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肩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1939年，從滹沱河畔走出的年輕詩人公木在延安創作了《八路軍進行曲》（解放戰爭時期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作者注），由鄭律成譜曲后，匯成了一曲氣勢磅礡、堅定豪邁、熱情奔放的激昂旋律，極大地鼓舞了八路軍將士的抗日斗志。
1988年，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作為一名“戰士”詩人，公木以詩歌詮釋了他熾烈的愛國情懷。
首先是戰士，然后才是詩人
1942年5月，公木（第四排左六）參加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時合影
1975年，公木和夫人吳翔及子女（吳翔提供）
滹沱河橫臥在冀中平原上，奔騰不息地向東流去，養育了一輩又一輩的炎黃子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詞作者、詩人、教育家公木，就是滹沱河養育的優秀冀中兒女中的一位。
公木，原名張鬆如。公木一生筆名頗多，公木是他最常用的筆名，“鬆”字拆開就是“公木”。因為常用，又以此出名，所以很多人隻知公木而不知張鬆如。
1924年夏，公木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了直隸正定省立第7中學。這是個動蕩的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風暴。1922年正太鐵路工人大罷工、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以及1925年的“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帝浪潮。公木也和學校裡其他師生一樣，懷著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與同學們一起到石家庄示威游行，抗議軍閥的暴行。
1928年，公木考入北平師范大學。在求學的同時，他密切地關注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1929年春天，他和幾個同學共同發起成立了“農村經濟問題研究社”，先后閱讀、學習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二月到十月》《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論中國革命》等著作。先進思想的涌入，令公木眼界大開，他在日記中寫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行了，隻有共產主義才是理想的社會。”這種思想觀念的形成，使公木初步確立了政治方向。此后，他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開始步入嶄新的人生裡程。
公木自幼喜愛詩歌。20世紀30年代初期登上詩壇，他一直是位“業余詩人”，但他的詩歌卻直接服務於革命事業。正如他在《公木詩選·后記》中說的那樣：“……20歲參加左聯，認定了‘文學是宣傳’。從那時起計算，已整整過了半個世紀，一直是個業余詩人，就個人一點兒狹隘的實踐經驗說來，詩要用形象思維，必須抒發真情實感，形式應該不拘一格。……是否可以說從屬於政治呢？我的答復是肯定的。前面所說的‘業余’，實質上就是‘政治之余’的意思。首先是個戰士，然后才是詩人。永遠如此，不容倒顛。”
1930年1月，公木秘密地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春，他在校內發起並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華北教聯等進步組織，積極投身於革命文學運動。這一年，公木利用寒暑假回鄉的機會進行革命活動，組織當地小學教員進行抗日救亡宣傳，號召農民起來鬧革命，他還在國民黨教師訓練班上宣講革命道理。
1932冬天，左聯領導人魯迅到北平探親，公木與兩位同學一起拜訪魯迅，並邀請他到學校做了演講。至此，公木深刻地認識到新詩也是反帝反封建有力的思想武器。
公木一走上詩壇，他的詩歌創作就步入了30年代興起的革命詩歌的行列。他的詩歌創作和郭沫若、蔣光慈、殷夫等詩人的詩歌創作一樣，是30年代左翼革命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人民軍隊謳歌
公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一聲炮響，拉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公木決定離開北平，到延安去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他帶著妻子和女兒於8月底到達西安。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介紹，他們順利來到了晉綏軍區。從此，公木由詩人變成了一名八路軍戰士。
在晉綏軍區，公木當過《動員》雜志的編輯，做過由程子華任司令員的敵后游擊隊的宣傳股長。在這裡，他結識了不少參加過長征的紅軍戰士，了解到大量的人民群眾與日本侵略者及漢奸英勇斗爭的事跡，激勵著公木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熔鑄成戰斗的詩句。1938年5月，公木創作了敘事詩《岢嵐謠》，詩中塑造了一位與日本侵略者進行頑強斗爭，最后與敵人同歸於盡的農民抗日英雄的形象。詩詞熱情地歌頌了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獻身精神，這是公木運用民歌的形式寫敘事詩的最初嘗試。這首詩以其題材的現實性和形式的獨創性為人們所稱道。正是從這首詩開始，他正式使用“公木”這一筆名。
緊張的戰斗生活，幾乎使公木這位“業余詩人”沒有了“業余”，火熱的斗爭，動人的事跡使他不得不為之歌唱。在這期間，他除了創作一些活報劇和小唱本外，還寫了一些詩文。由於戰地生活飄泊不定，再加上印刷條件差，那些詩文稿多未保留下來。
1938年8月，為了護送幾位女同志回后方，公木西渡黃河，到達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了4個月。這期間，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后被分配到抗日軍政大學文工團編寫歌詞，后來又被調到抗大政治部宣傳科任時事政策教育干事。據抗大的老戰士朱子奇回憶：他“經常身背黃挎包，帶著地圖、講稿，有時還拿根打狼棍，早出晚歸，風雨無阻，充滿了青春的活力。他熱心給學生干部宣傳黨的時事政策，講解國際形勢。他知識豐富，語言生動，經常引起歡笑。公木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窯洞裡，在暗淡的小油燈下，埋頭寫詩。有時，冷得發抖，就用一條破舊毯子裹在身上。”
對人民軍隊的一往深情，點燃了公木心裡熾烈的創作熱情。在他的部隊生涯和以后的日子，他寫過許多和戰斗有關的詩歌。
1942年，他在《再見吧，延安》中寫道：“東方噴著憤怒的紅雲，祖國正在燃燒啊！是誰在呼喚：走啊，走啊，走啊……向戰斗，向戰斗！到黃河去，到華北去……”1945年，公木在行軍途中所寫的《出發》更是激情澎湃：“……我們出發：從延安，從毛澤東的檢閱台前，從毛澤東高高伸出的手臂下。邁開彈性的闊步，向四面八方，向全中國。”
20世紀60年代，電影《英雄兒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軍人。直到今天，人們聽到主題歌“風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側耳聽。晴天響雷敲金鼓，大海揚波作和聲……”時仍然熱血沸騰。這首《英雄贊歌》的詞作者正是公木。回憶電影《英雄兒女》主題歌的創作，公木說：“我聽完故事情節和主題思想后，心情激動不已，不禁想起了戰火紛飛的年代以及自己所堅守過的前沿陣地。同時想起我在20世紀50年代初寫的詩作《烈士贊》的詩句：當你抱起爆炸筒�和敵人一同粉碎�敵人永遠化作腳下的污泥�你就變為一顆燦爛的金星……依托這個基礎進行創作，《英雄贊歌》的初稿很快就醞釀成熟了。”
公木深情地說，他是懷著對戰士、對部隊一種真摯的感情動筆的。雖說故事情節是聽來的，但卻已融入自己的內心深處。
誕生在延安窯洞的軍歌
1980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前排左起：巴金、冰心、草明、公木
1938年冬天，公木在延安抗大文工團編導室第一次見到了鄭律成。鄭律成中等身材，腰杆挺直，紅潤的臉龐，兩眼炯炯有神，人們叫他“小鄭”。公木比鄭律成大四五歲，滿臉胡子，團裡都叫他“老張”。鄭律成對公木說：“老張，咱們今后多多合作吧！”不久，他們一起住進了西山坳的一個土窯洞裡。從此，同飲一個木桶打的水，同吃一副扁擔挑的飯菜……
1939年7月中旬，抗大總校教職工萬余人在學校教育長羅瑞卿率領下東渡黃河，開赴前方。政治部宣傳科隻留下了公木和鄭律成。一天，鄭律成對公木說：“你是從前方來的，咱們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什麼大合唱？”“當然是歌頌八路軍的大合唱啦！”就這樣，兩人具體商定后立即動手創作八路軍大合唱。他們決定這個大合唱要由8支歌組成，要的是這個“八”字。在創作期間，戰火紛飛的疆場，一隊隊荷槍實彈奔赴抗日前線的八路軍的雄姿，戰士們英勇殺敵的矯健身影……不時縈繞在公木的心頭。公木一氣呵成，僅用了1周的時間，就寫下《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快樂的八路軍》等8支歌的歌詞。在寫歌的日子裡，公木每寫完一篇歌詞，鄭律成就拿去作曲。有時他只是搖頭晃腦地哼哼，打著手勢在屋裡踏步轉悠，當發現公木帶著笑意注視著他時，便走出窯洞，躲到半山坡去“創作”。9月初，全部譜曲完成。鄭律成說：“給詞作曲，如同為虎生翼”。公木說：“為虎生翼，不是一句好話。”鄭律成笑道：“不管它。咱們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動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厲害，有什麼不好？”當鄭律成把“翼”生出來后，抗大3分校已經正式開學，公木搬到了3分校政治部，繼續從事時事政策教育工作。鄭律成雖然離開了抗大，但經常回來教歌。學校的每個連隊，無論在行軍途中還是在集合會場，幾乎到處都能聽到：“鐵流兩萬五千裡，直向著一個堅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嘹亮歌聲，這歌聲，唱遍了延安，唱遍了陝甘寧邊區，唱遍了各個根據地。
1940年夏的一天，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蕭向榮邀請鄭律成和公木到文化溝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頓紅燒肉以示犒勞，並告訴他們，這些有關八路軍的歌曲已由抗大學員傳唱到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很受廣大戰士歡迎，特向他們祝賀！后來，《八路軍軍歌》和《八路軍進行曲》便正式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其他幾首，隨著時間的流逝，傳唱度漸漸減少，隻有軍歌和進行曲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並傳唱至今。
1942年5月，公木作為唯一一位部隊文藝工作者的身份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周揚向毛澤東介紹了公木。公木在1997年回憶：“主席說了一句話讓我終生不忘的：‘寫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在解放戰爭時期，《八路軍進行曲》更名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歌詞略有改動。1951年2月，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將《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改名為《人民解放軍軍歌》。1953年5月，又將其改為《人民解放軍進行曲》。1965年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一直到了1988年7月25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正式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歌。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歌詞內容，反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任務、革命精神和戰斗作風，在激發軍隊戰斗力和民族凝聚力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定型，一字難易，堪稱經典。有人回憶，“文革”中一些人曾組織班子修改歌詞，想把它改得更“革命”些，結果是相形見絀，以留人笑柄而告終。同時，這首壯歌也是公木個人體驗和民族體驗的完美結合，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也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公木在回憶“軍歌”創作經歷時曾說：“如果我不坐幾次牢，不親身參加抗戰，不親自作抗戰時事的研究，那是絕對寫不了這樣的歌詞的……這是我當時的一種真感情，很自然很自覺地去寫的，不是首長叫寫的，也沒有誰告訴我要這麼寫，沒領導提意見，更沒有開什麼研討會。回想起來，那時我們二人膽子也真夠大的，既沒有請示也沒有匯報，一寫就是軍歌、進行曲。這樣的環境，我想隻有在那個年代才有，在任何時候可能都是不行的。”1988年在頒定《軍歌》的同時，中央軍委給公木頒發了詞作者証書，面對這一榮譽，公木顯得非常平靜。據詩人臧克家事后回憶說：“他在延安時寫的軍歌歌詞受到嘉獎，如果是某些人可能會趁機宣揚自己一下，或請人寫文章加以吹捧，以增個人身價。可是公木同志卻不是這樣，他為此事專門來了北京，事完后又默默地回長春去了。”
公木說過：“不以詩篇為生命，而以生命做詩篇。”我們相信，公木先生的生命亦在嘹亮的軍歌聲中獲得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