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靜倩
回顧抗日戰爭我軍作戰歷程，作戰指揮顯示出鮮明的謀略特色。
先知后謀，因機制勝。抗日戰爭中我軍在處於整體劣勢情況下，能夠以少勝多，以劣勝優，不僅在於作戰指導上強調先知后謀，還在於注重因機制勝，努力尋求並利用彼時彼地能形成我軍絕對優勢和主動的戰機，從而以較小代價重創當面之敵。對於作戰指導而言，充分的“知”是謀略籌劃的重要前提。“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軍事計劃如此，謀略運用更是如此。充分的“知”加上指揮員的“周密思索”，有助於形成符合戰場實際的“謀”。一個計策之所以能夠決定一次戰斗的勝負，常常在於其對戰機的正確把握。在許多戰斗中，我軍指揮員確定計策后，或持重待機，如第二次七亙村重疊設伏，等待敵人上鉤﹔或主動尋機，尋找並利用敵人的漏洞或失誤﹔甚或調動敵人創造有利戰機，分散孤立敵人，爾后或伏擊，或圍殲，或突襲，一點點消滅敵人。
造敵錯覺，出其不意。在戰斗中巧用謀略，先是造成敵錯覺，或者積極利用敵人可能的錯覺，往往可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毛澤東說：“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敵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劣勢而有准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1938年3月劉伯承指揮的神頭嶺伏擊戰就是大膽利用敵人錯覺，將錯就錯，打得敵人措手不及。當時的神頭嶺是個不毛之地的禿嶺，不過200余米寬。嶺下公路兩邊地勢略高，無障礙物可以隱蔽，隻有零星的舊工事散落在公路兩側，顯然不是設伏的理想戰場。因此，有的指揮員主張另擇地點，劉伯承則認為，地形雖然對我不利，也不便於展開兵力，卻能造成敵人錯覺﹔舊工事離公路較近，隻要隱蔽好，敵人不易察覺﹔地形狹窄，敵軍兵力同樣不易展開。事實上，日軍果然未料到此地會有伏兵，被打得暈頭轉向，亂成一團。神頭嶺伏擊戰共斃、傷、俘日軍1500余人，繳獲各種槍支300余件。
打要擊弱，速戰速決。縱觀抗日戰爭中我軍對日作戰，特別強調戰役戰斗上的速決。速決取決於關鍵時節對敵形成絕對優勢，取決於對敵要害或弱點實施快速突然有效的打擊。對於整體處於劣勢且通信聯絡不發達的我軍而言，這種集優打要擊弱在戰斗上既必要而且可行，容易達成速決的作戰效果。對速戰速決的極力追求，也能調動指揮員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常常能促使他們努力瞄准敵人弱處，果斷聚合絕對優勢實施快速打擊。1937年10月，八路軍一部在陽明堡滹沱河地區發現敵機不斷從河右岸起飛，經偵察發現是敵人機場，遂決定組成突擊隊進行破擊，並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保護突擊隊外圍安全。19日黃昏，我軍偷襲行動迅速展開，日軍在慌亂中進行反擊，戰況十分激烈。經過約1小時的激戰，炸毀日機24架，斃傷日軍百余人。夜襲陽明堡日軍機場的勝利，大大削弱了日軍在晉西北的空戰能力，牽制了日軍對忻口、太原的攻勢，配合了國民黨軍正面戰場作戰。
因敵制勝，各打各的。“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總結抗日戰爭中我軍謀略運用，最重要的是因敵制勝。它不是簡單地因應敵人變化，而是注重主動誘導敵人變化，爾后再利用敵人變化中所暴露的弱點或失誤巧妙應對。在長期實戰中，我軍多數將領不但對傳統計謀常用常新，還在改進戰法上屢屢出新出奇，這與我軍將領總能主動施計用謀，善於因應戰場變化不無關系。毛澤東將這種完全主動的策略形象稱之為“各打各的”，強調的是在敵變我變的基本原則指導下，根據實際戰場態勢，按既定策略開辟新戰場，巧施計謀以調動敵人或分散其兵力，爾后抓住敵人因此而造成的失誤，或攻其弱點，或攻其必救，或圍殲援敵，總之是力避被動、力爭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