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地天使”凱瑟琳·霍爾

凱瑟琳·霍爾。
何明清小學內的凱瑟琳·霍爾雕塑。
周聰聰攝

▲1960年國慶，霍爾（前排左一）作為國際友人在天安門觀禮。
宋家庄診所，霍爾和病人們在一起。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白求恩紀念館提供）

　　閱讀提示

　　1939年11月11日下午，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在彌留之際，寫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遺書：“親愛的聶司令員：我今天感覺非常不好，也許我會和你永別了。告訴加拿大和美國，我十分快樂，我唯一的希望是多有貢獻……”

　　這封遺書的主要內容早已廣為人知，然而，長久以來，對遺書中的最后一句話，很多人卻並不了解：“請轉達我對凱瑟琳·霍爾最誠摯的謝意，感謝她對我的幫助。”

　　凱瑟琳·霍爾是什麼人？白求恩為什麼要在臨終時向她致謝？

　　再過不久，保定市旅游局原副局長馬保茹最大的心願就要達成了——為何明清出一本書。為了補充整理資料，3年來，年過花甲的馬保茹除了生病不得不休息，其他空閑時間幾乎全用在寫作和背著幾十斤的攝影器材四處採訪上。

　　馬保茹與何明清的結緣實屬偶然。1989年，新西蘭中國友好協會副主席湯姆·牛納姆來到保定市，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重病時委托他一定要為何明清女士寫一本傳記。馬保茹當時恰好是陪同採訪的外辦翻譯。

　　“我當時對何明清這個名字感到很陌生，甚至弄不清楚何明清這個典型的中國名字與新西蘭有什麼關系。”馬保茹說，直到陪同牛納姆到曲陽宋家庄採訪后，自己才知道，原來何明清就是白求恩遺書裡提到的凱瑟琳·霍爾！

　　就這樣，一次例行公事的接待，引發了馬保茹對這位素未謀面的新西蘭友人20多年的牽挂和追尋。

　　買藥

　　在過去三個月裡，醫療供應主要依靠霍爾小姐的幫助，在購買藥品上花了大約1.5萬元。這批藥物應該夠八路軍衛生部門用一個冬天的。

　　——白求恩

　　“我想，隻有凱瑟琳這樣的人才能把我帶到根據地。”作為當年從北平協和醫院投身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護士，提到凱瑟琳·霍爾，柯棣華的妻子郭慶蘭生前曾不止一次向馬保茹表達過這樣的贊嘆。

　　“我和‘病人’坐在第一輛大車上，凱瑟琳戴著墨鏡，全副傳教士打扮，騎自行車跟在旁邊，時刻留心車上的東西和周圍的情況。”幾十年過去，郭慶蘭仍然清楚地記得當年從保定到定縣（今定州市）時自己心中的緊張——因為他們身下的馬車上，“木箱和竹箱裡裝滿藥品，箱子下邊還藏有電器設備和無線電，只是在上面裝了一些鐵筒餅干作掩護。”

　　此前，在北平開往保定的火車上，她們所乘坐的車廂裡坐滿了槍不離身的日本兵，看著身邊一臉鎮定的凱瑟琳，心裡七上八下的郭慶蘭不禁感慨：“她真勇敢。”

　　與沉著穩重的性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霍爾其實只是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小女人。為了不引起日軍懷疑，平時衣著朴素的霍爾每次外出買藥時，都會穿上全套傳教士服裝，用裝扮刻意突出自己的外國人身份。

　　“為了幫助八路軍買藥、運送傷病員和醫護人員，從1938年底到1939年秋，凱瑟琳·霍爾在大半年的時間裡，頻繁出入北平30多次，並為八路軍建立了一條地下醫療藥品輸送站。”與馬保茹不同，白求恩精神研究會副會長馬國慶對霍爾的關注，是從研究白求恩開始的，但與馬保茹一樣，他也被霍爾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他告訴記者，當時藥品輸送站的工作危險而繁重，這不僅需要在沿途的各站有地下組織保護，還要利用保定、定縣、安國等地的教會以及客棧關系。

　　“這一路上要經過幾道日本人的關卡，凱瑟琳·霍爾的藥品標簽是安國的教會醫院，日本人要逐一將品名、數量全部記錄下來，然后再到醫院去驗証。”為了不引起懷疑，霍爾要逐步加大藥品的運量，把所有藥品運到安國登記后再轉運到晉察冀邊區，“有些隻能是在夜裡悄悄送出，這需要精心策劃和周密安排。為了地下運輸站的安全，霍爾採用了完全單線聯系的辦法。”馬保茹說。

　　與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來到中國的白求恩不同，霍爾本是一個不問政治的新西蘭傳教士，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這麼頻繁地為八路軍採購藥品呢？

　　1938年12月底，白求恩率醫療隊去河北唐縣牛眼庄醫院檢查工作時聽說，附近的曲陽宋家庄有位中文名字叫何明清的新西蘭傳教士開了家診所，“她一直在無私幫助當地窮人，聶榮臻司令員對她評價很高。”

　　“白求恩當時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來自英語國家的人了，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就和他的翻譯董越千一起去拜訪霍爾。”馬國慶說，白求恩果然不虛此行，因為他發現霍爾訂有《泰晤士報》，還有很多英文書籍，“對渴望了解世界的白求恩來說，這無疑是極大的喜訊。”

　　更大的喜訊是，白求恩了解到霍爾會定期乘車去北平，為自己的診所採購藥品。作為新西蘭人，當時霍爾持有的是英國護照，行動相對自由。“白求恩很快斷定霍爾是可信賴的人，他主動邀請霍爾到八路軍后方醫院看看，意在讓她了解八路軍缺醫少藥的情況。”馬國慶說。

　　得知很多八路軍傷員由於缺醫少藥耽誤治療落下殘疾后，霍爾馬上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自己診所的手術器械和外用藥品都收集到一起，給白求恩送去。工作人員不解地問，那咱們用什麼？霍爾說，八路軍正缺這些東西，咱們要用可以去北京買。

　　“兩天后的一個晚上，白求恩被霍爾診所的門房叫醒，原來，安國一個游擊隊員在埋雷訓練時炸傷了腹部，霍爾發現手術難度很大，她想到了白求恩。”馬國慶說，白求恩連夜騎馬趕到安國，仔細察看傷情后，干淨利索地完成了手術，這讓霍爾佩服得不得了。“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白求恩向霍爾提出了幫忙買藥的請求。”

　　相知

　　在這裡，夜裡常常有人敲門，於是，我就拿著手電筒，帶著大黃狗，到山裡出診，回來時常常已經大亮，又要開始准備新一天的工作。這是生活在召喚我，要去該去的地方。

　　——凱瑟琳·霍爾

　　“‘七七事變’發生后，霍爾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外國醫護人員。戰斗打響27個小時后，正在北平的霍爾便出現在盧溝橋戰場，尋找戰爭幸存者。在那裡，她第一次見到了呂正操，之后還在安國為其治病,並因此成為一生摯友。”馬國慶說，當時，作為一個和平主義者，霍爾對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幾乎是本能地同情和支持。

　　然而，霍爾也有她自己的難處。她告訴白求恩：“你知道，中日戰爭爆發后，教會要求我們都不要介入戰爭中的任何一方，否則，將被開除。”對此，白求恩早有心理准備，向她侃侃而談自己在西班牙和中國的經歷。

　　馬國慶說，白求恩也曾嘗試過建立其他購藥通道。1938年6月，他給保定的一位美國傳教士捎信請求幫助，“我向他要10磅三氯甲烷和10磅碳酸，得到的答復是：這次可以，但下次不行。”

　　霍爾沒有輕易答應白求恩，只是“低下頭沉默不語”，直到白求恩告辭時才表示“會考慮一下”。白求恩卻滿懷自信地告訴董越千：“我的‘演講’已經對她產生了作用。”

　　果然，第二天上午，霍爾找到白求恩：“我決定幫你。”白求恩當即拿出長長的購藥清單，霍爾看了看什麼也沒說就收下離開了。

　　兩周后，霍爾從北平購回的藥品和器械裝滿兩匹騾馱，送到了白求恩手中。

　　從此，每隔一段時間，霍爾就要穿上教士服，帶上英國護照和日軍頒發的通行証，去北平購買醫療器械和藥品，然后通過火車運到定縣，再把藥品分送至八路軍交通站和兩個教會醫院。“8個月裡穿梭往來3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左右，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霍爾幾乎是一直在路上。”馬國慶說。

　　除了藥品，這個時期經霍爾介紹到晉察冀軍區后方醫院的醫護人員還有40多人，其中就包括郭慶蘭。

　　“在那白色恐怖中，面對端著刺刀的日偽軍，她曾手持英國護照護住教堂大門——身后的教堂內藏著老百姓和八路軍傷員。她把根據地沒有條件治療的傷病員送到北平大醫院，為投奔根據地參加八路軍的知識分子從北平接來親屬，甚至還冒險為聶榮臻司令員搞來了電台……霍爾所做的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她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上的。”馬保茹說。

　　為了深入了解霍爾，馬保茹曾先后7次遠赴新西蘭，幾乎見遍了她的家人。“不論從家人的描述、抑或由家族性格揣測，霍爾都是一位外表柔弱但內心堅定的女子。”

　　1896年，霍爾生於新西蘭的納皮市。“她的父親是奧克蘭的土地和地契登記官，家境很不錯。”馬保茹介紹說，一直接受良好教育的霍爾在護士學校畢業后，曾進入當地一家醫院工作。1922年，她來到北京。

　　“這麼年輕的女孩子，一直生長在條件優越的家庭環境裡，卻主動放棄了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工作，到農村開辦診所。”馬保茹說。在山西大同和河北河間工作一段時間后，1927年，霍爾在安國的博愛醫院任護士長，並負責行政工作，后又主動申請到地處山區的曲陽宋家庄和唐縣牛眼溝開辦診所。1934年，離家12年的霍爾一度回到奧克蘭，到當地聖海倫婦產醫院進修學習，不過她很快又回到中國，繼續在唐縣、曲陽一帶為貧困農民服務。

　　“1989年8月，當我陪同牛納姆來到宋家庄時，全村人出於對霍爾的熱愛，竟都走出家門夾道歡迎。”馬保茹依然記得宋家庄人提起“黃毛老何”時親切的語氣。“她在這一帶行醫治病並建立了第一個鄉間澡堂、第一個嬰兒衛生室，向婦女們不厭其煩地宣傳衛生知識，還為這裡培養出百名護士。她同時還創辦了夜校，教農民識字，並向參加學習的貧苦農民發放食物。她把自己的錢全捐了出來，還寫信給家裡要求寄錢……”

　　后來，受牛納姆委托，馬保茹同一年又來到這一帶尋訪霍爾當年工作過的地方。當時正值12月份，山區裡寒冷的天氣凍得她“無法伸手打開錄音機”。“可以想象霍爾在這裡工作生活多年，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難，具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氣。”

　　“我們關心著廣大農村地區完全被遺忘的老百姓，那些淳朴善良而勤勞的老百姓過著愚昧、貧困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受到富人剝削，無法得到任何醫療救助，那裡需要願做出犧牲的醫生和護士。”當年霍爾自己在信中這樣寫道。

　　“作為一名外國人，霍爾起初對中國共產黨並不了解，甚至曾用過‘搗亂分子’這個詞來形容共產黨，但在接觸過聶榮臻司令員后，她說：‘共產黨人的廣闊胸懷像大海，隻有共產黨才能使中國改變面貌。他們能給人們帶來積極、熱情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馬保茹說，霍爾是個“冒著被殺頭的危險、無私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的偉大的新西蘭女性”。

　　正是在艱苦的環境裡，霍爾和白求恩相識相知。

　　作為親歷者，郭慶蘭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看到凱瑟琳和白求恩大夫性情很相近。他們都辦事果斷——他們認為該辦的事就立刻辦。他們都很和藹，對病人很好，但對那些沒有干好自己分內工作的人又都非常嚴厲。”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漸趨一致的價值觀令他們相處愉快。霍爾養了兩隻山羊，兩人經常坐在一起喝羊奶、咖啡。

　　“他們經常一起交談，一起進餐，一起救治傷員，相互關心，配合默契，可謂珠聯璧合。因此霍爾和白求恩的關系，也歷來是人們很感興趣的話題。”作為一名感情細膩的女性，馬保茹認為，二人之間確實有著深厚的友誼，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偉大聖潔、志同道合的愛在其中”。

　　“白求恩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在加拿大，他曾在患有當時被認為是絕症的嚴重肺結核病時，懇求年輕貌美的妻子與自己離婚——他寧願孤身一人與死神搏斗也不願連累妻子。在唐縣黃石口他掙扎著寫給聶榮臻司令員的遺書中，還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他離婚的妻子撥一筆款作為生活費並轉達歉意。然而，白求恩遺言的最后一筆，還是獻給了霍爾。”馬保茹說。

　　別離

　　我依然記得他目送我走上十字路的情形。他看上去是如此消瘦和疲倦，但仍然面帶笑容地與我作別。我怎會知道這竟是我們的永別。

　　——凱瑟琳·霍爾

　　“我永遠忘不了人們是怎樣歡迎凱瑟琳女士的。他們把她圍起來喊：‘我們一直在等你，歡迎你回來！’”這是當年根據地留給第一次到來的郭慶蘭最深的印象。她同時也記得，“行進途中，我看到遠處好幾處大火在燃燒，心裡很吃驚。凱瑟琳告訴我，那是日本人搶走老百姓的糧食之后放火燒了他們的村子。日本人對老百姓極其殘暴。”

　　1939年8月，又一次從北平購藥回到宋家庄的霍爾，沒能受到像往常一樣的歡迎。她看到的是滿目淒涼，全村被“掃蕩”，她的教堂和診所也都被付之一炬。

　　“霍爾的行蹤引起了日軍的注意，同時，由於當地報紙雖未提名但仍然不夠明智的報道和漢奸的告密，霍爾為八路軍服務的事情暴露了，日軍不僅燒毀了她的教堂和診所，還向英國大使館提出了抗議。”馬保茹說，如果說此前霍爾對要不要投身中國抗戰還有最后一絲猶豫的話，這時的她已經變得義無反顧了。

　　霍爾決心向教會總部申請資金重修教堂和診所，並馬上准備再去北平採購醫療設備和物資。“這個時候，生性喜愛冒險的白求恩提出了和霍爾同去的要求。但是此時，日軍已經掌握了白求恩的情況。聶榮臻司令員不得不告誡白求恩，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你將必死無疑。”馬國慶說，無奈之下，白求恩隻能打消了去北平的念頭。

　　霍爾隻得一個人踏上去往北平的道路。然而，這次到達北平之后，霍爾很快被日本憲兵抓獲，並被強行驅逐出境。

　　在被日軍驅逐至香港后，霍爾馬上與宋慶齡取得了聯系，宋慶齡對霍爾和白求恩的合作有所了解，希望她留在香港參加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此時，國際紅十字總部正在籌備一個醫療隊，離開了為之效力18年之久的新西蘭聖公會組織、轉而加入保衛中國同盟的霍爾主動請纓，作為向導返回晉察冀。

　　1939年10月，帶著宋慶齡委托她護送的兩卡車藥品和物資，霍爾和同伴從香港出發，取道越南，踏上了前往山西八路軍總部、進而去往晉察冀的漫長旅途。

　　可命運，沒有再給她和白求恩重逢的機會。

　　輾轉到達貴陽之后，霍爾接到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

　　“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就像聽到我的兩個哥哥在‘一戰’時戰死的消息一樣令我悲傷……”霍爾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她很少流淚。”反復查閱霍爾日記、書信、回憶錄的馬保茹說，“哪怕是被日軍捕獲、被驅逐時都沒有過。在她自己的記述中，此前隻哭過一次，就是見到宋慶齡說起八路軍藥品急缺、自己與白求恩失去聯系時。”

　　在艱苦困難的路途中跋涉了六個月、穿越了大半個中國之后，臨近石家庄時，身患重病的霍爾再也爬不起來了，沒能回到魂牽夢繞的晉察冀。

　　八路軍將她護送回西安，其后她被送回了新西蘭。

　　“1950年6月底，霍爾來到香港，想返回她懷念的中國，但因朝鮮戰爭爆發未得到簽証。她在香港一家麻風病醫院工作了一年之后，再次帶著深深的遺憾回國。”馬國慶說。

　　歸來

　　何明清雖已是垂暮之年，依然有一種娟巧的女性儀態，她周旋於中國朋友之間，說得一口流利的地方土話。

　　——路易·艾黎

　　“霍爾自己記述的第三次流淚，是在石家庄。”馬保茹說。

　　1960年國慶節期間，作為國際友人，霍爾應邀來華並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周恩來、聶榮臻、宋慶齡等老朋友都與她見了面。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終於得償所願的霍爾來到石家庄華北烈士陵園的白求恩墓前，親手獻上了一捧鮮花。

　　仰望面前的白求恩雕像，她禁不住淚流滿面。

　　在白求恩墓旁，霍爾捧起了一抔泥土，用手帕仔細包好。這抔中國燕趙大地的泥土中，混合著加拿大友人從白求恩家鄉帶來的黑土。

　　如今，在曲陽宋家庄新建的“何明清小學”，一尊霍爾身背藥箱、手持手電筒的漢白玉雕像矗立在校園正中央。站在學校的樓梯上極目遠眺，一座五角亭立於不遠處的蓮花山上。

　　“何明清女士的骨灰就撒在那裡，她在那裡永遠注視著腳下這一片她深深眷戀的地方。”校長劉敬雷告訴記者。

　　1970年，73歲的霍爾在新西蘭平靜地離開人世，根據她的遺囑，她的骨灰被送回中國，送回她曾經戰斗過的晉察冀。“曲陽縣人民政府把她的骨灰一部分掩埋在烈士陵園，一部分撒在了宋家庄的蓮花山上。”

　　“她已經成為中新友好交往的一個紐帶。”劉敬雷說，如今，這位新西蘭友人的故事已經被何明清小學編為校本課程內容。每年學校都會迎來新西蘭國際友人，每到這時，宋家庄的孩子們和來自新西蘭的友人都會互相講述自己所知道的霍爾——這裡人的更習慣用她的中文名字——何明清。（記者 周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