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林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梁漱溟在山東搞了歷時7年的鄉村建設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抗御外敵,保我中華,同樣也是梁漱溟主持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師生們責無旁貸的任務。不久,梁漱溟在山東濟寧接到老朋友張群轉來的蔣介石邀請他去南京的電報。此時，蔣介石已在廬山發表了談話，表示了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作為實際上執掌大權的國民黨政府,十分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於是就邀集了一些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到南京,在所謂“最高國務會議”之內,成立了一個咨詢性質的機構叫“參議會”,其中亦有中共的代表,但大多數成員仍為國民黨人。梁漱溟是作為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被邀請去參加“參議會”的。這個“參議會”,就是后來在武漢成立又遷至重慶的“國民參政會”的前身。
梁漱溟立即關閉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風塵仆仆趕到了南京。此后，隨著日寇長驅直入,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黨政府搬到武漢,梁漱溟作為特邀的“參議員”(后為“參政員”)也隨即到了武漢。他沿途所見的是一幅流離失所、爭相逃難的景象! 特別是一些國民黨大員,無信心抗日,有的丟棄大片國土,不戰而逃﹔有的隻顧自己逃難,甚至把資產、妻兒送往國外。梁漱溟由此大失所望,對抗戰的前途也很悲觀。他也得知自日本侵華后,中共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並終於變成現實。心想,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麼樣呢?俗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於是梁漱溟產生了去延安會見毛澤東的念頭。由於當時國共兩黨已經合作,從武漢去延安也較方便。作為“參政員”的梁漱溟把自己的這個願望和想法向蔣介石提出后,蔣介石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歡迎。於是,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梁漱溟到達延安后,因毛澤東的習慣是白天休息,夜間辦公,兩人會面被安排在夜間。毛澤東一見到梁漱溟,第一句話就說“: 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的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后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毛澤東的驚人記憶,喚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腦海中的陳年往事。當年,他每次到楊先生家,常有位高個子青年開大門,楊先生曾向他介紹過這個青年的名字,但他並沒有記住。想起這些,他吃驚地向毛澤東頻頻點頭,連聲說“: 是的,好記憶,有這事,有這事。”
頭一天夜間的談話從下午6時至次日凌晨。時令正是冬天，延安氣候寒冷。6點鐘天已擦黑,屋裡掌了燈。談話的地點不在窯洞,而是在延安城內的一間瓦房裡,很暖和。毛澤東告訴梁漱溟,因為在屋外地下燒火,地面和牆都發熱。在毛澤東首先提到當年在北京楊懷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見過梁漱溟之后,談話轉入正題。梁漱溟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問題，說自己對當前的抗戰情況甚感失望,戰場上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如此下去,中國的前途如何?中華民族會亡嗎?梁漱溟表示這次來延安,就是向中共領袖討教來的。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敘述,才露出笑容並斬釘截鐵地回答道“: 梁先生,您所聽到看到的若干情況,大體都是事實。但我的看法,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隻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毛澤東一開頭語氣就這樣肯定,神態這樣堅決,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著,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國內與國外、敵、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對比、強弱的轉化、戰爭的性質、人民的力量、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光明結局上。
毛澤東講得那樣入情入理,致使梁漱溟打心眼裡佩服。毛澤東話音剛落,梁漱溟即說：“毛先生,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麼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我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您今天的談話使我豁然開朗,精神振奮!”“過獎了,過獎了,梁先生!”毛澤東連聲說。梁漱溟心裡不由地想起了蔣介石。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梁漱溟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但從來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的談話那樣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
這時，時間已到了后半夜,毛澤東很客氣地說“: 梁先生,您旅途勞累了。我倆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談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說“, 我先送給您一本書,請您先翻翻,明天的談話就從我這本書開始,好不好?”“隨便,隨便,朋友之間,無話不談嘛!”毛澤東說著接過一本厚厚的書,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一部數十萬字的著作,書名叫《鄉村建設理論》。第二天的談話,也是從下午6點開始,一直談到次日天明,整整一個通宵。這次談話的內容是中國問題,即一旦抗戰勝利,如何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對此，梁漱溟和毛澤東之間分歧較大。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書,說“: 大作拜讀了,但看得不細,主要三點都看了,我還從大作中摘出一些結論性的話。概括地說,您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您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革命怎樣才能徹底,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分析、估計﹔從這一基本分析、估計而得出的力量對比出發,來確定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十分詳盡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問題,並十分突出地強調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這一點，當即爭辯說“: 中國的社會與外國社會不同。在歷史上,外國的中古社會,貴族與農民階級對立鮮明,貴族兼地主,農民即農奴,貧富對立,貴賤懸殊。但中國的中古社會不是這樣,貧富貴賤,上下流轉相通,有句老話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中國的社會貧富貴賤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因此階級分化和對立也不鮮明、不強烈、不固定。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據這種分析,我提出了‘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八個字。所謂‘倫理本位’是針對西方人‘個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講自由、平等、權利,動不動就是有我的自由權,個人的權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對抗。但中國不是這樣,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父慈子孝,還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親朋相善,等等,都是‘倫理本位’的內容,是指導中國家庭和社會的重要原則,即注重義務,每個人都要認識自己的義務是什麼,本著自己的義務去盡自己的責任,為家庭,也為社會。所謂‘職業分途’,也就是社會分工,你干哪一行,從事哪件工作,就有責任把它做好。人人盡責,做好本行,則社會就穩定、發展……”
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后心平氣和地說“: 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並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卻不以為然,反駁說：“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您的理論太著重了現代社會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國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們的分歧,正在這裡。”兩人都不斷地、反復地申述自己的觀點,相爭不下,直至天明,誰也沒有說服誰。在與毛澤東的兩夜長談之后,梁漱溟還到延安各處參觀。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是很差的,但人們精神飽滿,就像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印象一樣,是十分深刻的。
10余年后,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召,由重慶來到北京。梁漱溟認真思索了他赴延安時在第二個夜晚與毛澤東發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火中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一事實,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寫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等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梁漱溟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於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梁漱溟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脈,但卻在事實的面前,承認了對於中國的前途問題,毛澤東的路子對,而自己是錯的。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