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延安城，現代繁華，革命紀念館的老研究員、77歲的米世同為記者仔細畫地圖——鳳凰山東邊的山腳下，1938年有光華書店，11月20日上午，日本飛機轟炸延安，炸彈落書店，很多人在看書，死傷最多。
書店今何在？米世同說，因大街向河的方向移了些位置，大致是在延安市糧食局的位置，記者特意去找去看，一棟大樓，門口車水馬龍，早看不出原來的樣子了。
歷史上曾發生過的，總會留下了痕跡。前些年，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劉煜在紀念館工作時，有人從上海來，說他父親當時正在書店門口，死於日機轟炸，於是兩人默默地去糧食局，看了又看。
誰說日軍沒打過延安？據權威統計，抗戰期間延安被日機轟炸17次，214人死亡、184人受傷，房屋毀壞、牲畜傷亡。轟炸之外，陝甘寧邊區的東部，陝西山西兩省交界的500多公裡黃河沿線，我們的守軍，打退了日軍23次進攻！
而戰場的意義，不僅在於打仗地點——抗戰以來，多少影響戰局和政局的重要電報從這裡發出，又有多少有志青年從西安、上海、重慶，乃至世界各地努力奔赴延安，還有多少優秀人才和戰備物資，從這裡源源不斷去往抗戰前線﹔《論持久戰》等對戰局影響深遠的論斷，也出自延安簡陋的窯洞裡……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心臟”。
記者探訪延安戰場。
日本記者曾航拍轟炸延安的照片
日本朝日新聞社隨軍記者1939年10月拍攝了日本佐瀨航空部隊轟炸延安圖，航拍的。從照片上看，山連山溝連溝，夾在其中小小一片的延安城上，冒起好多團濃濃的白煙。
該新聞社的報道中提及：“‘佐瀨、鈴木、鬆山’各部隊在上午十一點半，對紅色抗日根據點延安的長翔、共產黨第八路軍的兵營、陝西大學、共產大學以及第八路軍的政治部、外交部，包括其他軍事設施進行了空襲。數處的軍需品倉庫燃起熊熊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蓋在黑煙中，利用山中的窯洞進行掩蓋的敵人防空陣地也被我軍粉碎，下午也進行了連續大型轟炸。”
“可實際上，延安當時已經不怕空襲了！”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劉煜說。
早在一年前，因為日機轟炸，延安城內的重要單位都已搬到了城外的山溝溝裡，炸不到了。劉煜指著地圖跟記者比劃，比如，當年的學校和文化單位搬到了大砭溝，於是至今大家還習慣叫那“文化溝”﹔還比如，城內的商貿街搬到了孤魂溝，原是南門外的亂葬崗，從那時起成了“市場溝”，至今商戶雲集﹔老城裡幾乎搬空了，隻剩下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和邊區保衛團仍留在城內，因佔的“地盤”很大，保安處處長周興還曾被周恩來戲稱為“周半城”。
防空的力量也有了，雖然薄弱。
米世同曾查閱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的歷史檔案——當時有專線電話，日機從山西方向飛來，路過延長縣上空時，延長方面就給延安打電話。雖然從延長縣城到延安，直線距離不過50公裡，往往電話到了，飛機也來了﹔當時沒有大型擴音喇叭，拉警報靠什麼，就靠敲響寶塔山和清涼山的古鐘，還有，靠人敲鑼！
據劉煜研究，延安當年為了防空，在清涼山、寶塔山和鳳凰山頂設了3個機槍班，用的是德國產的馬克沁重機槍，在當時的延安算是最好的武器之一，但也隻能干擾，逼日本飛機升高一些﹔最為關鍵的是，搬到城外的機關單位，大多建了隱蔽能防空的窯洞，相對安全了。
鳳凰山上還能翻出日機炸彈
回頭看來，最可怕的，是1938年10月20日，星期日，日軍第一次轟炸延安。沒吃過那個虧，毫無防備——延安一些街道被炸成瓦礫堆，軍民傷亡挺多﹔還有炸彈擊中了鳳凰山麓的中共中央機關駐地，把當時中央組織部的窯洞埋了半截，毛澤東和幾位領導人住的窯院也在這一帶。所幸，有驚無險，大家連夜搬家。
前些年，延安城的延河裡，也曾發現過日機當年投擲的炸彈，等劉煜得到消息時，已經聽說被拖到安全處引爆了，劉煜急得拍大腿：拆了引信處理一下，放到紀念館去，不正是日軍的罪証嗎！
米世同回憶，大約是1956年，人們在鳳凰山麓整理恢復革命舊址時，還在院子裡找出了沒爆炸的日機炸彈，碗口寬，半米長，露出半截，斜插在土裡，當時還有攝影師拍了照片。劉煜記得，直到后來旅游公司在鳳凰山頂平整場地，還發現過6枚炸彈，其中一枚上有“昭十七”的字樣。
記者去鳳凰山的毛澤東舊居看了，雖然稱它為“窯院”，可房間並不藏在山體裡，幾乎一點防空能力都沒有。可就是在這窯洞裡，毛澤東寫下了《論持久戰》，批判了各種錯誤論調，指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和奪取最后勝利的途徑。
這鳳凰山的舊址，在採訪中被人們頻繁提及。延安大學教授高尚斌講課，總會講起毛主席警衛員翟作軍的回憶：毛主席在鳳凰山寫《論持久戰》的那段時間，因太過專注，棉鞋曾被取暖的木炭盆烤得直冒青煙。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劉煜會把學員拉到鳳凰山下上“現場課”，每次都在課后感慨：小小窯院裡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
根據1946年《解放日報》上的統計，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飛機轟炸延安17次，投彈1690枚，傷184人，死214人，摧毀戲樓牌樓20座，炸死牲畜197頭，毀糧食約345000斤。據延安革命紀念館的調查統計，因日機轟炸，延安被毀房屋15797間，延安城裡原有一座精美的基督教堂，也被炸彈摧毀。在那座教堂裡，周恩來曾與張學良會談，並達成聯合抗日協議。
千裡黃河上打退了日軍23次進攻
延安要面對的威脅，不僅是轟炸。
據劉煜的研究，從1938年起，山西和陝西以黃河為界的500多公裡防線上，河防守軍至少進行了大小78次戰斗，打退了敵人23次進攻。
1938年2月底，日軍佔領黃河天險風陵渡，炮擊潼關﹔幾乎同時，日軍攻陷黃河要口軍渡，炮擊西岸宋家川。河防吃緊時，陝甘寧邊區政府於1938年3月3日發布了《告民眾書》，指出“保衛邊區，是每個邊區人民應盡的神聖責任，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盡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參加各種抗戰工作。”與此同時，陝甘寧邊區的留守兵團下達了抗戰總動員令和戰斗命令，成立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部和神府河司令部，作為守備兵團派駐前線的代理指揮機關，並劃分河防守備部隊分界線。
這段黃河幾百公裡，怎麼防？長歸長，可實際上能供部隊大規模渡河的，隻有宋家川、馬頭關、涼水崖、磧口等幾處，河面較寬，水流較緩。劉煜老家的村子，便在馬頭關渡口的黃河邊，在他的推薦下，記者去了曾多次擊退日軍的馬頭關。
從延長縣城出發，車子一路在群山裡爬，繞過羅子山鎮，再盤過幾座山，便能在高高的山頂上看到近些年新修的馬頭關大橋——修了橋之后，渡船基本停了。
這是什麼防守地形？河面寬六七百米，河岸便是山，幾乎直上直下，坡度大，落差也大，像是天然的城牆，照當地人的話說：日本人若打來，從山頂上往下扔石頭都夠他們受的。
具體怎麼守呢？劉煜搜集過資料，也問過村中的年長者，最主要的戰術，是“半渡擊之”，趁日軍在對面河岸集結分配船隻，或者，趁日軍渡到河中央的時候，突然發動襲擊。劉煜曾聽村裡的老人說，當地人渡河，多年來用羊皮筏子，而日軍渡河，用的是橡皮小艇，我八路軍常安排神槍手趁日軍在河上時射擊小艇，打得巧，一顆子彈便能打翻！
此外，我八路軍還會悄悄包抄敵后，前后夾擊渡河日軍。劉煜老家的村子裡，在河防保衛戰期間，便曾自發組織過“水手班”，為我軍劃船擺渡，伏擊日軍。
軍民共抗戰：黃河邊的小村庄裡有“水手班”
小小馬頭關，打過幾場漂亮仗。
1938年12月下旬，原駐扎蒲縣的日軍佔大寧、吉縣、永和后，即准備了大批渡河器材與彈藥，然后分兵3路，每路千余人附炮10余門，向黃河延安進攻。一路指向馬頭關，一路指向涼水崖，一路指向清水關，先炮火猛轟，再用飛機向我軍陣地投擲瓦斯彈。我軍堅守陣地，河東的游擊偵查部隊，不斷襲擊日軍輜重和增援部隊。數日后，日軍撤退。
1939年6月4日、5日，日軍重兵攜大炮飛機，向黃河各渡口進攻，計劃強渡。宋家川一帶經3天隔河對戰，我軍依托堅固工事，以火力封鎖河面，敵渡船始終不能越過河心，隻得退回。此時，馬頭關、涼水崖東岸之敵人強渡亦未得手。敵在正面受我八路軍沉重打擊時，河東部隊猛擊敵人側背，破壞其交通運輸，日軍腹背受敵，被迫全線撤退。
記者離開馬頭關，可心中一直疑惑。雖然有險可守，雖然戰術靈活，但據記載，我八路軍當年在河防戰斗上投入的防御部隊，最多為一個團，1000余人，怎麼能抵抗得住裝備精良、有飛機大炮的日軍少則2千多人、多則2萬余人的進攻呢？
劉煜想了想說，我軍靠的不僅是軍隊，還有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
數百公裡的黃河，因為他們才拉起了一條不分晝夜的偵查網和警戒線——沿河的幾個縣的保安隊均積極參加戰斗，各村的自衛軍、少先隊都幫忙修補工事、運送物資彈藥﹔劉煜老家的曾經的“水手班”，都是練過拳腳功夫的村民，能劃船，還能沖過黃河，幫忙運回戰利品和傷員﹔而據1942年《解放日報》的報道，部隊也教授村民自衛軍投擲手榴彈、步槍瞄准、防空隱蔽等科目。
可以說，軍民一家親，也是延安抗戰的特色之一。1944年到訪延安的國際記者愛潑斯坦曾這樣形容延安：在中國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見到大兵就躲開，如果躲不開就愁眉苦臉地瞪眼看著他們，但在邊區，在我們這支隊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完全不同。老百姓看到護送我們的八路軍戰士就上前同他們交談，打聽我們這一批“奇奇怪怪”的人是來干什麼的，送熱水給戰士們喝，並且不用吩咐就主動去照顧馬匹。留給我們的總印象是，老百姓對待這些戰士們就像對待出門在外的自家人，要讓他們好好休息，還要讓他們開心。
奇怪的勞動紀律：不能“早到”、“遲退”
戰場對於延安的意義，不僅是打仗的地點——延安是大后方，大生產就是戰場。
尤其在1941年，由於日軍大規模“掃蕩”，國民黨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加之自然災害的侵襲，陝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極端困難的時期。為了克服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陝甘寧邊區的黨政軍民學響應黨中央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
延安大學教授高尚斌曾翻閱大量資料，包括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他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新——當時的開荒部隊曾宣布了一條非常奇怪的勞動紀律：生產時不能早到，也不能遲退。沒錯，是“早到”、“遲退”！因為在開荒競賽中，有的天沒亮就上山，天黑了也不下山。在那樣的生產熱情中，吃飯問題明顯得到解決，延安的報刊資料上，常有宣傳式的“鼓勵”：某機關單位，自力更生，部隊已經能三天吃一頓肉了！
記者哈裡森·福爾曼到延安採訪時，也對八路軍參與大生產感到新奇：“生產運動不只是在老百姓中開展，部隊也參加了。這或許可以說是八路軍的特色，據我所知，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其他軍隊這樣大規模地開展過生產，這毫無疑問也是造成軍民間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的，任何接觸過八路軍的人都不會懷疑，正是與人民這種魚水之情，才使得八路軍在這場靠繳獲或土造的武器進行的戰斗中，能堅持下來。”
在歷史檔案的照片裡，還有一張福爾曼觀看延安民兵制作炸藥的照片，每個人臉上，都是昂揚的神色。延安的大生產，也絕不僅僅限於農業，工業和商貿也在那一時期快速發展。
記者斯坦因曾探訪過延安的兵工廠，他的印象是“從未見過的各種奇怪的設備”：老式的車床、刨床、鑽床和沖床，有中國造的，還有美國、英國和德國造的，這些機器是國民黨封鎖前，在西安經過兩三次，或者也許10次轉手才買來的，還有一些是邊區自己制造的各種簡易的新機器。所有的機器都保養得很好。這些機器由一個舊卡車發動機和附加的土造燒木炭的裝置帶動運轉著。
由這個兵工廠制造的子彈、迫擊炮、刺刀、炸藥等，都被源源不斷地運往抗日前線。據統計，截至1943年，延安公營工廠的數量達到82個，合作工廠200多個，擁有職工近萬人，生產煤炭、鐵、農用工具、肥皂等各類生活用品，達到了基本自給。
延安是給大戰場出點子、出方針的
《論持久戰》1938年刊在《解放》周刊上時，是有副標題的——“論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與最后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后的勝利”。
“這是為整個中國戰場寫的啊！”高尚斌說。確確實實，回顧整個抗日戰爭史，延安出的方針和點子是正確的。各種指示從延安通過電波發出，大批干部和戰士從延安出發，到前線去、到敵后根據地去，他們又會回到延安來，開會討論，參與決策。
延安是清苦的。記者愛潑斯坦第一次在陝北見王震，看到他穿一身沾滿灰塵的灰色制服和一雙草鞋，大腳趾上纏著繃帶，身上沒有任何顯示軍階的標志，看上去同一位普通士兵一樣﹔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受毛澤東邀請去，在延安，他被優待，被安排住“外交部”的招待所，床就是磚炕，上面鋪著粗劣的毛毯墊褥……
可清苦中走出的戰士，是好樣的！幾乎每一位到延安的外國記者，都會隨著八路軍部隊，從延安去前線。哈裡森·福爾曼在晉綏邊區的前線，記錄下他的見聞：“過去有人告訴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今天這些謊話已被事實揭穿了。我看到八路軍在英勇作戰，八路軍有很多傷兵，有大批敵軍的俘虜，人民熱愛八路軍，我要將所見到的八路軍英勇戰斗的事跡，寫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訴全世界人士……”
1938年5月，瑞士新聞記者瓦爾特·博斯哈德拍攝了一部名為《延安之旅》的黑白無聲紀錄片，前不久剛在上海檔案館公布。博斯哈德曾回憶從西安到延安的路：“即便輪子上纏上鐵鏈，也無法阻止汽車順著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幾次，車隊還得從萬丈深淵上晃晃悠悠地經過，讓人直捏一把冷汗……六七個配槍的男人護送著驢隊和我們的車隊，據說這裡的一道道深溝中經常有匪徒出沒……”可就是這樣的路，在抗戰期間，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青年人，為了理想而去。
延安抗戰的多少故事，在1945年8月15日化作了興高採烈的詩，當日的《解放日報》第4版，發表了蕭三的《延安狂歡夜》：
已經吹過熄燈號了，人們大半都已就寢。我還守著一盞殘燈，山溝裡死一般的寂靜。忽然山上山下，人聲異常嘈雜，又聽鑼鼓喧天，有人甚至亂敲銅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個延安起了騷動。男女老少涌出窯洞，沿河兩岸崗山，野火漫天通紅。（掃帚、草褥都拿來燒了！）人似潮水流向街頭。旗幟招展在星空。人們舞火炬，扭秧歌，喊口號。人們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賣瓜果的爭著送給人們吃，你給他錢——無論如何不要。叫喊中間一聲特別嘹亮：“日本要求無條件投降！”人們覺得自己的血在沸騰，人們忘卻了整天工作的疲困……
延安！延安！（記者 孔令君）
| 相關專題 |
| · 地方要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