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戰爭遺孤宮崎慶文講述與中國親人的故事

宮崎慶文正在免費向日本人教授漢語。 　　記者 劉軍國攝

1971年的一天，宮崎收到了養父母寄來的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塊瑞士手表，一直沒戴過手表的宮崎感動得一下子哭了起來。原來養父母並沒有花他寄回去的錢，而是攢了起來，花近200元人民幣給他買了一塊手表。如今，這塊手表雖然已經不走了，但宮崎一直珍藏著。

“今天我們用‘去’和‘來’造句，對上節課內容進行復習。”

“今年2月，我去北京留過學。”

這是70歲的宮崎慶文和66歲的菅原滿子的一段中文對話，它發生在位於日本東京都台東區的中國殘留孤兒之家地下一層的教室裡。每周六，宮崎都會來這裡免費教授漢語，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幫助更多日本人打開一扇了解中國的窗戶，讓日中兩國民眾增進相互理解。

“養父母為給我蒸飯，用壞了兩個小搪瓷碗”

“我是一名擁有日本國籍的‘中國人’。”操著一口標准普通話的宮崎這樣向本報記者自我介紹道。1945年11月10日，宮崎出生於中國遼寧省大連市。1997年2月5日，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返回日本東京。在中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宮崎是數千名日本侵華戰爭遺孤中的一名。

1947年初，1歲多的宮崎跟隨父親、哥哥和姐姐一起准備坐船返回日本。在艱苦的生活下，宮崎的父親為了讓小兒子活下來，希望將他托付給一戶中國家庭撫養。在一位懂日語的男子介紹下，宮崎被大連的閆子余夫婦收養。

宮崎被收養時嚴重營養不良，1歲多仍不會走路。當時物資極度匱乏，大米奇缺，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能吃飽飯就不錯了。為了讓宮崎身體能夠盡快強壯起來，原本生活並不寬裕的閆氏夫婦想方設法花高價弄到大米，每次在鍋裡給他蒸一小碗米飯。“養父母為給我蒸飯，用壞了兩個小搪瓷碗，這足以証明養父母對我有多好。”宮崎說。

“養父母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一直希望我能接受高等教育。”宮崎對本報記者說，“我小時候非常調皮，不怎麼學習。非常感謝父親對我的嚴格管教，如果沒有父親對我的嚴格管教，我就考不上大學。”在父親的要求下，宮崎每天4時半起床，刻苦學習，終於在1965年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印地語專業。

回日本之后，每年仍到北京給養父母掃墓

“養父當時每月工資隻有60元人民幣，卻拿出20元給我當生活費。家裡並不富裕，但是我的生活費在班裡還算中等。”宮崎說。1970年，宮崎大學畢業后，響應號召來到河北省進行鍛煉。在河北期間，他每月從43.5元的工資中拿出20元寄給養父母。

1971年的一天，宮崎收到了養父母寄來的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塊瑞士手表，一直沒戴過手表的宮崎感動得一下子哭了起來。原來養父母並沒有花他寄回去的錢，而是攢了起來，花近200元人民幣給他買了一塊手表。當時，雖然很多同學都戴手表，但大家戴的都是“天津表”或“上海表”，很少有人戴昂貴的進口表。如今，這塊手表雖然已經不走了，但宮崎一直珍藏著，因為它承載著養父母對自己的愛。“養父母對我的愛濃縮在每個平凡的生活細節之中，兩個搪瓷碗和一塊瑞士手表就是其中的代表。”宮崎對本報記者說。

后來宮崎去西藏工作，每月工資增加到80多元人民幣。宮崎先給在大連生活的養父母寄20元，給在北京生活的妻兒寄40元，自己隻留20元。1981年，宮崎回到母校工作。這一年，深愛自己的養母在大連病逝之后，宮崎將養父接到北京一起生活。1987年，養父去世之后，宮崎把養父母合葬在北京。此后，宮崎每年都去給養父母掃墓，即使回到日本之后，這個習慣也沒有改變。每年9月，宮崎都會到北京，給養父母上墳。“中國養父母對我恩重如山。”宮崎說。

創作《孤兒的眼淚》，凝聚愛好和平的力量

回到日本后，作為中國歸國者·日本友好之會副理事長，宮崎除積極幫助戰爭遺孤爭取各項權利外，為更多地幫助自己所在的東京都大田區的數千名中國人更好地在日本生活，宮崎還積極參與到該區“多文化共生推進計劃”之中。

安倍晉三政權強行推進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系列安保法案，讓宮崎等戰爭遺孤感到非常擔憂。今年1月，從來沒有寫過劇本的宮崎以自己和身邊其他戰爭遺孤的親身經歷為藍本，開始創作朗誦劇。今年4月，他終於完成了一部名為《孤兒的眼淚》的朗誦劇劇本。目前，該劇正在緊張排練之中，將於8月26日在琦玉縣所澤市民文化中心演出。宮崎稱，擁有850個座位的劇場已基本預訂一空。

“安倍政權的所作所為非常危險。最近在國會附近，幾乎每天都有日本民眾集會，反對安保法案。作為戰爭的受害者，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與集會游行的日本民眾進行呼應，引起各界的關注，在社會上形成一股更大的以史為鑒、愛好和平的力量。”

（人民網東京8月3日電） 

《 人民日報 》（ 2015年08月04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