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化 重慶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烽火狼煙，熱血遍洒。轟炸之下，意志更堅。

抗戰期間，重慶成為戰時首都，全國大批文化名家雲集在此。他們以筆、以歌、以舞、以劇等多種形式，謳歌愛國情懷，痛斥日本侵略者，濃墨重彩地描繪出中華民族的戰斗與不屈。

正因為如此，重慶得以從西部一隅變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戰文化也成為重慶文化的標杆，對今日重慶影響至深至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批進步的文化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下，憑借高昂的熱情和大無畏的勇氣，投入到抗戰洪流中，使抗戰文化成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力量。

今日起，我們將每周推出一期“抗戰往事·重慶文化”報道，追尋抗戰時期各種藝術門類在重慶發展壯大的軌跡，彰顯文化大家們為愛國救亡而發出的最強音。

重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乃至文藝史上，一個繞不開的重要地標。

因為抗戰，重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毀滅和苦難﹔也因為抗戰，重慶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機遇——

據統計，抗戰期間重慶有70多家報紙，900多種刊物。抗戰八年物資緊缺，在渝出版社卻出版了300多部小說、近百部文藝書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和推動的“霧季公演”共創作演出了242台進步話劇。在戰火中，大批進步的文化人士不僅沒有屈服，反而以更加洪亮的聲音呼喚著和平，呼喚著救亡，並始終堅信勝利必將來臨。

趕赴重慶，不僅是為了安全，更是為了氣節

“敵人要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后的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后區域變成文化中心……集全國優秀作家的力量，我們相信是能夠將閉關鎖國的西蜀——以至整個西南的文藝狀態，推動到蓬勃發展的道路上去的。”

1938年，寫罷這段高昂的宣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詩人馮乃超擱筆起身，從即將淪陷的武漢趕赴重慶。當時的重慶，無論文學、戲劇還是電影，影響力都十分微弱，而馮乃超卻懷著十足的信心，看到了這片文化貧瘠的土地上的生機。

這種信心的產生不是沒有來源的——老舍、郭沫若從湖北出發，巴金、冰心從雲南出發，曹禺、艾青從湖南出發……他們的目的地隻有一個：重慶！

據統計，抗戰期間，來渝的文化大家、名家多達數百人。他們為一度閉塞的重慶城帶來了濃郁的文化氣息，也把中國現代史上水平最高的文學、戲劇、電影、美術和音樂帶到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對於他們而言，來渝固然是為了躲避戰火。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要遠離日軍的佔領，保住自己的氣節。老舍就曾直白地說：“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

疾病、轟炸、貧困，卻讓他們喊出了時代最強音

清晨，陽光射進北碚蔡鍔路24號（今北碚天生新村63號，即四世同堂紀念館）的小院臥室，寓居於此的老舍便忍著頭昏起身，在窄小的木頭寫字台上鋪開稿紙，提筆寫作。

這是老舍在抗戰期間的重慶生活常態——隻要還能起床，就要創作！

1940年，由於生活清貧，老舍患上了貧血症。隻要稍一勞累，眼前就天旋地轉。除此之外，他還得了當時的“流行病”盲腸炎。

受疾病與空襲煎熬的絕不只是老舍一人，來渝的文藝家們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記載——

艾青在《抬》中這樣描述被日軍空襲炸死的婦女：“她的腦蓋已被彈片打開”﹔冰心在《小桔燈》中寫歌樂山上的小女孩“瘦瘦的蒼白的臉，凍得發紫的嘴唇，頭發很短，穿一身很破舊的衣褲，光腳穿一雙草鞋”……重慶的民眾與文藝家們一樣，飽受戰亂之苦。

所見所聞，化為創作的激情，讓文藝家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豪俠義士們便是歷史節奏中的大鑼大鼓。他們的響聲也許在當時沒有任何效果，可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時機，那些巨響就又在民族的心中鳴顫。那是天地間永久不滅的聲音。”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這樣贊美。

“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曹禺在《蛻變》中這樣呼喊。

一個個聲音匯集起來，最終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聲浪。四川大學教授馮憲光認為，從抗戰期間的文學與藝術創作情況來看，無論是作品的數量與質量，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讓重慶成為了當時中國名副其實的抗戰文化中心。”

關注民生，左翼作家為民族興亡奔走呼號

“太虛浮海自南洋，帶得如來著武裝。今世更無清淨地，九天飛錫護真光。”1940年6月，田漢在北碚縉雲山眼看日機擦頂而過，憤而寫下這首七言絕句，並題言“今日為光明與黑暗之戰”，以此表示絕不屈服，必將堅持抗戰的決心。

在抗戰期間重慶文化界號召愛國救亡的聲浪中，有一片不容忽視的聲音，這便是如田漢般的左翼作家們為民族興亡而發出的呼喊。

何謂左翼作家？這要從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說起。左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魯迅、茅盾、郭沫若、陽翰笙、田漢等都是左聯成員。文學史上的左翼作家便是泛指他們及與他們關系密切的一批青年作家，如蕭軍、蕭紅等。1936年，為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自動解散。

左聯雖然解散，左翼作家在抗戰期間卻仍然十分活躍。“左翼作家自左聯成立起，就關注民生，關注百姓所受的苦難。到了抗戰期間，他們又在其中融入了愛國救亡的精神。”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本朝告訴記者，在抗戰期間，茅盾、郭沫若、田漢等作家充分發揚了左聯的文學傳統，積極地以文學創作來推動抗戰，他們的作品關注民生，深具家國情懷。

身在顛沛流離之中，心系受壓迫的百姓，是左翼作家的共同特點。在渝期間，茅盾既寫下了豪情壯志的散文《白楊禮贊》，贊美抗戰將士﹔又寫下了尖銳犀利的話劇《清明前后》，批判黑暗不公的現實。

在王本朝看來，“左翼作家在抗戰期間以文學為旗幟，不放過每一個文學陣地”，始終積極地宣傳愛國救亡，揭露現實黑暗。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抗戰文化有聲有色

“我們隻有雷霆，隻有閃電，隻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

1942年4月，郭沫若創作的話劇《屈原》在重慶公演。每當屈原悲憤地喊出心聲時，台下總是掌聲雷動。

“回顧歷史，我們或許會感到震驚：不僅《屈原》廣受歡迎，陽翰笙的《天國春秋》、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都是當時的熱門劇目。”中國戲曲導演學會會長黃在敏告訴記者，抗戰期間，全國最優秀的話劇導演陳鯉庭、史東山等，編劇郭沫若、曹禺、田漢等，演員金山、張瑞芳等都雲集重慶。堪稱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

而這個“黃金時代”絕非偶然——它離不開“霧季公演”，更與中共中央南方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從此擔負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使命。1941年10月起，南方局為了更有力地宣傳抗日救亡，決定利用霧季時日機減少來犯密度之機，舉行“霧季公演”，用一場場熱情洋溢的話劇，發出愛國抗敵的心聲。

抗戰時期，大批電影工作者也雲集重慶，成為抗戰電影的中堅力量。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雄厚的中國電影制片廠（簡稱“中制”），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管轄，而第三廳實則是受南方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所拍影片《塞上風雲》、《東亞之光》等對激發人們的抗戰斗志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后，漫畫、木刻界的抗敵協會相繼建立，它們呼吁並組織更多的畫家以手中的畫筆為戰斗武器，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洪流。

抗戰文化，是歷史留給重慶的一筆文化財富

“抗戰期間的重慶文化是重慶反帝反封建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國先進文化的歷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重慶抗戰史》（周勇主編，重慶出版社出版）如此評價抗戰時期的重慶文化。

除去上文提到的經典作品外，徐悲鴻在戰時重慶畫出了《巴人汲水》等，傅抱石留下了《湘君》等。在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即中央音樂學院前身），江定仙、楊蔭瀏、劉雪庵等60多位音樂界名流教出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大批音樂人才，膾炙人口的《康定情歌》、《牧羊姑娘》等歌曲均出自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的師生之手。當時的中國舞蹈界有“南吳北戴”之說，指的便是著名舞蹈藝術家吳曉邦和戴愛蓮，抗戰期間，他們都活躍在重慶，最為人稱道的是，1941年6月，“南吳北戴”在重慶抗建堂同台演繹《紅旗進行曲》與《合力》，技驚四座，令《新華日報》贊揚“民族舞蹈……不僅是抗戰史實的記錄者，還是熱情的宣傳形式”。

“如今重慶的文化形象，其基礎正是抗戰期間的文化積累。”西南大學教授熊輝認為，正是靠著大批文藝家的耕耘，重慶的文化土壤才從“荒地”變為富饒的田野，他們創作的經典作品和作出的貢獻影響源遠流長，直至當代仍然值得我們挖掘。對此，我們既要珍惜，更應該傳承。

“重慶抗戰文化所取得的成就，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和支持密不可分。”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劉志平表示，南方局領導下的進步文藝運動在抗戰文化中一枝獨秀，而抗戰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對當今社會仍有重要的意義。隻有充分挖掘抗戰歷史，保護抗戰文化，並以多種形式來普及、推廣，才能更好地運用抗戰留給重慶的這筆文化財富。（記者 吳國紅 申曉佳）

抗戰文化風雲錄

戲劇與戲曲

郭沫若

創作了《屈原》《虎符》等話劇，成為中國現代話劇的經典。

夏衍

參與《新華日報》的工作，並創辦“中國藝術劇社”，創作出進步劇《藝術春秋》《芳草天涯》等。

張瑞芳

演出話劇《屈原》《家》等，引起轟動。

川劇《台兒庄大捷記》

用川劇的形式表現出台兒庄戰役的勝利。

厲家班

抗戰期間，先后在重慶演出了《抗金兵》《岳飛》《第一忠臣》等許多鼓舞士氣的劇目。

電影

趙丹

導演並參演了《阿Q正傳》《上海屋檐下》等多部影片及話劇。

白楊

參加拍攝了電影《中華女兒》《長空萬裡》，演出話劇《屈原》等。

陽翰笙

創作與拍攝電影《塞上風雲》等。

小說

老舍

寫出小說《四世同堂》（前兩部）等。

茅盾

創作小說《走上崗位》《過年》，還翻譯了大量外國進步作品。

艾蕪

創作了許多與抗戰有關的小說，如《故鄉》《鄉愁》。

馮雪峰

積極開展文化統戰工作，主持《抗戰文藝》編務。

詩歌與報告文學

艾青

寫出大量進步詩歌，比如《抬》，為死難同胞祭奠。

臧克家

寫出《泥土的歌》等詩歌，對黑暗現實給予批判。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

1938年3月30日，范長江聯合徐邁進、惲逸群等人在漢口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並在上海、重慶、香港等地建立分會，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美術與攝影

徐悲鴻

創作出不少以重慶生活為原型的畫作，如《巴人汲水》等。

豐子愷

創作《漫畫日本侵華史》《劫余漫畫》等。

毛鬆友

拍攝了大量難童逃亡、敵機濫炸、大隧道上千人悶死等照片，彌足珍貴。

音樂與舞蹈

劉雪庵

創作了鋼琴曲《中國組曲》和《出發》《前進曲》等抗日歌曲，以及《中華兒女》《保家鄉》等電影歌曲。

戴愛蓮

號稱“中國的舞蹈之母”的她，在重慶創作了大量舞蹈，並在重慶國立歌劇學校任教。（本報記者 強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