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久旭
核心觀點
1935年10月，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署名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文件標注日期為8月1日，即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不僅開辟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制定之路，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礎。
日軍侵佔東北后，加緊了對中國的進一步侵略擴張，在華北制造了一系列事件，迫使國民政府簽訂了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等屈辱條約，控制了華北大部分地區，使中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機。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的要求，適時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於1935年10月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同署名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文件標注日期為8月1日，故稱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不僅開辟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制定之路，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礎。
《八一宣言》是集體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強調，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應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在共產國際新政策的影響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結合國內迫切的形勢，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八一宣言》經過集體醞釀討論，由王明執筆起草，經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查同意，發表於巴黎《救國報》。《八一宣言》分析了由於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緊迫形勢，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政府對日妥協的面目，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面臨的首要任務。《八一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在國防政府領導下，一切抗日軍隊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願意做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工農紅軍首先加入抗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八一宣言》促進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定。毛澤東在歡迎王明等人回國的談話中曾講到，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所以能有今天，應該“飲水思源”，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才促成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制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內容，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和一致贊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了以《八一宣言》具體內容和政治主張為基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決議還提出了與之相適應的十大行動綱領。瓦窯堡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於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黨的《八一宣言》、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會后毛澤東同志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它們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系統化，給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指明了方向。
《八一宣言》推動了國共兩黨間的直接接觸，為國共第二次合作開辟了道路。《八一宣言》發表后，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極大地鼓舞了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抗日愛國熱情，推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的爆發，從而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迫使國民黨方面改變態度，考慮聯共抗日的主張。首先，《八一宣言》推動國民黨開明派別與我黨的合作。國民黨開明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八一宣言》發表后對中共的政治主張表示贊同。其次，《八一宣言》促使國民黨當局改變態度，國共關系開始鬆動。1935年底開始，蔣介石便從國內國外兩個途徑與我黨接觸，1936年1月，國共兩黨派出代表在南京進行非正式談判。不久，雙方進入正式談判階段，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國防政府、國防軍等具體問題進行交涉。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實現全面合作，共同抗日。
《八一宣言》的發表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標志著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基本形成。在抗戰勝利70周年、《八一宣言》發表80周年之際，重溫歷史，了解我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做的努力，對正確總結歷史經驗，開創新時期統戰工作的新局面，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