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源
在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中陳雲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陳雲受到批判。他的家也被紅衛兵抄了。北京街頭張貼的造反派組織編印的小報上，出現了不少攻擊陳雲的大批判文章，還張貼出批判陳雲的大字報、大標語。北京大專院校和財貿系統的一些造反派成立了一個“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陳雲雖然沒有被打倒，還可以出席中央高層組織的游園活動，還可以上天安門，但已經“靠邊站”了。黨的九大上陳雲當選為中央委員，卻沒有進政治局，九大之后仍然讓他“靠邊站”。1969年，陳雲被疏散到江西“蹲點”，他的夫人於若木因貼出一張揭發江青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下放到湖南一個干校監督勞動，幾個子女分散在幾個省下放勞動，一家人不能團聚。
在艱難處境中，陳雲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同時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對包括“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思考。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陳雲於1972年4月18日通過江西省委致電周恩來並轉毛澤東，提出回北京治病。毛澤東、周恩來都同意了陳雲的這一請求，不久陳雲就回到北京，並參加了五一節游園活動。當年7月21日，陳雲給毛澤東、黨中央寫信，匯報了自己的身體情況、在江西“蹲點”情況，最后提出希望能夠做一些工作。周恩來向毛澤東轉交了陳雲的信，毛澤東在信上指示：這些都可以同意。這樣，陳雲就進入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業務組參與對全國經濟工作和外貿工作的領導。1973年黨的十大上陳雲當選為中央委員，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在此期間，陳雲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發展對外貿易問題，向中央提出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以便在世界市場中佔有中國應有的地位。此時，陳雲的子女仍然分散國內幾個地方勞動。陳雲的夫人於若木仍被監督勞動，直到1973年底才回到家中。1975年，陳雲被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陳雲的處境並沒有根本改變。“四人幫”處處找陳雲的麻煩，攻擊陳雲不堅持自力更生，搞洋奴哲學。因此，陳雲的心情並不舒暢。
面對逆境，陳雲處之泰然。於若木回憶說：最不開心的時候，我看他（指陳雲———筆者注）也不是覺得這個事情使他寢食難安，他處之泰然，他耐心地等待，靜觀事態的變化，心平氣和，也不著急。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是他一生最好的寫照，我覺得淡泊明志也說明他清正廉潔，寧靜致遠說明他觀察問題是非常深入的，是能夠掌握事情的客觀規律的，他寧靜，他就多觀察，多掌握它的規律性。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他們把矛頭指向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江青多次找華國鋒的麻煩，華國鋒頂住了江青的胡鬧，而且態度堅決。“四人幫”見華國鋒不吃他們那一套，便准備搞武裝暴動，派王洪文回上海組織民兵，給上海幾十萬民兵發了槍炮。他們還試圖調動南京軍區、沈陽軍區部分部隊，對中央搞武裝脅迫。在“四人幫”的一再進攻面前，華國鋒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領導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中央許多老干部也看透了“四人幫”的險惡用心。因此，從1976年9月下旬起，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鄧穎超、王震等開始醞釀粉碎“四人幫”的問題。在醞釀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陳雲。一方面，陳雲考慮問題周到、細致、深入，又熟悉黨內事務，聽取他的意見，才能做到萬無一失，另一方面，由於陳雲在黨內有很高的威望，有他的支持，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就會受到黨內相當多的高級領導干部的支持，這一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舉措才能順利實施。
1976年9月下旬一天的晚上，王震驅車到北長街陳雲家裡。陳雲早已在客廳裡等候。王震見到陳雲，相互問安，陳雲的家人獻上茶后，即退出了客廳，客廳隻有陳雲和王震兩個人。王震開門見山地說：是葉帥委托我來的，找你就是商量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毛主席生前多次說過，要解決“四人幫”。現在“四人幫”很猖狂，如果聽任他們這樣搞下去，他們就會篡黨奪權。到那時候，不光是我們這些老家伙會人頭落地，全國人民也會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可是，“四人幫”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還有一個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他們的爪牙遍布中央一些要害部門，全國許多地方也都有他們的擁護者。要解決“四人幫”，總要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辦法，特來征求你的意見。
陳雲表示，完全贊成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但陳雲又提出：抓“四人幫”一定要符合黨法，否則，對黨的歷史，對后人都無法交待。我們不能開一個不好的先例。陳雲深思了一會兒，提出：我初步考慮，可以通過開中央全會的辦法解決，通過開全會，用表決的辦法，將“四人幫”在中央的領導職務拿掉，震動會小一些，但是我還沒有考慮好，讓我再考慮幾天。
王震聽了陳雲這番話后，表示贊成陳雲慎重的態度，都好好考慮考慮。王震還表示，過幾天他再來。王震告辭后，直接驅車去西山，向葉帥回話去了。
王震走后，陳雲把十屆中央委員會的文件找了出來，專門研究這份文件裡中央委員會的名單。陳雲過去長期管黨的組織工作和干部工作，對干部情況比較熟悉。后來，他也一直在中央擔任領導職務，對中央的干部很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陳雲冷眼旁觀，對“四人幫”網羅親信等情況看得也清楚。他利用自己這一有利條件，沉下心來，對每一個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情況，都進行反復分析，有把握不准的，就派身邊工作人員迅速去了解。一連幾天，陳雲都在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為了盡快研究透這個名單，一向身體不好的陳雲，也打破了生活規律，休息的時間少了，有時他很晚才睡覺。他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時，認定是“四人幫”的人，就用紅筆圈起來。這樣，一個一個地慎重研究，一個一個地圈，研究來研究去，陳雲發現，“四人幫”的人，或者思想極左傾向於“四人幫”的人，在十屆中央委員會中，佔有很大比例，如果通過開中央全會來解決“四人幫”問題，未必有十分的把握能達到目的，搞得不好，還可能引起無休止的爭論，適得其反。於是，陳雲改變了自己原來關於通過開中央全會的辦法解決“四人幫”的初步設想。過了幾天，王震又來到陳雲家，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陳雲進一步商量。陳雲向王震談了自己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得出的結果，並提出，應當放棄通過開中央全會來解決“四人幫”的方案。但是，用什麼辦法解決“四人幫”好呢？陳雲提出，如果隻由管軍隊的領導人動用部隊抓“四人幫”，雖然簡單，但恐怕也不十分妥當，因為這有兵變的嫌疑，這樣抓“四人幫”也有一個合不合法的問題。最后，陳雲提出：必要的條件是必須有華國鋒的支持。華國鋒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現在，是中央實際的“一把手”，由華國鋒親自做出決策，親自出面抓“四人幫”，就合乎黨法了，解決“四人幫”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陳雲請王震將自己的這個意見轉告葉劍英。王震表示，一定把陳雲同志這個意見原原本本轉告給葉帥。
葉劍英聽王震轉達陳雲的意見后，從心裡贊成陳雲的意見。此后，葉劍英就把陳雲的這一意見，作為解決“四人幫”的基本方案，與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等人反復商量，初步確定了由華國鋒出面，用召開中央政治局部分常委開會，讓姚文元列席的辦法，將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調到中南海懷仁堂抓捕，再專門派人抓江青和毛遠新的決策。
為了更慎重些，在把這一決策最后敲定之前的1976年10月初，葉劍英派秘書乘車到陳雲家中，請陳雲去西山作最后的商議。由於當時情況非常復雜，“四人幫”在北京的耳目眾多，他們的爪牙也在一些要害部門掌權，因此，陳雲心裡明白，此次西山之行，是冒著很大風險的。為防不測，他臨行前，把一直帶在身上的辦公桌和保險櫃的鑰匙，交給了他的兒子陳元。
陳雲到西山葉劍英的住處，與這位老戰友見了面。二人沒有更多的寒暄，直接進入話題。葉劍英把他讓秘書整理的毛主席多次批評“四人幫”的講話，給陳雲看。陳雲看過之后，葉劍英問陳雲：“怎麼辦？”陳雲答道：“這場斗爭不可避免。”接著，二人進一步研究了抓“四人幫”的方案。一個重大的歷史決策，就這樣最后確定了。
按此方案，華國鋒、葉劍英做出了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最后決策。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回想起來，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還是陳雲的方案最為穩妥。由華國鋒做出決策，代表黨中央宣布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既十分順利地解決了“四人幫”，又合乎黨法，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全國的局面很快就穩定下來，新中國在不發生巨大社會震蕩的前提下，實現了一次重大轉折。
陳雲率先反對“兩個凡是”，提出恢復鄧小平領導職務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政治、經濟情況轉入正常運轉。陳雲對此也感到高興。但不久，“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說過的話，我們堅決照辦﹔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定，我們堅決執行———筆者注）在中央形成一股風，在這股風之下，“文革”中許多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得不到解決，各方面工作不能做到實事求是，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調動不起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走上正確軌道。更重要的是：在“兩個凡是”的禁錮下，人們的思想還處於僵化的狀態，就不能突破“左”的那一套，而且，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中國還存在滑入另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危險。
陳雲目睹粉碎“四人幫”后國家的政治局勢，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而擔憂。他認識到，如果不突破“兩個凡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可能在正確的路線指導下，向著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前進。經過一段時間思索后，陳雲決定，向“兩個凡是”發起沖擊，為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做一點工作。
但是，要向“兩個凡是”發起沖擊，又談何容易。“兩個凡是”已經寫進中央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中，成了“中央精神”，當時的一位中央領導人也對各方面的宣傳控制很嚴，發現稍有不符合“兩個凡是”的情況，立即進行嚴厲批評，甚至進行制裁。黨內出現了誰也不敢講話，更不敢碰“兩個凡是”的局面。
在此情況下，陳雲以極大的政治勇氣，率先向“兩個凡是”發起了挑戰。在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向全黨公開強調“兩個凡是”並且一再強調不准提天安門事件的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向中央工作會議上海代表團提交了一個書面發言。陳雲在這個書面發言中寫道：
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后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
因為天安門事件是群眾關心的事，而且當時在全國也有類似事件。
在這個書面發言中，陳雲專門提到請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問題，寫道：“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陳雲的這個書面發言，在上海代表團引起了極大反響，許多代表發言，表示擁護陳雲同志的意見。接著，消息傳到了其他各省代表團，其他各省代表團的很多代表紛紛表示：聽說陳雲同志有一個書面發言，我們擁護陳雲同志的意見。他們還要求中央工作會議秘書處把陳雲的書面發言印成簡報，發給全體代表進行討論。陳雲的書面發言內容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傳開，給中央工作會議造成了不小的沖擊。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對此也十分重視。他與其他一些人商量后，指示會議工作班子負責人，要他以會議工作班子的名義派人找陳雲當面商量，請陳雲按照 “兩個凡是”的口徑，修改這篇書面發言，並且說：修改后，才可發簡報。不料，會議工作人員找陳雲提出這一意見時，卻被陳雲堅決拒絕。陳雲說：要發簡報，就照我原來的書面發言稿發，我的書面發言，不能修改。最后雖然陳雲的書面發言沒有發表在會議簡報上，但是它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
陳雲的這篇書面發言，對“兩個凡是”是一個很大的沖擊。因為陳雲在書面發言中提到的，恰恰是當時毛澤東批准並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的天安門事件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十分敏感，也為廣大干部和群眾所關注。如果按陳雲的意見，突破對天安門事件的原有定性，就實際上否定了“兩個凡是”。同時，陳雲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也是對“兩個凡是”的沖擊。因為1976年4月解除鄧小平的領導職務，也是毛澤東批准的，現在再按照陳雲的意見，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職務，也是對“兩個凡是”的否定。而且，陳雲更深的考慮是：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職務，才能使中央領導核心發生變化，中央高層就會有一個提出並堅持正確主張的領導人，並把全黨的認識逐步引導到正確方向上去。可見，陳雲的書面發言，不僅分量重，而且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個書面發言。
今天，人們查一下歷史文獻，會驚異地發現：第一個向“兩個凡是”發起沖擊的，正是陳雲的這篇書面發言。其他反對“兩個凡是”的發言、文章等，都是在這之后才逐步出現的。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陳雲的談話和文章在黨內發生了重大影響
1977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在中央內部，特別是在中央的高層，正在醞釀著變化。人們的思想開始解放一些了，對歷史上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人民造成巨大損害的問題，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人們也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同時，人們迫切希望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迅速把中國建成現代化強國。正是在黨員、干部、群眾中有這樣思想基礎的前提下，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同時，大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決定將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永遠開除出黨﹔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表的關於完整地、准確地認識、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的講話，在大會上也深得人心。人們有解放思想的強烈願望，盼望中央能重新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而當時黨內存在的關鍵問題恰恰是黨內民主風氣還沒有樹立起來，還有思想禁區。要打破沉悶的空氣，首要問題是發揚黨內民主。可以說，當時黨處於是發揚黨內民主還是繼續保持沉悶的關鍵時刻。
在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重要時刻，陳雲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推動黨和國家實現歷史性的進步，放在了至高無上的位置，義無反顧地擔負起了重大歷史責任。他經過深思熟慮后所發表的一些重要談話和文章，對推動黨內民主的進程，起到了重大影響作用。
在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上，陳雲在上海代表團討論大會政治報告的會議上發言時，針對目前黨內還沒有形成真正的民主風氣的現狀，專門提到了發揚黨內民主的問題。他說：抓綱治國，首先是治黨，而治黨特別要注意兩點：第一是對那些不實事求是的人要保持警惕，這些人抬轎子、吹喇叭，逆風惡浪襲來時隨風倒。第二是要認真做到毛主席歷來倡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樣做有助於防止不正之風的盛行。有了高度民主而來的高度集中，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面才能出現。隔了兩天，陳雲在黨的十一大討論黨章修改草案的會議上再次發言提出：在“黨員對於黨組織決議、指示，如有不同意見，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討論，並有權越級直至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報告，但在行動上必須堅決執行”這一條中，加上“允許保留意見”一句。陳雲在十一大上的這兩次發言，所談的問題，集中在發揚黨內民主之上。陳雲的意見在大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各代表團在討論時，都表示贊成陳雲的意見。大家還就黨內目前沒有形成民主的風氣，有禁區，大家不敢說話等問題，提了許多意見。會上有人還對那些看風使舵，抬轎子，吹喇叭，隨風倒的人提出指責，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心裡已經很清楚。同時，大會還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在黨章中寫上了“黨員對決定有不同意見要允許保留意見”這句話。
陳雲的發言，給這次大會吹進了一股新風。從此，許多代表在黨的會議上敢講話了，敢提不同意見了，發揚黨內民主的風氣，逐漸有了起色，在中央開的一些的會議上，在各省一級的常委會上，也有人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了，“一言堂”吃不開了，不再死氣沉沉了。
1977年由於在總體上黨還在“兩個凡是”思想控制之下，因此，黨內還有禁區，這特別表現在對待歷史問題上﹔而歷史問題，又集中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上﹔在“文化大革命”歷史范圍內，又集中在對毛澤東親自定的問題可不可以推翻問題上﹔這個問題，又集中在如何看待劉少奇的冤案問題上。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處於挨批挨整的地位，之后，他又被惡毒攻擊和陷害，被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了十年，並且已經被中央決定永遠開除出黨，劉少奇本人也已經慘死在河南開封。在那個時代長大的青年人，對劉少奇似乎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這是個壞人。而且，“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又與打倒劉少奇有內在聯系，劉少奇一案直接牽涉到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問題。因此，當時黨內有一部分人認為：劉少奇的案不能翻，是鐵案。同時，劉少奇一案又是毛澤東定的，這又涉及到毛澤東威望問題，自然也涉及“兩個凡是”問題。
但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陳雲，在那個時候，偏偏要為劉少奇說幾句話。1977年9月26日、27日，陳雲應邀到中國革命博物館審查《中共黨史陳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在審查資料所發表的談話中，專門提到了劉少奇。他說：關於所謂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問題，這句話不要再提了，這是見之於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對此批得很厲害，我查文件，發現東北局的“七七”決議也有這句話。后來問周總理，他說這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停戰令上的話。
上面這些話，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黨內高層第一次有人為劉少奇說的公道話。陳雲就是第一個為劉少奇說公道話的人。雖然當時陳雲說的只是一件事情———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這件事情，但就是這件事情，當時黨內也沒有一個人敢出面為劉少奇說句公道話。而提出在這一件事情上要糾正錯誤，實際上就是提出要為劉少奇平反的先聲。從這件事情上，足見陳雲堅持實事求是的勇氣。陳雲第一個站出來為劉少奇說公道話，在當時起到了兩個重大作用：一、在關系重大錯案問題上又一次向“兩個凡是”提出新挑戰﹔二、揭開了徹底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序幕。
黨的十一大開過之后，就全黨情況來說，思想還談不上解放，“兩個凡是”的空氣還很濃，廣大黨員、干部還感到壓抑。出現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由於長期“左”的思想盛行，黨的實事求是傳統作風被拋棄了。重新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為急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對當時黨內思想、政治狀況有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的陳雲，於1977年9月，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對於打破全黨沉悶的空氣，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起到了重大作用。
陳雲的這篇於1977年9月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題為《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的文章，是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而寫的。陳雲在文章中寫道：毛主席在我國歷史上樹立了前所未有的豐功偉績，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做出了許多偉大貢獻。我們對毛主席的最好紀念，就是繼承和發揚他倡導的黨的優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不是一個普通作風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是否堅持實事求是，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毛主席長期堅持的革命作風，在我們黨內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基礎，但也要看到，“四人幫”用主觀唯心主義來對抗辯証唯物主義，其流毒之廣，危害之大，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所罕見的。今天，一些領導機關、一些黨員干部，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報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區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不是滿腔熱情地去完整地准確地理解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實質，用它作為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報喜不報憂，靠說假話辦事的惡劣作風還沒有根除。
陳雲的這篇文章，直接指出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問題的根源，對“兩個凡是”的本質進行了更深入的剖析，很有戰斗力。由於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因此，對全黨和全國影響都很大。正是從這篇文章發表之后，黨內許多干部對“兩個凡是”提出了更加大膽的懷疑，有的干部還就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人在研究新中國的這一段歷史時會注意到：陳雲發表這篇文章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問題還沒有人提出來（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是在1978年的5月10日———筆者注）。客觀地說，陳雲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於引發中國共產黨思想解放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於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仍然推行“兩個凡是”，因此，要想從全局上全面解決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問題，是有困難的。考慮到這一情況，陳雲決定從提出具體問題入手，改變全黨思想禁錮的狀況。1978年1月3日，陳雲直接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寫信，轉交胡耀邦關於王鶴壽“歷史問題”的來信，陳雲在信中指出：王鶴壽是1937年國共合作時我黨從國民黨的監獄中要出來的。在審查黨的七大代表資格時，從當時的所有材料看，他的歷史是清楚的，建議由中央組織部把他的材料再審查一次，並把他調到北京治病。中央同意了陳雲的意見，決定把王鶴壽從外地接回北京，恢復了他的組織生活。這件事在黨內影響非常大，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四人幫”、康生的陷害，一大批干部被扣上了叛徒、特務等所謂“歷史問題”的帽子，被長期關押、審查。王鶴壽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把對歷史冤案、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歷史冤案的平反問題，擺在了全黨面前。
王鶴壽的問題解決后，陳雲又於1978年4月24日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寫信，轉交曾志（陶鑄的夫人———筆者注）關於陶鑄歷史問題的來信，並指出：陶鑄是在國共合作后由我黨從監牢中向國民黨要出來的。此案牽涉到一大批省部級干部，弄清陶鑄問題非常必要。建議由中央組織部主持，會同專案組，將全部案卷和有關人員都調到北京，再審查一次。中央接到陳雲的這封信后，接受了陳雲的意見，按照陳雲的提議，對陶鑄的問題進行了再次審查，最終確定：所謂陶鑄的“歷史問題”，純屬冤案。1978年12月，中央為陶鑄平反。在陳雲的推動下，中央為陶鑄平反這件事，在全黨、全國的影響也非常大。從北京到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歷史冤案紛紛被提出並要求平反。這些平反冤案要求的提出，意義不光在於給受迫害而蒙冤者本人及家屬恢復名譽、落實政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進一步對“兩個凡是”進行了沖擊。
在1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突破原定會議框框，推動偉大歷史轉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模比以前大一些，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和黨政軍各部門及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
按照中央事先的安排，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主要是三個：一、如何盡快把農業搞上去，討論有關此議題的兩個文件。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當時的與會者中沒有任何人對於這一安排提出異議。隻有陳雲，對這一安排十分不滿。會議開始后，陳雲於1978年11月12日在東北組發言，提出：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干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對有些遺留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接著，陳雲提出了解決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問題，解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定為叛徒的同志的冤案問題，公正對待彭德懷的問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還指出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大批干部的問題。陳雲的這個發言，很快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開了。參加會議的人拋開了原定的會議主要議題，開始集中討論陳雲提出的重大問題。接著，大家很自然地把注意力和話題集中到突破“兩個凡是”、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這就使會議突破了原定的框框，開成了一次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集中批判“左”傾錯誤的會議。
由於陳雲的發言轉變了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直接推動了黨中央接著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與會同志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正確方針﹔會議也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停止使用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做出了把全黨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同時提出了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問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問題。會議還對中央的組織機構和人員進行了調整，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轉折。
陳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起到了關鍵作用。陳雲提出的要解決黨內遺留的重大歷史問題，經濟建設要採取正確方針等意見，得到了黨內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新中國經過經濟建設的幾次反復，經過政治上的幾次大的斗爭，特別是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全黨大多數同志認識到：陳雲同志是在關鍵時刻、在重大問題上都能提出並且堅持正確主張的黨的優秀領導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同時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從此，陳雲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雲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與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同志一道，為帶領全黨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