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文化陣地從未失守 經典話劇折射深沉悲壯的文化保衛戰

　　經典話劇折射深沉悲壯的文化保衛戰

　　八年抗戰，不僅前方戰士在浴血奮戰。文化陣地同樣也在艱苦卓絕中堅守。為了抵抗日本“思想滅華”“文化滅亡”的侵略野心，中國文化人團結一致，以藝術為武器，以文化為戰場，在鼓舞民眾、凝聚士氣的同時，也在為保存延續中華文化而進行艱苦的斗爭。隨著“抗戰第一劇”《保衛盧溝橋》的上演，看不見的文化戰場，也發動起防守反擊的沖鋒陷陣。

　　陳白塵之女：當年超豪華團隊演繹《保衛盧溝橋》

　　車水馬龍的上海人民廣場東北角，坐落著工人文化宮。而在解放前,這裡是著名的東方飯店。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當天，上海劇作者協會正聚集這座飯店裡開會。也正是這棟建筑，見証超豪華陣容話劇《保衛盧溝橋》的萌芽。

　　戲劇家陳白塵之女、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陳虹日前接受記者採訪介紹了當時的情景：“盧溝橋事變消息傳來，當天在東方飯店開會的劇作家們情緒激蕩，會議無法繼續。父親陳白塵和於伶義憤填膺，當場就起草了電報發送給盧溝橋保衛戰的將士，表示戲劇家的支持與慰問。”

　　在滬著名劇作者們當天就決定集體創作三幕劇《保衛盧溝橋》。陳虹回憶，這部劇的劇本由崔嵬、張季純、陳白塵、於伶、宋之的等17人執筆編寫，由洪深、金山等組成19人的導演團，冼星海、周巍峙等人譜寫歌曲。

　　大敵當前，來不及慢慢雕琢，“趕時間”成為劇本創作的核心任務：第三天的下午四點之前交出初稿,然后再用兩天時間修改好，僅用了十多天時間就排練完畢。上海著名影星金山、趙丹等參加演出，近百人的演出團隊當中，不少明星隻能客串跑龍套的角色。“這麼多作家集體編劇，這麼多著名導演的豪華團隊，這麼多著名演員同台獻演，真是話劇史中再無可見的場景！”

　　國難當頭，人民的抗戰情緒一觸即發。《保衛盧溝橋》一直在上海演至“8·13”淞滬會戰爆發，多天日場、夜場連續上演，有時候下午還要加演。文藝家們不辭勞苦，堅持“劇場就是我們的戰場”。

　　隨著話劇《保衛盧溝橋》出爐，上海戲劇家們很快組成13個救亡演劇隊，分赴祖國各地，一路走一路演，長途跋涉開展抗日宣傳。陳虹回憶，參與《保衛盧溝橋》的創作之后，當時才29歲的父親陳白塵，與沈浮、白楊等30余人組成影人劇團，一路向大后方進發，沿路上演救亡話劇。

　　“話劇感染力強、鼓舞效果好，成為全國文化界宣傳抗戰的首選藝術形式。文藝家們選擇演出的劇目多為短小靈活的街頭劇、活報劇和獨幕劇，如《放下你的鞭子》、《血洒盧溝橋》等，讓百姓能看懂、有感動。”陳虹說，《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時，觀眾被感動紛紛往舞台上扔錢捐款，舞台上撿起的錢幣能裝滿滿一籮筐，還有年輕觀眾受到感染，在街頭立即報名參軍，跟著部隊立即開赴前線。

　　在老舍舊居讀“誓詞”： “筆是槍，把熱血洒在紙上”

　　話劇《保衛盧溝橋》開啟了文藝界團結抗戰的高潮。在民族危難之際，各派各界文化隊伍捐棄前嫌、攜手合作。

　　1938年 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於武漢，宣告了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協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粉碎寇敵，爭取勝利。”

　　“我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筆是槍，把熱血洒在紙上。” 在重慶的老舍舊居暨中華全國文藝屆抗敵協會北碚辦公處，記者看到這裡珍藏著的一份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雜志《文藝月刊》。已經泛黃的故紙上，刊登著老舍加入中華全國文藝屆抗敵協會時的《入會誓詞》。“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了，這是新的機械化部隊。”老舍在《入會誓詞》中由衷感嘆。

　　文協成立當天，親自部署與領導這一工作的周恩來稱頌它：“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記者探訪了重慶市歌樂山西面賴家橋的郭沫若舊居，“當時轟動全國的重慶‘霧季公演’就是在這裡發軔。”該館李盛虎主任告訴記者，重慶是個山城，也是著名的霧都，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是重慶的霧季，日本軍隊不能來轟炸。文藝家們利用每年這個時間段，密集上演戲劇，為抗日救亡造勢。

　　文化是鋒利的匕首，也是尖銳的投槍。在周恩來的領導下，1941年開始，重慶“霧季公演”在日機轟炸的間隙中堅持了四屆。期間，郭沫若“曲線救國”，創造性地用歷史劇的形式“借古諷今”。他陸續創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劇，都圓滿完成了周恩來所要求的“克敵制勝”的作用。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借太平天國洪宣嬌之口說出：“大敵當前，我們不應當自相殘殺”時，觀眾中立即引起暴風雨般的掌聲。郭沫若創作的《屈原》中《雷電頌》，借屈原之口控訴：“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裡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這部劇所鼓動的熱烈情緒，很快在民眾間迅速流傳。

　　炮聲遠去，記憶悠長：民族較量，當守住文化之根

　　盧溝橋炮響之后，配合著日軍的武力侵略，日本“思想滅華”、“文化滅亡”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試圖消滅中華文化、從而毀滅中國精神。與正面激烈交鋒的文化戰場相比，看不見的中華文化保衛戰同樣深沉悲壯。

　　侵華戰爭開始后，日本就開始有計劃地摧毀著中國的教育、文化和學術機關。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並叫囂，“如果炸毀的只是閘北的幾條街，中國人一年半載就能把它修復起來﹔隻有炸毀了商務印書館這樣重要的文化機關，它將永遠不能恢復！”道理很簡單：要想滅掉一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必須先毀掉它的文化之根。

　　文化保衛戰最迫切的，就是延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大批中國文人帶領著大批科研機構，向昆明、成都、重慶一路遷徙。故宮文物，頂著大轟炸、失火、盜賊等重重險境南遷，損失甚微。浙大校長竺可楨帶領著上千名浙大師生，在烽火中“馱”著一個大學，歷經四次遷徙，保存文化血脈。夫人病逝，幼子夭亡，他埋葬了他們，繼續向前。

　　就這樣，在中國大地上的隆隆炮火中，文人們用不同的選擇詮釋著愛國。不管是哪一種選擇，對於這些文人來說，都經歷著生死的威脅、氣節的考驗。

　　在重慶市檔案館裡，研究員唐潤明向記者出示了當時的一批名人手札。其中一份郭沫若寫給當時重慶社會名流的書信，邀請他們晚上來看戲。“這封邀請函也是一封委婉的募捐信。”被當時推為文人領袖的郭沫若，為了抗戰募捐四處奔波、費盡心血。為盡好“文協”總務部主任的職責，老舍硬逼著自己拋棄文人習氣，“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為了抗戰，他必須挺身而出。

　　是什麼讓一介文人紛紛改變了原來柔軟怕事的性格？這一切，都圍繞兩個庄嚴而神聖的字眼：愛國。

　　“這些無聲的人物，才是真正偉大的英雄。……沒有他們，抗戰更無法度過這嚴冬！”在《保衛盧溝橋》之后，劇作家陳白塵創作的對象定位為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他為自己筆下的文人寫下了這樣的評價。

　　八年抗戰，文化陣地從未失守。他們，雖然是柔弱的文人，但卻用不屈的脊梁，強悍地拱衛著中華民族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