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將軍
餐桌前的馮玉祥
1934年5月30日,馮玉祥在青州演講
老照片中的泰安火車站
津浦鐵路濟南火車站一站台
1902年開站的濰縣火車站
1934年5月15日晚10時,一趟列車緩緩地駛進濰縣車站。奇怪的是,這趟列車隻有四節車廂。車上坐著一位彪形大漢,身高一米八三,身穿淺藍色粗布褲褂,腳蹬布鞋。別看他像個老農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馮玉祥。此前已在泰山隱居了大半年。
1932年3月,馮玉祥第一次隱居泰山。同年10月,應舊部之邀,與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舊部宋哲元時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
當然,馮玉祥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在中原大戰失去兵權后組織一支屬於自己的部隊。但在南京政府及日軍雙重壓迫下,1933年8月,馮玉祥不得不通電結束抗日軍事行動,取消同盟軍總部,離開張家口。
對此,美國學者Youli Sun評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軍從兩個方面構成了威脅。第一,它以公開的抗日行動破壞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眾輿論越來越不滿於政府的妥協政策。第二,更為重要的是,蔣的老對手馮再次控制了一支獨立軍隊。這對蔣來說,可謂生死相關之事。所以,南京從一開始,就決心扑滅民眾抗日同盟軍。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與日軍聯合起來鎮壓馮軍。”
1933年8月,馮玉祥第二次回泰山隱居。
有意思的是,隱居期間,馮玉祥突發奇想,派人去鐵匠鋪定做了一個攤煎餅的鏊子(煎餅是他餐桌上的主食),讓鐵匠在鏊子中間鑿上他親筆書寫的四個大字:抗日救國。自此,馮玉祥招待客人時,都會擺上烙有這四個字的煎餅,借以宣傳抗日救國。
日本發出“天羽聲明”
盡管在山中隱居,但馮玉祥對時局一直非常關注。
當時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繼1931年在沈陽發動“九·一八”事變后,1932年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變。1933年侵佔熱河,迫使中方於同年5月31日簽署《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出長城以南100公裡的“非武裝地帶”,由此打開了直接通向平津的門戶。
《塘沽協定》默認了日本對北平以北所有中國領土的佔領,引發了中國人新一輪的抗議浪潮。馮玉祥在一首詩中憤然寫道:“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奮起行動,還我河山!”財政部長宋子文也通過提高日本商品的進口關稅,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記中,馮玉祥記錄了對身邊“所有差遣參贊人員”的訓話:“……三、我們的抗日是為良心和責任驅使,不以成敗論是非。四、抗日的責任重大,雖上刀山下油鍋,碎壓萬斷【段】,在所不辭,盼望大家堅持到底。”
日本的侵華野心,也是昭然若揭。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企圖獨佔中國的“天羽聲明”:
(1)日本與中國有特殊關系,故日本應與各國不同,要完成它在東亞的特殊責任﹔
(2)維護東亞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單獨之責任,無須他國干涉﹔
(3)如果中國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擊﹔
(4)如果各國暗助中國抗擊日本,那麼縱令其名目為財政或技術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對。
天羽說這番話的背景是,當時中國與歐美走得比較近。蔣介石曾於1933年7月19日致電正在歐美訪問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告以“中央對外政策,現定一面極力緩和暴日之武力壓迫,一面切實運用歐美之經濟援助,雙管齊下,實為救亡復興之惟一方針”。同年,中美簽訂《麥棉借款合同》、《中美航空秘密協議》,美國向中國國民政府提供貸款、出售飛機。這是日本不願看到的。
“天羽聲明”惹惱了歐美各國。三天后,4月20日,天羽發表第二次聲明,強調日本並不妨礙第三國利益,並且也希望歐美各國多與中國通商並促進中國繁榮,而中國的繁榮是日本所歡迎的,日本的中國政策仍然以門戶開放政策為准則。
天羽剛把狐狸尾巴藏起來,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同一天的補充聲明,又把狐狸尾巴露出來:“滿洲國(引者注:日本佔領東三省后,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國民政府和中共及國際社會均不予承認),日本盼望他國能承認其公允與自由之行動”。並說“列強或國聯運用其政策以凌奪中國”是擾亂東亞和平的行為。
同樣在這一天,時在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就天羽第一次聲明發表講話,指出此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強佔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
同一天,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經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簽名,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呼吁武裝自衛,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對於兩次“天羽聲明”,國民政府也發出回應:“任何一國未經關系國之同意,不得一意獨斷而涉及他國之正當權利義務。”
馮玉祥非常看重山東的戰略地位
抗日之風吹進泰山,馮玉祥坐不住了,在5月12日的日記中,他表示“要出去走走”。在前一天的日記中,他對三位來自東北的客人表示:“不抗日將成劣種。”
馮玉祥對山東的戰略地位非常看重。他認為:“山東是中國想要保全領土完整和南北聯系所必爭之地。如果山東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則不但中國南北的聯絡完全切斷,河南、山西、江蘇、安徽等省,也必全部動搖。山東不但在保全國土完整上是必爭之地,即在維持中華民族的觀點上,也是非死守不可的。”
馮玉祥預感到,“二次世界大戰,將以中國為犧牲品而爆發,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中國之興亡即民族之存滅,將決於這次的大戰。山東省的重要性,因之為更大。”
於是,馮玉祥決定“由泰安到膠東一帶游歷,以便在各方面做實地的觀察”,“所望愛國憂民的志士,痛心危亡,急速奮起,籌謀防衛國家及民族的大計劃”。
行前,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特意安排,將一節頭等車廂和一節三等車廂並為專列開來泰安,暫作馮玉祥東行之用。韓復榘是馮玉祥西北軍的老部下,十三太保之一,自然對馮玉祥照顧有加。
在5月15日的日記中,馮玉祥寫道:“早起即下山往車站登車,因夜間三點已得報告,言車輛已來到了。”同去的連馮玉祥在內共13人,隨從又有13人,還有120人的保衛,馮玉祥心中惴惴:“這有些不似平民吧?”
因為起得早,大家沒吃早飯。馮玉祥率隨從登車后,幾位記者也登上車。馮玉祥讓人擺上油條、燒餅,招呼大家一起吃。有記者問:“總司令的生活太艱苦了。”馮玉祥答道:“油條燒餅,按照中國目前一般的農民生活狀況來說,恐怕是頂上等的食品了。老百姓連草根樹皮甚至觀音粉都沒得吃了。”
據馮玉祥日記記載:“約七點開車”,“車到濟南將十點矣。韓、熊、段、均到站,並有聞等亦到。到省府用飯及開車。問知有十位先生,隻得在×站等了一點多鐘,用車去接回來的。
馮玉祥的日記,給我們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泰安到濟南用了將近三個小時。這段距離約80公裡,如此算來,時速不到30公裡。無怪乎《鐵道游擊隊》隊員飛身扒車如此矯健,速度不快使然。文中的“韓”,應該是韓復榘﹔“聞”,應該是濟南市市長聞承烈。
因津浦與膠濟在濟南分線設站,所以馮玉祥上午應該是從津浦鐵路濟南站下的火車,下午應該是從膠濟鐵路濟南站上的火車,二者相距約三百米。
馮玉祥夜話:
再不努力,亡國滅種
坐在火車上的馮玉祥,對膠濟鐵路沿線景象非常留意。在他眼裡:
“膠濟路之兩傍【旁】樹蔭極盛,我見其狹軌細細的,想了一回:我們為什麼不開鐵礦?我們為什麼不大開鐵礦?真是塊骨頭,真是塊壞骨頭,無知識,無學問。真可憐,真可恨。此種事不速辦,不能容我們為自由民。”
“車到周村停下,往鄒平去看,捎帶著把周村也看了,除了臭以外還是臭,看不見別的。再細看,除了各家的洋貨,都是些極粗極劣的土貨。傷心也是白費……”
這個周村,就是《大染坊》中的周村,1904年膠濟鐵路全線通車,與濟南、濰縣同時開埠,乃商埠重鎮。看得出,馮玉祥對它的發展很不滿意。對於民族工業的落后,更是痛心疾首。
鄒平離周村約十公裡。馮玉祥之所以到鄒平考察,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梁漱溟。當時梁漱溟正在鄒平搞鄉村建設實驗,探索民族自救之路。
梁漱溟之所以選鄒平,是因該縣靠近膠濟鐵路,離濟南又不遠,縣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條件有利於鄉村建設實驗。當然,背后還有韓復榘的大力支持。
馮玉祥到鄒平這天,正趕上廟會,他看到“一份一份的鐵器,好的都是外國貨”(5月15日日記)。想必,他的感覺與在周村差不多。
就這樣一路走,一路看。離開鄒平,乘上火車,到達濰縣,已是深夜。隨行記者用抒情的筆調,描繪了當時的情景:
“天空閃耀著的點點星光,像水晶般的光亮,照耀著四周茫茫的大地,特別顯示出深夜的清寂。站台四周,從晶亮的燈光下,清晰地看出已經站滿了若干歡迎人士在那裡鵠候。”
歡迎者中,有當地駐軍國民黨74師師長李漢章、濰縣縣長厲文禮、濰縣公安局局長胡鼎三等人。列車剛剛停穩,他們便登車謁見。寒暄片刻,馮玉祥來到了候車室。
一進候車室,馮玉祥就神色凝重地對大家說:“4月17日日本發出的獨佔中國的宣言,大家在報上想必都已看過。”“我覺得咱們再不努力,再沒有切實的辦法,不僅要亡國,進一步還有可能滅種!”
面對濰縣軍政首腦和新聞記者,馮玉祥一席話直透肺腑。
“人家六千萬人口的國家,欺侮咱們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連狗都不如,連豬都不如,連孫子都不如。我們還有什麼臉面見人?除非是我們愛活著,不然的話,我們照著鏡子,要鑽到任何一個污穢的水溝裡死了去!痛心呀!痛心!”
馮玉祥話音落下,整個候車室裡“空氣死一般寂靜”。馮玉祥坐在那兒,若有所思。
濰縣縣長厲文禮給馮玉祥安排好了住所,請馮玉祥到城裡休息,但馮玉祥以“深夜驚擾”、“不方便”為由謝絕,堅持回到列車上休息。
貧乏海防讓馮玉祥憂心如焚
次日(5月16日)晨,天降細雨。上午,馮玉祥冒雨參觀了信豐染印公司和華豐機器廠,這是當地兩家比較大的企業。其中華豐機器廠創始人滕虎忱,原在德屬青島水師工務局工作,日本1915年接收后,他堅決辭職(他技術精湛,是日本人挽留的對象),先回鄉務農,后出門打工。1920年開始籌建自己的工廠。聽了滕虎忱的曲折經歷,馮玉祥很感興趣,於是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馮:你不給日本人做工,你覺著這是你對付日本惟一的手段嗎?
滕:日本把我們的青島佔了,聽說又提出二十一條,難道說我仍在那裡給日本人當奴隸,制造洋槍大炮,來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
馮:你對於十幾年來從事的鐵工業,抱有什麼目的?
滕:我覺著挽救中國的唯一辦法,是從重工業著手。如果咱們自己能夠制造各種機器,咱們的國家,還不能強盛嗎?!
馮:全國如有二百人能像你這樣有血性、能奮斗,國家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滕先生,現在請問你這些年來覺著有什麼感想?
滕:說到我的感想,馮先生,我的熱望,已涼到冰點了。政府對於關系國家存亡的重工業,不但不予維護,反而橫加摧殘,種種方面予以刁難!譬如本國沒有的機件,必須向外國訂購的,海關上似應予以便利,可是政府特別加重這種機件入口稅,故意摧殘重工業的發展……
回到車站,天還沒有放晴。馮玉祥招呼大家,將車上行李搬到濰縣火車站附近的上海公司暫行住宿。
5月17日,馮玉祥一行改乘汽車,赴掖縣、黃縣、蓬萊、煙台、威海等地考察。
在掖縣中學,馮玉祥告誡全校師生:“在此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的時刻,大家要努力學習,將來為國家出力!”
在黃縣中學,他向學生慷慨陳詞:“你們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棟梁,國家興亡完全仰賴在你們身上。”
在煙台,馮玉祥下榻於曾經的海軍學校(1909年創建,1928年停辦),操場四周一片荒涼,馮玉祥痛心疾首:“甲午戰敗以后,大聲疾呼海軍救國,海軍狂熱,風靡一時,到現在中國海軍在哪裡?連海軍學校也成了歷史名詞了。”
果然,抗日戰爭爆發后,青島、煙台先后於1938年1月10日、2月3日被日軍輕鬆佔領。海上防線,門戶洞開。這是后話。
在蓬萊閣,馮玉祥和聞訊前來的老朋友、國民黨中常委李烈鈞憑吊了抗倭英雄戚繼光祠,馮玉祥題寫對聯:“先哲捍宗邦,民族光榮垂萬世﹔后生驅勁敵,愚忱慘淡繼前賢。”“愚忱慘淡繼前賢”,正是失去兵權的馮玉祥境遇和心志的真實寫照。
在討論國際形勢時,馮玉祥脫口而出:“蓬萊閣中高談抗日。”李略思應對:“抗倭城頭縱論保民。”李烈鈞在外廊柱子上寫下一副對聯:“攻錯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入畫,全憑赤手挽乾坤。”並請馮玉祥題寫橫批,馮玉祥略一思索,信筆寫下“碧海丹心”四個大字。
在煙台東炮台,馮玉祥看到大鐵炮滿身腐鏽,拿手杖擊著炮身,沉痛地說:“中國的海防貧乏得可憐,前人總算費過心血,這樣重要的炮台荒棄,所謂國防,不知是什麼勾當,如不是甘心開門揖盜,絕不能將海防放棄。”“煙台是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之間之海防要地。‘九·一八’后,東北淪陷,南望山東一葦可航,煙台成為北方海防第一線,與青島互為犄角之勢,此地不守,膠東乃至山東全境勢必成為第二個東北。”
在煙台露天體育場,馮玉祥向數千名群眾宣傳抗日。
在威海,馮玉祥憑吊了甲午海戰古戰場,登臨西奈古山上的環翠樓,瞻仰了丁汝昌、鄧世昌等愛國將領的肖像,感慨萬端,揮筆題詞:“勁節勵冰霜,對萬頃碧濤,憑此丹心垂世教﹔登臨余感慨,望中原戎馬,擎將熱血拜鄉賢。”
“拜鄉賢”確有所指。丁汝昌是安徽廬江縣人。馮玉祥是安徽巢縣人。對於丁汝昌這位鄉賢,馮玉祥自然更加關注。
“歡迎同學們到我的
抗日隊伍中來”
5月29日,馮玉祥回泰安途中,再次蒞臨濰縣。下午,應邀到廣文中學參觀。廣文中學由美國教會創辦,各項軟硬件堪稱稱一流。
馮玉祥在講演中說:“同學們有這樣好的條件學習,將來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為民謀福,是值得慶幸的!(不息的掌聲)我也想過,讀書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問題,同學們每個人,都該好好想一想。從前人說,學而優則仕。這個仕,不一定全是指做官。要說,讀書只是為了升官發財,那就大錯特錯了。(掌聲)”
隨之,馮玉祥引申到了官員薪水問題。
“前幾年我在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有人提出,五院院長與各部部長,薪水太低,應該提高。說,日本內閣閣員月薪是現大洋捌佰圓,我們國家國務人員的月薪才伍佰圓。說,中國是個大國,至少不能低於日本。當時我聽了非常氣憤,立即站起來說:日本是一個小國,但能派兵佔了我們的東北﹔我們是一個大國,但處處受欺負。你們若是能把國家治理得強過日本,月薪莫說捌佰圓,就是月薪壹仟圓,也不為多。眼下國家多難,國務會議不去研究治國安邦之策,卻討論什麼個人薪水,不覺可恥麼!(經久不息的掌聲)”(《憶馮玉祥將軍在濰縣廣文中學的一次演講》,崔德潤,載《濰城文史資料》第五輯)
次日(5月30日)晨,馮玉祥趕往益都。8:30左右,到達青州府站(1936年更名為益都站,1989年更名為青州市站)。益都縣長楊九五等早已在車站等候。楊九五介紹,宋朝名相范仲淹祠堂,為當地名勝古跡。馮玉祥對這位老先生敬仰有加,遂直趨范公祠拜謁。
在范公祠,馮玉祥把敬仰之情凝於筆下:“兵甲富胸中,縱教他虜騎橫飛,也怕那范小老子﹔憂樂關天下,願今人砥礪振奮,都學這秀才先生。”落款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謁范文正公祠,馮玉祥敬書。”
此聯除被后人鐫為范公亭聯外,還刻成石碑立在亭側。如今,這方石碑已成青州范公亭公園的一大景觀和重要文物。
隨后,馮玉祥應邀來到山東省立第十中學(今青州一中)。在校長辦公室應邀留下墨寶:“救民安有息肩日,革命方為絕頂人。”橫批:“還我河山。”這曾是馮玉祥懸於住室用以自勉的一副對聯。
這天,十中及附近省立第四師范的師生,在十中校園內聽取了馮玉祥慷慨激昂的演講。馮玉祥從“天羽聲明”,講到5月28日日本外務省的五條對華策勛令,揭露了日本的野心,警示大家:“明年今日,這塊形勢優良、蘊藏量豐富的半島,不知屬於哪一國了!今天在這裡還能夠同大家很自由地見面講話,就怕的這是最后的一次。”他說:“日本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打倒日本,我們沒有得安的日子﹔不打倒日本,我們沒有抬頭的一天。”
演講中,馮玉祥猛烈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路線:“國土零碎斷片地被人家割裂,民族逐漸地被人家征服,一幕接一幕的民族悲劇,在南京不抵抗路線之下,將要連續不斷地出現。”
“我上了泰山,有朝一日總要拉起隊伍來,還要和小日本兒見個高低!到時候,我歡迎同學們到我的抗日隊伍中來,男的、女的都要,能扛得動‘八斤半’(指步槍)就行!”
時過正午,演講即將結束時,馮玉祥向全體師生大聲疾呼:“好兄弟們,好姊妹們,目前國家民族已危險到極度。我馮玉祥今天在這裡,不能不把自己心窩子裡的話,說給大家聽!希望大家能夠切實地認清自身的現勢,負起對國家、對民族應盡的責任。”
午后,應益都火車站私立小學校長之邀,馮玉祥到該校與小學生見面。他溫和地對小朋友們說:“因為日本殺害我們的同胞,侵佔我們的東三省,所以我們要抵抗日本到底。抗日的是我們的朋友,不抵抗的是我們的仇敵。聽懂了嗎?”
馮玉祥的抗日決心,在三年后的一首詩中可見一斑。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其子馮洪國所在部隊在北平南苑阻擊日軍,傳已陣亡。盡管馮玉祥悲痛欲絕,但他“覺得如真有其事,可算是很好的下場”,他在詩中寫道:“兒在河北,父在江南,抗日救國,責任一般﹔收復失地,保我主權,誰先戰死,誰先心安﹔犧牲小我,求民族之大全,奮勇殺敵,方是中國兒男﹔天職所在,不可讓人佔先。父要慈,子要孝,都須為國把身捐。”幸運的是,馮洪國沒有陣亡,脫險后重新歸隊,繼續殺敵。(《我的抗日生活》,馮玉祥)
如今,在泰山的馮玉祥墓地,刻著一首馮玉祥生前親筆書寫的自題詩《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講闊。隻求為民,隻求為國。奮斗不懈,守誠守拙。志此不移,誓死抗倭。盡心盡力,我寫我說。咬緊牙關,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點不錯。”
“誓死抗倭”,泰山作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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