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毅：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民族抗戰的勝利

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終於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侵略者，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氣概。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兩黨救亡圖存，攜手合作，共同筑起中華民族的血肉長城，掀起了一場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

國民黨正面戰場奮起抵抗，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了巨大力量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改變了過去的妥協態度。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聲明：“我們知道全國抗戰以后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國共兩黨經過談判，終於達成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實施正確政策的結果，同時也是與國民黨政策的轉變分不開的，毛澤東后來就說：“假如沒有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

在軍事上，國民黨正面戰場奮起抵抗。特別是在戰略防御階段，國民黨先后組織了淞滬會戰、忻口會戰、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這些戰役的指揮及實施雖然存在失誤，但仍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首先，這些戰役沉重打擊了不可一世的日軍，粉碎其“速戰速決”的狂妄計劃，使之兵力分散、戰線延長，促使相持階段加快到來。第二，國民黨愛國官兵不怕犧牲、英勇殺敵的抗戰事跡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堅定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念。第三，這種頑強抵抗一掃國民黨軍隊疲弱舊習，令國際社會肅然起敬，吸引了友好國家和海外華僑的積極援助。第四，為政府機關和工廠、學校、科研機構的內遷爭取了時間，創造了持久抗戰的有利條件。

同時，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抵抗在客觀上也有利於中國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1939年1月，毛澤東明確肯定：“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敵人后方的游擊戰爭﹔沒有同處於敵后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八路軍的將士應該感謝直接間接配合作戰的友軍，尤其應該感謝給予自己各種善意援助與忠忱鼓勵的友軍將士。”他還曾評價：“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一些變化。出於對中共力量迅速壯大的恐懼，他們加緊了反共活動。但客觀來看，這一階段國民黨的抗戰整體上仍比較努力，先后開展了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晉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戰役、浙贛會戰、鄂西戰役和常德戰役等一系列大規模戰役，給日寇造成了重大殺傷。在此期間，國民政府還派出遠征軍入緬作戰，展示了積極抗日的態度。

在八年抗戰中，國民黨正面戰場先后進行大會戰22次，重要戰斗1117次，小戰斗3.89萬余次，斃傷日軍85.9萬余人，自己付出了322萬人的重大傷亡。國民黨軍隊廣大官兵血洒疆場，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並涌現出佟麟閣、趙登禹、郝夢齡、張自忠、戴安瀾等一大批為國捐軀的高級將領和上海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等英雄群體。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貢獻，中共中央1943年7月7日在《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中曾說：“整個中國戰場上，六年來的作戰，實際上是被劃分為正面與敵后兩大戰場。這兩個戰場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個，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獸的奔竄，在將來就不能驅逐這個野獸出中國，因此必須增強這兩個戰場互相援助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倡導、促成和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開辟的敵后戰場消滅和牽制了大量敵人

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倡者。1935年，在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而奮斗。這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又積極支持和協助張學良、楊虎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使這一事件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等五項國策，並作出了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改工農政府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導，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導等具有重大讓步性質的四項保証，促成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接受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的決議。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又迅速發表通電呼吁：“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並在7月15日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遞交給國民黨。9月22日，國民黨發表這一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國共合作團結御侮的必要。至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毛澤東曾評價：“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極倡導和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在整個抗戰中始終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1年，國民黨制造的皖南事變使新四軍遭受了慘重損失。但中共中央面對這一嚴峻的事態，仍然以抗日大局為重，未與國民黨決裂。皖南事變的發生及中共的應對，使共產黨得到全國人民、中間階級和國民黨內正義人士的普遍同情。在國際上，蘇、美、英等國也反對國民黨這種做法。面對如此形勢，蔣介石不得不表示決不再有“剿共”的軍事行動。經過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國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在軍事上，中國共產黨開辟的敵后戰場消滅和牽制了大量敵人。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縱隊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運用劣勢武器開展游擊戰爭，累計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軍52.7萬余人，消滅偽軍118.6萬人。解放區軍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犧牲，部隊傷亡60余萬人，平民傷亡890余萬人。敵后戰場的英勇作戰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抗日戰爭的堅持和勝利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所說：“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又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這種與敵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末敵人就會繼續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麼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

對敵后戰場的作用，當時的一些外國觀察家予以充分肯定。1944年，美軍觀察組通過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考察，向國內報告：“七年來，共產黨人牽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國的軍隊﹔七年來，共產黨人在華北抵御日本人的堅決而組織嚴密的大規模進攻，成功地保衛了大片地區。”與此同時，中外記者團也對延安和晉綏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採訪。歸來后，美聯社記者斯坦因寫道：“從我所見到的一切証據來看，我的結論是：延安所說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

日軍對中共的積極抗戰也有詳細記載。早在1938年，華北方面軍便斷定：“今后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1939年，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承認：“今后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1940年，華北日軍又一再驚呼：“共軍對我佔領區的進犯越來越頻繁，已成為今后肅正工作上最嚴重的問題”，“共軍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擊戰的主力”。到了1944年初，他們更是宣稱：“隻有對於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后的重要使命。”毫無疑問，這些來自敵人、把中共軍隊視為主要對手的判斷，充分彰顯了敵后戰場的地位。

抗日戰爭的硝煙早已逝去，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難得出共識：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的戰爭，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為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激情。毛澤東曾說：“這個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正是因為國共兩黨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才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是全體中華兒女的榮光！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