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呂東，1915年7月出生，遼寧海城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第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黨團書記。解放戰爭時期轉入財經工作，是東北工業部副部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副部長、冶金工業部部長、航空工業部部長、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和“四人幫”的誣陷、迫害，平反之后擔任華北協作區籌備組主要負責人。1988年呂東創辦了中國工業經濟協會（后改為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先后任會長、名譽會長。他是新中國工業界最早的重要領導者，是新中國工業經濟建設、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組織實施者，他的名字是與新中國工業經濟緊緊連在一起的。今年7月是呂東誕辰100周年，筆者擷取他一生中的幾個重要人生經歷奉獻給廣大讀者。
為新中國工業奠定堅實基礎
1948年11月，東北全境解放，使解放戰爭有了戰略上鞏固的和具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后方，黨和人民獲得了逐步恢復經濟的有利條件。時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的呂東受組織委派來到沈陽，開始轉入工業戰線。那時，雖然呂東隻有34歲，但在大家的眼裡，他是一位勤政、好學、多思，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又很有指揮藝術的領導者。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的掠奪和破壞，加上日本投降后蘇軍拆走大批重要設備，解放后的東北工業幾乎是一片廢墟。恢復生產工作從哪裡入手？呂東和東北工業部領導一起，經過反復研究，認為應把工作重點放在具有指導和示范意義的鞍鋼恢復上。他帶著東北工業部的一些同志到鞍鋼的工廠、礦山進行實地考察。從採礦、選礦、燒結、焦化、煉鐵、煉鋼、軋鋼，他一個一個地看，一個一個地研究如何提高生產效率。他以點帶面，在東北全區各工業企業掀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創造生產新紀錄運動”。不到半年，就有5000多名工人和技術人員創造了17222項大大小小的新紀錄。許多生產指標，比如鞍鋼的高爐利用系數、焦爐碳化時間等，都大大高出日偽時期的水平。尤其鞍鋼煉鋼廠6號平爐超過了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的快速煉鋼世界紀錄，受到毛澤東的賀電嘉勉。
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對生產工具提出的新要求，呂東作出決定，從蘇聯進口了一批先進的齒輪機床。當時工人對這種機床很陌生，很多人都覺得它不如皮帶的機床好用。呂東就請來蘇聯專家進行高速切削現場表演。這一下大家可知道這種機床的厲害了，一個“高速切削熱潮”在東北迅速展開，使生產效率成十倍、幾十倍地提高，東北工業戰線到處是熱氣騰騰、你追我趕的勞動景象。
那時東北沒有大型機床，很多產品沒法生產，制約了工業的發展。有一天，呂東對林宗棠（后任航空航天部部長）說：“你看我們能不能自己生產大機床？”
林宗棠那時還是個20幾歲的熱血青年，就不假思索地說：“能。”
呂東問：“你說怎麼個能法？”
“我們把東北主要的制造廠和機修廠的制造能力組織起來，制定一個奮斗目標，共同搞出幾台大機床。”
呂東說：“好，你起草一篇社論，就說說我們為什麼要自己制造大機床，有沒有可能造出大機床。”
林宗棠熬了好幾個晚上寫出文章后，呂東親自作了修改，發表在《東北工業區》上。后來，還真的造出了大機床。呂東那種對青年干部信任、培養、愛護的品德受到青年干部的好評。
1950年1月，呂東隨周恩來總理到蘇聯參加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工作。呂東的任務是商定在東北建設蘇聯援建項目的具體事宜。5月10日，他主持召開了東北工業產品第16次部務擴大會議，專門就此事進行了部署。呂東強調我們的方針是“自力更生，爭取外援”，自己能造的設備一定要自己造。同時號召大家認真向蘇聯專家學習，抓緊組織自己的設計、建設隊伍。
1950年，為加快生產，供應前線，使東北工業成為抗美援朝的堅強后方，呂東等同志制定並實施了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方案，這就是建立北滿工業基地，即把南滿的部分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一分為二地向北滿搬遷，同時加快蘇聯援建項目的設計、定貨和施工。剛剛解放的新中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建成這樣的工業基地，對抗美援朝戰爭、對未來新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有著重大的意義。
1952年7月，呂東再次跟隨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領導人赴蘇聯，參加援助項目的談判工作。通過兩個多月的談判，雙方商定了一批工業援建項目和設備的定貨。這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們常說的“156項”。那段時間，呂東十分繁忙，辦公室的燈經常是徹夜通明。“156項”是新中國工業體系的重要基礎，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呂東同志對新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的幾年時間裡，在呂東等同志的具體組織和領導下，東北迅速恢復和建成了一個包括汽車、飛機、軍工、紡織、化工、鋼鐵等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為全國大規模的經濟恢復和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高興地說：“你們有了十八羅漢，好嘛！”
1952年8月7日，呂東被調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副部長，主持黨務工作。
重工業部任務是組織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四個基礎材料工業的生產和建設。呂東接手時，全國的經濟恢復工作接近結束，開始著手准備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11月，重工業部召開廠礦長會議，王鶴壽部長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黨組議定的結論，向大會提出“適應新形勢把基本建設提到首要地位”的任務。呂東根據部務會議商定的統一部署，具體落實加強和充實基建戰線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從生產廠礦抽調得力干部﹔從生產方面抽調最強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到基建戰線﹔近期內院校新畢業的學生原則上一律分配到基建部門﹔建立和壯大建設機構，特別是設計機構﹔建立和加強培養后備力量的院校﹔成立地質勘察機構﹔從組織上保証領導全面工作的干部主要精力抓基本建設等等。設計工作是基本建設的第一步，於是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土建、鞍鋼等6個設計公司組建起來了。在這6大公司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為按地區、按專業不同類型的設計院，形成了一支強大的設計隊伍。
隨著大型建設項目的開工建設，在鞍鋼、富拉爾基、吉林、武漢、包頭、太原相繼組建起冶金建設公司，並逐步發展擴大，最后形成了20幾個門類齊全的冶金建設公司，擁有約40萬人的冶金建筑安裝隊伍。隊伍組建起來了，呂東又及時地把注意力轉到如何更好地開展工作上來。1953年初，他組織了10個工作組，並且親自帶隊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深入實踐進行總結。在這年3月召開了基本建設及施工管理經驗總結大會，呂東根據實地調查的結果作了《基本建設要加強施工管理》的系統報告，他從計劃管理、質量與技術管理、經濟核算、建立健全責任制等4個方面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辦法，作了系統翔實的講述。
隨著生產的發展，礦山滯后問題顯露出來了，呂東又來組織研究解決礦山問題。他不避艱險，親自到礦山、井下考察。1954年四五月間，他來到遼寧省楊家杖子鉬礦，由於該礦經常發生井下岩洞冒頂事故，礦上的同志極力勸他不要下井，但他執意下現場察看，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下到洞內，不時聽到咯吱咯吱的響聲，人們都捏著一把汗，而他卻十分坦然。就這樣，呂東連續考察了10多個礦山企業之后，明確提出：礦山和工廠不同，它的生產對象是地下資源，建設難度大、周期長、生產勞動條件差、生產場地不斷變化、資源逐步耗竭。資源是生產建設的先決條件，必須加強地質工作，才能保証礦山有足夠的可採儲量。因此，需要領導上給予高度重視和更多的支持、扶植。在呂東的具體組織下，為加強地質工作，部裡成立了地質局，並從東北地區抽調大批地質隊伍進關，在華北、中南、華東、西南等地，展開了地質勘探工作﹔為加強現有礦山工作，部裡成立了黑色礦山管理局。
1955年11月，呂東主持召開了重工業部第一屆生產企業科學試驗研究工作會議，討論和部署了重工業系統技術發展計劃和加強科學研究工作。這次會議影響深遠，企業把科研、試驗、技術創新工作擺上了日程，隊伍壯大了，成果增多了。為鞏固成績，促進發展，1956年4月，重工業部發布《關於獎勵一年來重大技術成就的決定》，有25項重大成果受到了獎勵。
1956年5月重工業部撤銷后者，呂東被任命為冶金工業部主持常務工作的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呂東主管的范圍集中在鋼鐵工業和有色金屬工業兩個行業。
冶金工業部組建起來之后，聯系冶金工業的實際，部黨組成員認為：建設新中國的鋼鐵工業一定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不能完全照搬蘇聯那種中央主管部門“一家獨辦”越大越好的做法，應該結合中國的國情，採取量力而行、大中小相結合的方針。為此，呂東組織編制了冶金工業部《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總結與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安排（草案）》上報中央，正式提出了鋼鐵工業建設“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戰略部署，即繼續建設鞍鋼、武鋼、包鋼三個大型鋼鐵基地（年產鋼300萬噸規模）﹔新建、擴建太原、石景山、重慶、馬鞍山、湘潭五個中型鋼鐵廠（年產鋼50—100萬噸規模）﹔同時由地方建設18個中小型鋼鐵廠。方案上報之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極為重視，陳雲幽默地說：“三皇、五帝、十八羅漢，好！符合中國國情。”毛澤東也高興地說：“你們有了十八羅漢，好嘛！”
在“大躍進”中艱難前行
正當冶金部積極按此方案緊張地工作時， 1958年8月16日，毛澤東發出“書記挂帥，全黨全民大搞鋼鐵”的號召后，全國開始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造成了巨大損失。
在這期間，呂東連續到武鋼、鞍鋼等重點企業蹲點，看到廣大冶金戰線的干部職工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工作，也看到了設備、機器損壞及資源浪費、產品質量下降的情況，原來那種想依靠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與支持，把鋼鐵工業發展快一些的願望，已被現實的景象所打破，心中十分著急。
1960年7月間，他會同王鶴壽一起向主管工業的李富春副總理作了匯報，在匯報會上討論了需要進行“調整”的問題。事后中央正式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始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呂東又為此而奮起工作。整頓品種和質量問題首當其沖。部領導組織調查組，深入下去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然后有針對性地採取整改對策。而其中的重點，一是支農產品，一是保証軍工生產。
在支農方面，針對水網地區、平原地區、山區、草原牧區，在排灌、耕作、收割、運輸以及生活用具等方面所需要的鋼材作了詳細調查，摸清哪些品種質量不穩定，哪些品種數量不夠，哪些品種還沒有生產供應，一項一項地加以解決。
在保証軍工生產方面，面對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專家，斷絕國防軍工技術資料、裝備和材料供應，導致尖端武器的研制面臨夭折的危險，黨中央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行研制“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這樣，組織研制軍工所需金屬材料，又成為呂東的一項艱巨的組織工作。他組織一部分人力對常規武器和尖端裝備兩大類軍工所需的品種，作了詳細調查。在1960年冶金廠礦長會議上，他代表部黨組作了《高速度攻佔尖端》的報告，要求各單位建立管理尖端的組織機構，有關省、市冶金局（廳）成立技術處，各廠礦設立技術科﹔要突出建設一批重要項目，要大抓設備設計和制造，要統一規劃，給各單位下達尖端攻關任務。在冶金廠礦長會議閉幕不久召開的攻佔尖端技術會議上，呂東又專門做了報告，講了形勢、講了攻佔尖端的重要性、迫切性，講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由於三年“大躍進”，導致我國原先就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突出薄弱環節的有色金屬出現了大的滑坡。為了從根本上加強有色金屬工業，冶金工業部黨組決定由呂東分管有色金屬工業的調整工作。他首先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走遍了貴州、雲南、廣東、廣西、湖南和江西的幾十個有色金屬礦山。通過調研，他認定和總結了發展有色金屬工業主要在於抓好礦山，而有色金屬礦山存在的問題是：採礦落后於選礦和冶煉，掘進落后於採礦，探礦落后於開礦，以及機修能力小，運輸能力不足，正常需要的物資不能保証供應等6大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向部黨組提出礦山為首、地質先行、大礦大建、富礦先建、採掘並行等一系列發展有色金屬礦山的正確方針。呂東還提綱挈領地提出搞好有色金屬礦山工作要抓住“四率一綜”，即提高採礦台班效率、提高採礦回採率、降低採礦的貧化率、提高選礦實收率，搞好資源的綜合利用。為了扭轉有色金屬工業礦山採掘比例失調、生產能力大幅度下降的被動局面，呂東抓住礦山生產能力的持續這一關鍵問題，提出了在基本建設方面，必須有一定數量的投資，安排保証各種金屬礦山生產能力持續的建設項目。他第一次創造性地提出了“維持礦山簡單再生產”的費用，簡稱“維簡費”這個新概念，即每生產一噸礦石，從成本中提取規定費用，以礦養礦，用於礦山的維持簡單再生產。在管理方面，他提出了關於衰老礦山的接續，加強礦山外圍的地質勘探工作，及時按定額補充經磨損報廢的生產設備，保証電力、油類和坑木等動力和材料供應，以及解決井下工人輪換補充問題和加強勞動保護用品及職工生活物資供應的若干措施。他通過深入礦山第一線，掌握第一手真實情況，當發現有的礦山領導班子不適應，便果斷地抓緊調整，加強了礦山的領導。呂東還對如何衡量和評價有色金屬工業發展的問題，指示有關人員一定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最終找到了“有色金屬總產量”這項綜合指標，即通常用10種有色金屬產量與鋼產量的百分比衡量同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程度，使過去難於表達的難題，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標志鮮明和能說明問題的概念。
1962年2月，呂東代表冶金工業部黨組，在北京中南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做了關於有色金屬礦山情況的詳細匯報。這一匯報，全面概括了當時有色金屬礦山的現狀、地位、存在的重要問題以及發展礦山建設需要採取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后13年來有色金屬礦山發展的歷史經驗。彭真聽取呂東匯報后，給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要認真地抓好調整工作。
事后，呂東親自深入重點礦山，向礦山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職工群眾宣講這一匯報材料的主要內容，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切實解決井下工人的生活待遇問題，穩定職工情緒。在廣東幾個礦山，他發現“民窿”（即集體辦的）鎢錫礦山由於一下子收歸國營產生許多問題后，當即決定暫停收歸國營。在廣西平桂礦務局了解到砂錫礦的開採使礦山環境破壞嚴重，立即布置並制定了砂錫礦土地復田規定。為加強領導，他決定採取重點有色金屬礦山由司局級領導蹲點的辦法，鄭州鋁廠就是在呂東親自蹲點下逐步壯大發展起來的。
經過三年調整和廣大職工的艱苦奮斗，有色金屬礦山從負債累累、瀕於崩潰的邊緣逐步轉危為安，到1964年底已基本恢復到1960年的水平，10種有色金屬產品達到38.53萬噸，比1956年的21.4萬噸增加了17.13萬噸，品種、質量也都已經全面好轉了。
1964年5月，呂東開始接替王鶴壽主持冶金工業部的全面工作。同年9月3日，中央正式任命呂東為冶金工業部部長、黨委書記。
整頓、發展航空工業
197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調呂東出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黨組書記、部長。“文化大革命”中，航空產品的質量遭到空前的破壞。截止1977年底呂東上任之前，已連續4年因質量不好沒有完成國家計劃。因此，呂東把整頓質量作為扭轉航空工業局面的當務之急。從1978年2月20日到10月30日，8個月中，他連續召開了6次電話會議、兩次現場會議和一次質量展覽，開展全航空工業聲勢浩大的質量大檢查。呂東反復強調：飛機在空中飛行和作戰，出了故障沒法停下來修理，一旦發生事故，就會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平時影響戰備訓練，戰時影響戰爭勝負和國家安危。所以航空產品質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定要堅持質量第一，實現優質生產，堅決同任何忽視質量的現象作斗爭。呂東用很大氣力著重解決當時阻礙航空產品質量提高的三個認識問題：航空產品質量問題嚴重不嚴重？造成問題主要是外因還是內因？整頓質量要不要一年大見成效？解決的方法是從解剖三起事故入手。一、直升飛機的旋翼槳翼折斷，先后造成三起墜毀的一等事故﹔二、發動機渦輪軸折斷，同樣發生過三起一等事故﹔三、發動機壓氣機盤斷裂，也造成三起一等事故。這 9 起事故導致多名空勤人員犧牲。何以同樣的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都是因為前兩次把原因推給原材料部門或使用部門，不查內因，直到第三次事故發生后才轉而查自己的問題。原來造成這些事故的原因，或者是由於自己隨便更改設計、工藝﹔或者是違反工藝規程，工藝不協調，零件超差﹔或者是沒有吃透技術問題。通過解剖這幾起嚴重事故，呂東告誡大家：“航空產品上沒有不重要的零件，產品質量上沒有可以忽視的小問題，制造工藝上沒有一道可以馬虎的工序，細小的疏忽能夠釀成重大的事故，所以航空工業職工必須樹立對產品質量百分之百負責的思想。”
為使質量大檢查的要求落到實處，呂東還自己帶頭下去，一年之中幾乎走遍了航空工業系統的重點工廠和研究單位，邊調查邊推廣先進、促幫后進。在思想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抓制度建設：恢復和健全了由廠長領導的質量檢驗系統﹔以總工程師為首的生產技術系統﹔切實執行各級技術責任制。通過兩年大抓質量的工作，1979年，所有企業都完成了質量指標，全行業綜合廢品率降到歷史最低水平。空軍提出飛機使用中的110項質量問題，解決了93項，余下的也有了解決措施。經過評定，有4項軍品獲得國家金質獎，5項軍品和3項民品獲得國家銀質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呂東認識到這一轉變給航空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1979年2月召開的航空工業企事業領導干部會上，呂東提出用7年或稍長一些時間，航空工業在確保現有作戰飛機齊裝配套的基礎上，抓好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預研一代的任務，初步改善部隊和民航裝備，使我國航空技術從50年代水平提高到70年代的世界水平，為航空工業現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礎。
1980年2月，呂東主持了航空工業企事業領導干部會，呂東把發展航空工業的戰略指導方針，簡明地概括為“三個一代”（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預研一代）和“三個轉軌”（轉到質量第一、科研先行、按經濟規律辦事）。盡管當時全國正處在為解決林彪、“四人幫”長期干擾破壞造成的各方面比例關系嚴重失調而實行“三年調整”時期，航空工業“量力而行，有所作為”，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兩七兩八”（殲7II、殲8、運7、運8）和強五改進型的機型，到1982年陸續設計定型，投入生產，裝備部隊，基本達到了1985年前實現“更新一代”航空裝備的目標。1980年起步研制的殲7III和殲8II，80年代中后期也設計定型裝備了部隊。引進法國70年代末技術制造的直9直升機，已屬於世界先進水平了。
國有工業經濟改革的探索者、執行者
1982年1月，呂東調任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協助國務委員張勁夫組建經委機關和主持日常工作。
呂東到職之后，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了解情況，聽取建議，劃清職責范圍，報批編制方案，按照“半年時間”內把委員會的辦事機關組建起來的要求，在5月26日召開了新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成立大會。新經委在實現干部的年輕化的同時，把原來各單位不再擔任實職的老同志都團結在黨組的周圍，讓他們繼續為新經委的工作獻計獻策。
新組建的國家經委會，日常工作是統籌協調全國的生產、流通事務，瑣碎煩雜。特別是處於新舊經濟體制交替時期，凡是找不到頭的事，自然就都來找國家經委。呂東先是著手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設立總調度室，晝夜24小時值班，隨時處理問題，使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著落。此后，由於張勁夫擔任了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的工作，國家經委的全局工作實際上是由呂東主持。面對著經委這種攤子大、頭緒多的情況，如何進行工作？呂東在一次會議上講：“經委需要處理的具體業務問題很多，更要注意抓大事”，才能綱舉目張。呂東在組建經委機關辦事網絡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現有企業技術改造、技術進步的工作。新經委成立的這年9月，黨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紀末“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的奮斗目標。在十二大的小組會上，呂東根據自己調查研究的結果，提出：“現有企業是我們力爭翻兩番的出發點、基礎和基本力量”，而要發揮現有企業的活力，必須抓技術改造。如果“現在單位產品能源消耗不逐步下降，原材料消耗不大大下降，產品得不到迅速的更新換代，不能做到‘改進一代、研制一代、預研一代’，要想實現翻兩番，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隨后在1983年1月召開的國務院各部門和各地區的會議上，他又大聲疾呼：“當前，在我們經濟部門各級領導同志中，確實存在一個思想轉軌問題。有必要統一認識，從過去那種重生產、基建，輕技術進步的舊思想、舊方法中解脫出來，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技術進步上”，並且提出了要抓的十二項具體工作。
呂東在進行思想輿論准備的同時，又大力進行艱苦的組織工作。首先與有關部門協調，劃清職責。在這年的3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計委、國家經委關於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工作分工意見的通知”，明確了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技術進步工作由國家經委負責，企業技術改造的“近期計劃和實施方案以國家經委為主組織各地區、各部門制定”。然后，在這年的4月，呂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機械電子工業技術進步工作會議，通過安排首批550項重點機械電子工業的技術改造項目取得經驗后，於6月間主持召開了“近期行業技術改造規劃會議”，布置了編制現有企業按行業進行技術改造的規劃。
在分清職責、定出必要的規劃之后，呂東又大力抓落實工作，委托后來擔任黨組副書記的朱镕基分工負責此項工作，並且要求每年召開一次全國企業技術進步工作會議，檢查總結上年工作，部署下年任務。呂東在每次會前都要下去作一次專門調查，針對當時的情況代表黨組到會講話。從1983年11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企業技術進步會議起，到計委、經委合並前的1987年11月14日，5年共召開了5次會議。在這5年間，全國國有工業產值由1983年的4739億元，增加到1988年的10351億元，增長了1.18倍，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靠推進企業技術進步工作取得的。
1983年6月又根據國務院的部署，組織各地區、各部門開展了提高企業素質的調查。8月17日，呂東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交流成果，研究建議。后來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把那些已經具備條件的改革措施，形成為《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於1984年5月10日下發。隨后，呂東又會同國家體改委負責同志一起，帶一調查組到西北地區，就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狀況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連同上年他在中原地區、華東地區、東北地區調查所得，形成了《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關於增強大中型國營工業企業活力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1984年9月11日下發。同時，為推進搞活大中型企業提供必要的政策保証，又會同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制定了《關於推進國營企業技術進步若干政策的暫行規定》，報經國務院批准於1985年2月8日轉發。經過這一系列工作之后，在1985年2月召開了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會前呂東代表經委黨組向國務院作了匯報，會上呂東作了《堅持改革，開拓前進，把企業搞活》的工作報告，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當時的企業狀況：盡管對搞活企業制定了一些具體措施，做了一些工作，但大多數企業還是沒有真正活起來。就此現實，呂東認為要解決好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要以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精神統一上下的思想，明確指出在經濟領導機關和企業的領導干部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沒有轉過來，而思想觀念的轉變是經濟改革的先導，指導思想不轉變就談不上企業的“轉軌”與“變型”﹔二是要有適合實際情況的具體政策、措施。他集中提出了10條：加快推行廠長負責制，建立勇於開拓的領導班子﹔根據市場需要，開發具有競爭能力的“拳頭”產品﹔放開手腳，實行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把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作為落實企業內部責任制的重要環節﹔逐步調減先進大型骨干企業的調節稅﹔開辟生產資料市場，建立物資貿易中心﹔給部分大中型企業直接對外經營權﹔指令性計劃要留有余地﹔實行工資總額隨同經濟效益浮動﹔整頓現有公司。
會議開過之后，呂東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盡快調查研究，這就是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所指出的：“過去國家對企業管得太多太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為了增強城市企業的活力，要“建立以承包為主的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要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逐步創造出適合自己情況的具體形式，使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生根、開花、結果”。呂東為此在1985年7月間，到上海、浙江作調查，隨后11月間又到安徽、江西、湖南調查，1986年5月又到雲南、貴州、廣西調查。在調查中，總結各地的實踐，從中篩選出行之有效的承包經濟責任制的形式。1987年4月8日，呂東代表黨組專門就大中型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問題向國務院作了一次系統的匯報，提出了5種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匯報時也指出，這幾種形式並不是完美無缺的，還要通過實踐不斷改進。此后，在國務院的領導下，承包經營責任制即在全國范圍內鋪開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中有90%以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
1986年，呂東抓的大事是加強管理工作。他逐步明確了在經濟領域抓管理要從兩個方面下手：一是宏觀管理，一是企業管理。早在1985年1月，國家經委經濟管理研究中心召開的一次會上，呂東針對1984年12月出現的獎金失控，貸款失控的現象，就指出經濟搞活后，宏觀經濟管理急需加強，要求在1985年內經過調查研究搞出幾條措施來。后經黨組討論決定，先採取按季召開有部分省市區、部門參加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並要形成制度。4月間，呂東主持召開了1985年第一季度經濟形勢分析會，並且根據大家的匯報，做了題為《加強宏觀管理，防止經濟發展失控》的講話。隨后，在四五月間，呂東又同安志文率團出訪美國和日本，回來后，在給國務院的《考察美國、日本宏觀經濟管理后的建議》中認為，從以行政干預為主的直接管理逐步過渡到以經濟手段調節為主的間接管理，是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對宏觀經濟的控制、管理和調節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宏觀管理體系。他還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
從1988年4月起，呂東卸去了政府行政職務，在黨內擔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顧問，同時擔任經國務院批准新成立的中國工業經濟協會會長。他繼續拿起調查研究這個武器，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獻計獻策。從1988年年初到1996年這8年間，呂東深入基層、深入實際作了大量調查研究，提出了多篇調查研究報告，而其中廣為人知的有兩篇：一篇是《關於進一步深化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1988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全文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后來又以呂東署名在《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了“一論”、“再論”、“三論”《轉換經營機制是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關鍵》的論文。這樣把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改革提到一個新的境域，即改革經營機制的問題。另一篇是為編制“八五”規劃獻策而提出的《實現我國工業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的戰略轉變》。1990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並且就這一問題開辟專欄展開討論，引起很大反響。
2005年5月，呂東因病去世，享年87歲。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