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初在香港的一個營救行動如果失敗，那麼中國可能就要損失數百位民族精英。
這場營救行動就是在香港被日軍佔領之初，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足跡遍布１１個省市，行程萬裡以上，被救人數超過１１００人，卻無一傷亡的香港大營救。
被救的多是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文化知識界進步人士。這裡面有新聞界的鄒韜奮和范長江，文學界的茅盾和夏衍等，還有宋慶齡以及民革創始人何香凝、柳亞子等人。
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學者黎余認為，營救行動的成功為保存中國文化血脈發揮了重要重要作用。這些文化界精英后來在電影、美術、史學、新聞等方面都卓有建樹。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凌晨，在偷襲珍珠港當天，日軍入侵香港。２５日香港即告淪陷。
１２月８日，周恩來兩次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指出：“因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已成死港，應將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后集中桂林。”周恩來還著重指出，宋慶齡、何香凝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應派人幫助他們離港。
黎余說，日軍佔領香港后，派出大批特務搜尋中共干部、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當時留在香港的８００多名文化界人士、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在港的國民黨人士和國際友人的處境十分危險。
１２月９日，周恩來再次致電廖承志等對撤退工作作了具體布置，並特別指出，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起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帶。
黎余說，如何把幾百名知名人士從日軍嚴密封鎖、全城搜捕的香港安全救出來，成為擺在廖承志等人面前的難題。
營救路線上，廖承志等設計了到桂林的西線與經過東江游擊區到重慶或蘇中抗日根據地的線路。
有些著名文化人在香港活動時間長，廖承志決定，這些人不能走東江游擊區那條路線，因為走到半路就可能被人認出來，讓他們經澳門到桂林的營救西線。范長江、夏衍等幾十人走的是這條營救西線。
走東江游擊區營救路線的人士，從１９４２年１月初起，化裝成難民，黃昏時冒險繞過日軍的崗哨，用小船接到大船上集中。第二天凌晨，乘海面有霧，分批乘小艇偷偷駛進大海，送到九龍上岸，最后到達游擊區的前線基地，鄒韜奮、胡繩、茅盾夫婦等走的是這條路線。
宋慶齡則是在日軍轟炸啟德機場前六小時，乘最后一班飛機離開香港赴重慶的。
黎余介紹，除８００多名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及家屬之外，這次大營救還營救出一批國民黨駐港人員和外國友人，並接應了２０００多名回國參加抗日的愛國青年。（新華網重慶８月６日電 記者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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