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人的抗日情結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民在反抗外國入侵的斗爭中第一次取得徹底勝利的戰爭。中國人民舉國上下，同仇敵愾、萬眾一心，付出了3500萬人傷亡的巨大犧牲，取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我的長輩們——兩代共有十多位親人，也曾投身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斗爭之中，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做出過貢獻。為緬懷先輩、不忘國恥，特撰此文，記述我家的抗日故事。

　　一、外公的故事

　　我的外公李一飛從年輕時起，就懷著科學救國、實業報國的理想，努力求學、奮發讀書，成為家族中第一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老人家從1915年起至1937年，長期在京綏鐵路（今京包鐵路）工作，在北京前門、西直門、康庄等火車站及河北張家口、綏遠（今內蒙古包頭）火車站等十幾個地方擔任站長、段長，成為我國當時為數不多的經驗豐富的鐵路管理者。當時在鐵路上任站長、段長，待遇是相當不錯的，住的是官房子（即鐵路提供的免費住宅），薪金收入可供一家十來口人過上舒適的小康生活。然而1937年，日軍在盧溝橋悍然發動“七﹒七”事變，東北、華北相繼淪陷，京綏鐵路也落入日本人之手。富有愛國心的外公，毅然放棄鐵路的優厚待遇，辭職返回北京，寧可在家賦閑，也不給日本人做事。

李一飛

　　外公是個思想開明的老人，他自己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作為一位愛國人士，卻很贊成黨的抗日主張，並且積極支持抗戰工作。在他熱愛祖國、熱愛中華的思想影響下，他的四個女兒（次女、三女、四女、五女，即我的母親和幾位姨）先后從北京奔赴解放區投身革命、參加抗日，他都默默地給予支持。此外，當時外公家作為北京地下黨組織的一個聯絡點，地下黨的同志多次在家裡秘密開會，外公為他們提供掩護﹔因為搞地下工作需要隱蔽身份，外公還把一名地下黨同志安置在自己的企業中任職﹔一名以醫生為職業的日本共產黨員，在地下黨的安排下秘密撤離北京時，其醫院設備無法帶走，外公也協助將這些設備藏在自己家中。1945年，外公曾受到中共華北城工部的秘密邀請，到位於北京西部的妙峰山解放區交通站會見城工部部長劉仁同志。

　　外公雖然沒有親身參與過抗日革命，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實際行動，卻為家庭樹立了榜樣。

　　二、姨們的故事

　　我的三姨李康麟是姐妹中第一個參加革命的，早在1940年就經由北京女一中地下黨組織介紹去了延安。后來在延安與長征干部吳國華結婚。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中，他們隨部隊打仗、轉移，不得已將他們的一個孩子留在了老鄉家，至今沒有找到。他們為抗日救國做出了很多犧牲。

　　我的二姨李風（原名李棣麟），在北醫上學時參加了北京地下黨的活動，並發展了我的母親李光（原名李郅麟）和五姨李耀（原名李芷麟）及表舅趙鈞、表姨馮玉民等人先后參加革命，后來他們幾人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投身到抗日斗爭的洪流之中。1945年，二姨與北醫同學陳明在張家口中共城工部所在地結婚，城工部部長劉仁同志親自批准。婚后，二姨夫婦在解放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擔任教學工作。

　　五姨李耀及表舅趙鈞等人在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學醫，后在解放區從事醫務工作。五姨1947年結婚，姨父陳世德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

　　三、母親的故事

　　1943年，16歲的母親在我二姨的影響下，參加了北京地下黨活動，開始投身抗日革命。1945年，在地下黨組織的培養教育下，母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局城工部北京地下黨學委領導下做地下工作，公開身份是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學生。

　　當時，學委領導佘滌清、張大中、楊伯箴、周大澂、何知等同志經常在外公家中開會、碰頭，他們活動時母親就負責在外面放哨，有時還派母親送信、傳遞信息。那段時間，母親和二姨多次秘密油印黨的主張和抗日標語口號等宣傳材料，並利用夜幕的掩護張貼出去。

　　當時母親就讀的師大女附中高一乙班有一個由進步學生組織的秘密學習小組，母親是成員之一。秘密學習小組對外稱“讀書會”，活動地點就在外公家。“讀書會”的活動一方面是進行革命思想教育，通過閱讀進步書籍（如毛主席的《論持久戰》、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提高思想覺悟，另一方面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發展黨員，母親就是在這段時間入的黨。在這裡他們還曾收到過敵人的恐嚇信，為此，組織上把我二姨和五姨轉移到了解放區，繼續參加抗日斗爭。

　　城工部多次利用寒暑假秘密組織中學進步學生前往解放區參觀學習，母親和二姨也參加了活動。1944年12月，她們前往阜平城工部駐地康兒溝，參加了城工部學習班。當時地下工作出於保密需要，大都是單線聯系，參加參觀學習的進步學生在解放區也不能互相見面，吃飯都是有人給送，聽報告時分別在幾間屋子裡隔著門帘聽，互相看不見。在城工部住了幾天后，母親和二姨在劉仁同志的親自帶領下參加了晉察冀軍區第二屆群英會。在群英會上她們聽了邊區首長的報告和戰斗英雄、擁軍模范們的事跡報告，親眼見到了子弟兵母親戎冠秀、爆炸英雄李勇、神槍手李殿兵等英雄模范。英雄們的事跡非常感人，給母親和二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們還參觀了解放區首長們的住處。當時解放區首長程子華、姚依林、劉仁等人住的都是土窯洞，屋裡點著煤油燈，為了增加燈的亮度，在燈罩上糊一個長長的紙筒，美其名曰“戴高樂”。首長們就這樣每天在煤油燈下辦公、開會、學習、寫材料。那時邊區正在開展大生產運動，每個人都有生產任務，母親和二姨親眼看到姚依林夫人在那裡糊火柴盒，她當時已是懷孕后期，火柴盒掉到桌子底下撿拾不太方便，姚依林就笑著從桌子底下撿起來﹔邊區政府參議員於力同志（原燕京大學教授）穿著土布大襟棉襖，叼著旱煙袋，休息時間就用一個小卷煙機做煙卷，完成生產任務﹔劉仁同志的生產任務是織毛衣，他織的毛衣放在桌邊上，抽空就織上幾針，經常有找他談工作的女同志見了也順手拿起來織上幾針。他們的興致都非常高，一邊工作一邊說笑著就完成生產任務了。母親和二姨還參觀了邊區英雄事跡展、晉察冀日報社、畫報社，見到了畫報社社長沙飛﹔還參觀了白求恩衛生學校。這些參觀學習活動，擴大了進步青年對黨、對解放區的認識，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抗戰積極性，堅定了他們的抗日信心，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蓄積了力量。

　　在舉國上下轟轟烈烈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我們這個革命家庭的先輩們，放棄優越舒適的生活條件，奉獻出自己的青春年華，舍小家為大家，在不同的戰線上，以不同的方式積極投身抗戰，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為我們后輩人樹立了榜樣﹔他們的愛國情懷，也不斷影響著家族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