鄭潮炯“賣子救國”的動人故事。

6月5日，南方日報記者在新加坡拜訪了鄭潮炯的妻子鐘彩合。談起當年丈夫“賣子救國”的事情，現年108歲的老人家說：“那都是沒辦法的，誰舍得賣自己的孩子”。而陪在鐘彩合身邊80多歲的兒子鄭社心，跟我們講起了他父親的故事……

“沒有國，哪有家？救國要緊呀”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南洋地區的華僑中掀起了籌款救國的高潮。當小販的鄭潮炯也奔走於印尼和馬來西亞一帶義賣瓜子籌款。從1937年到1942年，他共籌集義款18萬元（當地貨幣，下同）。在吃一頓飯隻要0.3元的年代，這無疑是一筆巨額資金。他卻毫不猶豫把錢捐給南洋華僑籌賑總會。妻子鐘彩合則背著年幼的孩子，毫無怨言地賣水果養家。

1940年，日本入侵鄭潮炯的家鄉——新會大澤許坑村，30多位鄉親包括他從南洋回鄉的父親被日本人殺害。國恨家仇激發了鄭潮炯夫婦支持抗日救國的決心。這時，已經懷上第五個孩子的鐘彩合，聽到丈夫說：“我已經把這個孩子賣掉了，乳銀80元捐給了籌賑會。將來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人家的孩子……”她當時沒有當真。

當兒子生下3個月后，丈夫真的拿出一紙賣兒的契約。她才明白過來，丈夫為了救國，真的連親生兒子都賣了。

鐘彩合告訴記者：“我當時難以接受，可丈夫不斷對我說：‘沒有國，哪有家？救國要緊呀！自己養孩子和別人養孩子都一樣，都是中國人。’”最后，他們夫妻才達成一致，把這個取名為社義的孩子交了出去。那筆錢甚至都沒有經過他們的手，直接捐到了籌賑會。

“他盡了最大能力幫國家”

之后，“賣子救國”的義舉傳遍南洋，激勵更多的華人華僑們參與支援中國的行動。后來，鐘彩合總是解釋說：“我們是送子救國。”

抗戰結束后，鄭潮炯再次背起背包義賣瓜子，籌款2萬元，一部分寄給中國的孤兒院及傷兵院，其余則撥作當地華僑福利基金。

一年年過去了，他們夫婦對兒子社義的思念並沒有斷，但孩子和其養父母已不知去向。1964年，鄭潮炯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求助。幾個月后，中國及廣東省僑聯在肇慶找到了社義。

鄭潮炯夫婦回國與兒子重逢，激動得淚流滿面。社義說，他養父在戰亂中被日軍打死，養母帶著他回到中國。他長大后當過解放軍戰士，退伍后在農機廠當工人。

1984年2月，80多歲的鄭潮炯離開人世，臨終前對社義仍然念念不忘。鐘彩合不忘丈夫的囑托，先后7次回國探望社義。近日，記者也在江門也採訪了社義的兒子鄭為國。他說，爸爸最后理解了爺爺當年的選擇，“在那個環境下，作為一個平凡的市民，他盡了最大能力幫助國家”。

（南方日報特派記者 黃學佳 實習生 庄楚銳 王華玲 申婉婷）

（五邑大學劉進教授提供部分資料）

紐約洗衣工發起“救濟箱”活動支援抗戰

不到兩個月募捐了4輛救護車

“熨斗重達8磅，洗衣工每天拿著它工作18個小時。聽我父親說，一周艱辛勞作，最后也隻有4美元收入。”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元老陳金堅的女兒陳美嫦接受南方日報記者採訪時說。

洗衣業，曾是美國華人早期主要的營生之一。抗戰時期，洗衣工們在異國扛起抗日救國的大旗，從直接捐款到組織成立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以下簡稱為衣聯會），並推動成立“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會”，一名名洗衣工，如一股股涓涓細流，最終匯聚成抗日救國大潮。

募款箱遍布幾千家洗衣店

抗戰時期，紐約衣館業人口約佔當地華僑華人人口的1/3，衣聯會由此也成為紐約最大的僑團，會員有4000多人。1937年，衣聯會甫一成立便募捐給東北抗日義勇軍。

南方日報記者翻閱1937年《衣聯會報》，其中就有一則報道《本會抗日大會決定救國方案 同業救亡心切，爭先恐后，捐助抗戰軍資》，講述了捐款發動大會當場募得1565美元的情況……

隨著戰事擴大，衣聯會還發起了獨具特色的“救濟箱”活動，即在遍布全紐約的幾千家洗衣店設立募款箱，上面用英文寫著“救助中國難民”，后來該活動發展到每個華僑餐館和商店，動員顧客為中國抗戰捐款。

“救濟箱活動開始不到兩個月，就募款購買了4輛救護車和一大批醫藥、棉衣。”陳美嫦說，1938年2月，4輛救護車被分別送往重慶和延安。

印發宣傳單號召美國援華

“七七事變”后，衣聯會立即印制了10萬份英文版《告美國人民書》，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敦促美國政府在道義和物質上支持中國抗戰。后來，又印發了10萬份號召美國人民抵制日貨的傳單。

“他們把傳單放在每一件洗干淨的衣服口袋中，或親手交給來洗衣店的顧客。這些抗日宣傳進入到千家萬戶，在美國民間影響很大。”陳美嫦說。

衣聯會還組織了“抗日救國青年團”，聘請美國有名的飛行家勞特上校為教授，開辦低廉學費的航空學習班。幾十名華僑青年學成后，回到祖國投身抗日空軍。

“我父親只是一個平凡的洗衣工，但他生活在一個大戰亂、大動蕩的時代裡，波濤洶涌的歷史巨浪，把他也磨礪成一塊岩石。”陳美嫦認為，他的父親就是那一代愛國僑胞的縮影。

（南方日報特派記者 林旭娜 實習生 章娟 劉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