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兵工廠：“洞裡乾坤”撐起八年抗戰軍火庫

　　在山城重慶的山體岩石之間，如今依然有很多隱藏的防空洞完好如初。甚至連本地市民都很少知道，抗日戰爭期間，大量武器彈藥正是從這些不起眼的防空洞裡生產出來，被源源不斷地運送至戰斗前線。

　　在中國對外通道幾乎被完全切斷的情況下，正是這些內遷至重慶的兵工廠，用自己生產出來的槍炮，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英勇抗戰。

　　六成內遷兵工企業搬至重慶

　　“中國的近代兵器工業誕生於清末的洋務運動時期，到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前夕，已經初具規模。”重慶大學教授、史迪威研究中心專家敖依昌說，當時主要的兵工廠分布在沿海及中部地區。“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中國政府即開始著手研究兵工業內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隨著盧溝橋的槍聲響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保存中國的兵工實力，支撐長期艱苦的對日抗戰，１９３７年９月，上海煉鋼廠、濟南兵工廠、金陵兵工廠之槍彈廠奉命首先內遷。”重慶檔案館接收整理處處長唐潤明說，“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共有兵器工業及其分廠１８家內遷。其中，遷到重慶的有上海煉鋼廠、濟南兵工廠、鞏縣兵工廠、金陵兵工廠、漢陽兵工廠、漢陽火藥廠等１１家，佔整個內遷兵器工業總數的６１％。

　　這些兵工廠遷至重慶后，很快投入生產，創造了令人驚嘆的速度。“當時為了支持抗戰前線，內遷的兵工廠幾乎夜以繼日地工作。比如２１兵工廠在廠長李承干的帶領下，剛遷到重慶不到１個月，就已經開始投產。”張守廣介紹說。

　　八成以上抗戰軍工產自重慶

　　抗戰時期重慶的兵器工業不但投產神速，而且生產出來的武器數量眾多，規模龐大，技術力量強，品種齊全，很多武器達到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

　　“以中正式步槍為例，這種步槍以１９２４年式德國毛瑟槍及彈藥為原型，在德國專家的指導下仿造，是近代中國軍隊武器通過借鑒、消化、制式化的典范，性能甚至優於日本‘三八式’和‘九九式’。”敖依昌說。

　　品種方面，重慶兵工廠所生產的武器幾乎涵蓋了近代常規武器的各個門類，如輕重機槍、迫擊炮及迫擊炮彈、步槍及槍彈、擲彈筒、手榴彈、戰車等。

　　據不完全統計，在重慶的１７家兵工廠，每月可生產步槍１３４００枝，輕機槍２５０挺，重機槍５００挺，各類槍彈２１２０萬發，各種大炮３８２門，炮彈２４．０２萬發，手榴彈２０．５萬顆，槍榴彈１萬顆，擲榴彈３萬顆，甲雷２萬顆。

　　這些數字用一個定性的說法：基本能滿足前方戰事的需要且略有節余，“重慶提供了全國抗戰８０％以上的軍工。”敖依昌說。

　　人才匯聚齊心合力構筑抗戰“軍火庫”

　　“抗戰時期，重慶的兵器工業不僅生產了大量的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補充前線，而且解決了生產中的一個又一個難題，創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武器，這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廣大兵工廠工人的艱辛勞動，也得益於一大批兵工專家的帶領與奉獻。”唐潤明說。

　　兵工署第２１工廠廠長李承干，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服務兵工事業３０余年，他主持下的金陵兵工廠（即后來的２１兵工廠），不僅完成了該廠的內部整理、艱難的內遷和迅速的復工，而且使該廠規模不斷擴大，出品日益增多，械彈逐步精良，最終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最大的兵工企業。由於李承干是中共黨員，因此他又被稱為“紅色兵工廠長”。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俞大維，長時期擔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為抗戰時期各兵工廠的內遷、建設與生產，以及軍事人才的培養和引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這些人才杰出的管理才能，以及中華民族在危機時刻迸發出來的創造力，讓重慶成為供給中國正面戰場抗戰各種常規武器的主要基地，為贏得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敖依昌說。（記者韓振、周文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