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林
1938年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部分成員在香港合影。右1為廖承志,右4為宋慶齡。
廖承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積極組織僑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國抗戰。在香港期間,廖承志還協助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積極開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
1938年月,廖承志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負責領導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軍廣州辦事處。同年6月14日,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由宋子文出任會長,宋慶齡擔任主席,廖承志兼任秘書長。經宋慶齡邀請,國際友人克拉克女士任名譽書記,諾曼·法朗士教授擔任名譽司庫,愛潑斯坦先生擔任宣傳工作。此外,廖夢醒、鄒韜奮、許乃波等參加了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
在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下面,設有由法朗士負責的財政委員會﹔由貝克登負責的運送委員會﹔由鄒韜奮負責的宣傳出版委員會﹔由瑪麗恩·苔德莉女士負責的促進委員會等。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宣言中強調:“保盟目標有二:一、在現階段抗日戰爭中,鼓勵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進一步努力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強此種努力所獲得的效果。”其主要任務是“成為需要者和資金、物資捐贈者之間的橋梁”,成立后將積極從事“國際范圍內籌募款項,進行醫藥工作、兒童保育工作與成立工業合作社等活動”。
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后,大力開展反法西斯侵略和爭取民族生存的政治斗爭,並在廣州、上海設立了分會,所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隨之向全國展開。此外,宋慶齡還與廖承志共同協商尋求國際合作的方略,廖承志提出保衛中國同盟要與美、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援華會取得聯系,做點工作,使保衛中國同盟成為國際統一戰線組織,宋慶齡極為贊同。當他們得知在美國的紐約、舊金山、麥得遜、諾坦普旺、匹茲堡、火奴魯等地都成立了友好援華團體,經過多次聯系之后,這些團體的援華資金和藥品源源不斷運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接著,法國、新西蘭、泰國、菲律賓、秘魯等國的援華團體也紛紛把物資運到香港,保衛中國同盟很快成為了國際統一戰線的援華組織。
“英國援助中國運動委員會”成立於1937年,當時的主要成員有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外事記者阿瑟·克萊格、“左翼讀書會”創辦及主持人維克多·戈蘭茲、《新政治家與國家》雜志主編金斯萊·馬丁、女權運動者和社會活動家瑪喬麗·弗來以及英國工黨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等。抗日戰爭時期,這一英國援華會曾以各種形式支持中國人民抗日。阿瑟·克萊格曾提議幫助八路軍建立國際和平醫院,並籌捐了一筆建院經費交給保衛中國同盟。
廖承志建議將國際和平醫院建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五台山。這時恰好白求恩率領加美援華醫療隊遠渡重洋,攜帶價值5000美元的藥品和器械到達香港。宋慶齡和廖承志很快排好行程,使白求恩一行經武漢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然后很快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投入了戰斗。國際和
平醫院建立后,廖承志又轉來了英國援華經費2450英鎊,作為醫院的經費。后來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在各根據地開設國際和平醫院分院,計劃逐步建立起有8個中心醫院和42個分院的醫療網。1938年秋,新四軍衛生部部長沈其震專程到香港,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支援蚊帳和奎寧等藥品。經廖承志與宋慶齡溝通后,宋慶齡及時指示保衛中國同盟上海分會開展援助新四軍的運動。這年12月,上海各界慰勞團在王紀華、顧執中的帶領下,秘密越過日寇封鎖線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將保衛中國同盟募集的物資和藥品交給葉挺軍長。隨后,宋慶齡又指示保衛中國同盟上海分會派出吳大琨、殷揚(楊帆)率領第二批慰勞團,攜帶6000碼蚊帳用料、2000個奎寧片、400聽煉乳、12萬劑預防霍亂疫苗、2000個消毒包慰問新四軍,當場還有20名愛國青年自願留下來參加新四軍。同年冬天,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得知新四軍因缺少棉衣和被褥、戰士被嚴重凍傷的消息后,便與廖承志商量,立即發起一場支援新四軍的“兩萬條毛毯運動”,加拿大、美國、新西蘭等許多援華團體紛紛捐款,最終圓滿完成任務,有力地支援了新四軍的抗日斗爭。
當時,為了推動國際進步力量支持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在廖承志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支持下,1939年5月,宋慶齡、陳翰笙等在香港發起成立“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香港基督教主教英國人何明華任主席,委員有斯諾、路易·艾黎、美籍普律德女士等,陳翰笙任秘書。“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宣傳、分配貸款,協助推進計劃、視察,介紹技術及其他專家,設置研究機構,辦理訓練工作,出版刊物等。“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的成立,擴大了對外宣傳,加強了訓練工作,溝通了捐款者與指導機構的意見。由於“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的推動,在紐約、倫敦等地還成立了“工合”推進委員會,在海外華僑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各國進步團體以及國際友人中募集捐款,一部分通過各種渠道轉送到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一部分交給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用於指定的“工合”業務和訓練工作。當時“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募集到的款項約500萬美元。
廖承志曾向宋慶齡反映八路軍的棉衣、棉坎肩、背包和軍鞋短缺情況,宋慶齡就委托“工合”西北區辦事處趕制10萬件棉大衣和一批棉坎肩、背包和軍鞋,運往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1939年9月25日,毛澤東曾致函“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主席何明華先生,對該會在幫助中國抗戰方面所取得的光輝成就深表感佩,對其為解放區爭取國際支援給予了高度贊揚。
這一信函是委托廖承志登門轉交的。廖承志把這個消息報告給宋慶齡、何香凝,大家都認為這是對保衛中國同盟和“工合”工作的最高評價。后來,在宋慶齡、廖承志團結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工合”組織遍布全國18個省,擁有2300多個合作社,社員總數達5 萬多人,連同工作人員發展到20 多萬人,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力量。保衛中國同盟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蔣介石的惱怒,他下令國民黨特務施展各種手段,對其成員進行威脅,甚至對宋慶齡、廖承志下毒手,廖承志曾作如下回憶:蔣介石用各種卑鄙手段威脅保衛中國同盟,甚至通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代理人進行恐嚇和威脅,但保衛中國同盟以加倍努力回答了這些陰謀。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侵略者即將大舉進攻香港,宋慶齡、廖承志沉著地做好保衛中國同盟的善后工作。在特別危急的時刻,中共中央給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發出緊急通知,指示廖承志務必全力以赴保護宋慶齡的安全,護送她順利離開香港前往重慶。12月10日晚,在日寇侵佔啟德機場前幾小時,宋慶齡搭乘最后一班飛機離開香港。后來廖承志懷著對宋慶齡的深厚感情寫出《保衛中國同盟的初創時期》一文,刊登在1949年6月14日《人民日報》上,追憶了協助宋慶齡創辦保衛中國同盟的難忘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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