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劉式昕與妻子在桂林合影。
上世紀80年代，劉式昕（左）在三江侗族自治縣與侗族歌手促膝暢談。
1 投身抗戰文化城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喜慶日子裡，聽人們再次唱響高亢雄壯的抗戰歌曲，我仿佛又看到敬愛的父親——從抗日烽火中走出來的音樂家劉式昕，聽到他指揮演唱的激情豪邁的歌聲。
父親1914年出生於湖南長沙，從小接受傳統音樂的熏陶和新音樂的啟蒙，跟隨老師黃源洛全面學習並掌握了和聲、曲式、對位等音樂理論。在長輩的影響下，中學時代的父親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讀書會”，編印進步刊物。
1934年，父親在家鄉認識了我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著名作曲家、演奏家張曙，參加了張曙組織的音樂活動，在進步音樂社團中擔任合唱和樂隊指揮。1937年，父親在進步戲劇界人士桂公創組織的武漢“新興樂劇社”擔任音樂部負責人。1938年，父親又參加了郭沫若領導的抗戰救亡歌詠隊並擔任二隊隊長。從那時開始，父親就在黨的指引下，用音樂作武器，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40年初，滿懷愛國熱情的父親與中共領導的抗戰文藝團體“新安旅行團”前往桂南前線昆侖關慰問抗日將士后，同乘鐵皮悶罐車來到桂林。秀美的山城，文化人雲集，到處都可以聽到抗戰歌聲。振奮不已的父親在桂林忘情投入抗日救亡歌詠運動，迎來自己音樂創作生涯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2 唱響“黃河在咆哮”
當時，音樂家張曙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三廳撤退到桂林，僅僅7天就在日寇的空襲中不幸遇難。音樂家林路邀請父親共同組織“樂群社”歌詠隊，協助創辦抗戰刊物《每月新歌選》，同時在桂林《救亡日報》開設專欄《音樂陣線》，發動群眾支持抗戰。
父親創作的抗戰歌曲《哥去當兵妹耕耘》《兄弟們，前進！》《源頭水》等都發表在《每月新歌選》上，深受群眾喜愛，廣為流傳。著名舞蹈家吳曉邦用《哥去當兵妹耕耘》的曲調創編同名舞蹈演出，更使這首歌曲深入人心。
當時，父親和“新安旅行團”的孩子們一起住在桂林郊區，他們腳穿草鞋，頭戴斗笠，用竹子和樹皮搭建起簡易房，在住房周圍種植蔬菜。在清澈見底的漓江邊，他們每天卻忍受著蚊虫叮咬，吃著“兩稀一干”的簡陋飲食。然而，艱苦的生活絲毫沒有消損他們的斗志。
這年3月，《救亡日報》總編輯夏衍傳來了冼星海在延安創作的《黃河大合唱》曲譜。音樂家林路、孟超、廖行健馬上策劃，決定在桂林音樂界紀念“七七事變”3周年音樂大會上首次演唱這首激動人心的組歌。這是《黃河大合唱》在國統區第一次唱響，必將有力鼓舞大后方軍民的抗戰斗志。作為這次重要演出的指揮，父親興奮不已，終日廢寢忘食地組織排練。
1940年7月20日，桂林音樂界紀念“七七事變”3周年音樂大會在新華大劇院如期召開。在演唱抗戰新歌《渡長江》《打到東北去》和表演“廣西土風歌舞”后，200多人的合唱團齊步踏上舞台，演唱8部樂章的《黃河大合唱》，林路指揮前半部分，父親指揮后半部分。
“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豪邁激昂的歌聲把滿場聽眾的激情點燃。當熱血沸騰的父親壓軸指揮到最后一個音符時，隻聽身后頓時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父親轉身鞠躬致謝時，才發現在劇院大廳后排突然出現了滿滿一列荷槍實彈的國民黨憲兵。在滿場觀眾一刻也不停頓的鼓掌、吶喊聲中，一臉煞氣的憲兵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離。這一幕，令父親終生難忘——這正是抗日救亡歌詠與愛國群眾聯合起來的力量呀！
3 溫暖的棉大衣
1940年9月，父親欣然接受邀請，為著名舞蹈家吳曉邦編導的舞劇《虎爺》作曲。《虎爺》是我國表現全民抗戰的第一部大型多幕舞劇，講述號稱“虎爺”的惡霸地主趙福依仗當官女婿權勢發國難財，欺壓百姓﹔“虎爺”的大兒子趙德光加入國民黨當上參謀，小兒子趙德興受愛國抗戰思想影響，在家鄉被日寇侵佔時，不隨“虎爺”躲避，毅然投身游擊戰爭，直到最后把日寇趕走，重建家園。這部舞劇由“新安旅行團”出演。接到劇本，父親馬上將行李搬到排練場，從早到晚與演員們同吃、同住、同排練。吳曉邦排舞之時，父親同步按場景譜寫配樂，長達2個小時的舞劇，全部用西洋管弦樂隊伴奏。父親一邊指導演員掌握旋律，一邊為音樂旋律逐項配器。
1940年10月21日，由父親擔任樂隊指揮，由當時桂林最大的管弦樂隊伴奏的舞劇《虎爺》，在桂林國民大戲院首演，5天演出6場，場場滿座，引起巨大轟動，成為桂林抗戰文化城的一件盛事。演出圓滿結束，雖然沒有報酬，但父親心中充滿了成功的喜悅。為表彰父親的貢獻，“新安旅行團”特別給父親獎勵了一件厚暖的棉大衣，這對當時隻有一套破舊西裝的父親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這件珍貴的棉大衣，伴隨著父親奮戰在抗戰音樂舞台上，他一直穿到1949年進京。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被迫撤銷，周恩來指示“新安旅行團”的骨干力量分期轉移到蘇北。在惡劣的情勢下，“新安旅行團”想方設法公演抗戰舞蹈，父親為流行的愛國童謠配上動人的曲調，純真清亮的小曲在桂林街頭傳揚：“源頭水，山下留，流到東江野渡頭……上戰場，保家鄉，趕走鬼子享安康……”
4 難舍“廣闊的天地”
抗戰勝利后，父親回到湖南從事音樂教育，他依然不顧個人安危，支持黨的地下工作，組織進步歌詠活動。1949年春，父親與一批知名文化人一道，受戲劇家歐陽予倩之邀，繞道香港奔赴北平為建設新中國獻力。在乘海輪往天津轉北平的大海上，心潮澎湃的父親趕寫了新歌《回到新的祖國》，他領大家一路高歌前行，迎接新中國的勝利曙光。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擔任中央戲劇學院歌劇系音樂教研組組長、副教授，中國戲曲研究院研究員，北京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院前身）音樂教研組長，為發展民族音樂開創了多項堪稱經典的“第一個”。
1958年，父親被錯劃“右派”下放到廣西，先后在廣西歌舞團、桂林地區文工團工作。在音樂創作不能署名的日子裡，父親依然嘔心瀝血地忘我工作。他精心創編，為一部部民族歌舞進行音樂設計及配器，開創彩調劇配器先河。
上世紀60年代初，在廣西歌舞團排演歌舞劇《劉三姐》時，負責配器的父親獲得了一個美稱——“劉快手”。此后，他到桂林地區文工團工作，配器任務十分繁重：桂劇、彩調、歌劇、舞劇、表演唱、獨唱——一個接一個任務急迫地壓過來。父親對所配的每一個音符都琢磨再三。樂器不全，他就想方設法用別的樂器代替。為了趕任務，常常連續工作好幾個鐘頭不休息。長期苦干、硬干，使父親患上了嚴重的痔瘡病。但他總是忍著疼痛工作，經常在排練現場流出鮮血……
1979年，父親的錯劃“右派”問題終於得到平反！北京的一些領導熱情請父親重回首都工作，父親認真思考后，真誠地謝絕了，他說：“廣西的生活條件差一些，但那裡少數民族多，民歌多——那裡有我廣闊的天地！”
1980年起，父親擔任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研究室（民族藝術研究所前身）主任，為研究發展廣西民族藝術繼續貢獻才智，直到1983年9月因病辭世。
父親雖然早早離開了我，但他留給了我最珍貴的財富——愛國、奮進的抗戰精神！（劉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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