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懿：戰火中輾轉四所名牌大學求學

　　今年98歲高齡的王德懿老人正在講述往事。見習記者 謝智強 攝

　　 王德懿老人當年上大學時與同學合影。見習記者 謝智強 翻拍

　　人物簡介

　　王德懿，1917年出生在南岸區王家沱一個大戶人家，其高曾祖父王信文在清道光年間以鹽商創業，組建了享譽川東的“萬茂正”鹽號。

　　1936年起，她在5年間先后就讀過上海交通大學、重慶大學、中央政治大學、國立交通大學。解放后，王德懿曾在川康銀行、西南貿易部等單位工作，1976年從重慶市商委退休。

　　戰爭的硝煙，彌漫在她的青春時光。王德懿的校園生活，是在不停的逃亡與救國的激情中度過——5年間，這位重慶少女在顛沛流離中先后進入4所當時的名牌大學求學。

　　8月初，當記者來到王德懿位於南坪某小區的家裡採訪時，這位98歲的老人說，如今回首看那青蔥歲月，可謂“戰地黃花分外香”。以下是她的回憶實錄。

　　上海交大唯一來自西部的女生

　　1936年夏，我從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畢業。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鐵道管理系。

　　記得當時上海交大全校女生還不到30人，我是唯一一位來自西部地區的女生。著名學者鐘偉臣當時任學院院長，在我報到時他曾十分感慨地說了一句話：“一個內地妙齡女子，千裡迢迢來交大求學，實屬不易，望能學成報國。”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8月13日，上海淪陷，黃浦江邊的校園再也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

　　重大開設“特別班”接納流亡學生

　　1937年夏末，我含淚告別上海交大，帶著國仇家恨，回到了重慶。

　　正當我憂心學業時，重慶大學放出消息，以開設“特別班”的方式接納流亡學生借讀。當年秋天，我榮幸地成為重大新開設的商學院首屆學生。

　　記得那時重大的男生宿舍在文字齋，女生宿舍在饒家院。清晨，我們隨哨聲起床，集合在大操場參加晨練。黃昏，我們便漫步在理工學院旁沿江的小路上，議論前方戰況，偶聞東北同學的悲歌低吟，心中也會禁不住平添幾分酸楚。

　　沙坪壩作為當時大后方著名的“文化三壩”之一，每到夜晚，同學們仍然挑燈夜讀，點燃了抗戰時期陪都八景中的“沙坪學燈”。

　　周末或節假日，我和同學們總會三五成群地跨出校門，去領略沙坪壩的人文景觀和民俗風情。

　　在中央政治大學讀了5個月

　　1938年，前方戰況愈演愈烈，淪陷區的學校被迫停課，大量往雲、貴、川等大后方遷移，中央政治大學也由南京遷到重慶。

　　我在報紙上看到中央政治大學要招考的消息，出於當時“武黃埔，文政治”的名聲，也慕名報考，沒想到中榜了。

　　學校實行戰時教育，即所謂的軍事化管理和生活上的“供給制”。簡單來說，就是學校在戰亂時期不僅包攬學生的吃穿住行，每月還要補貼七八塊零用錢。這個補貼相當於當時學徒工人的半個月工資。

　　5個月后，我得知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即現在北京交大和西南交大前身）遷到了貴州，懷揣著“實業夢”的我，又萌生了前往求學的念頭。

　　1938年冬天，我終於搭上了一輛運山貨到貴州的“老牛車”—— 一種舊式貨車。那個年代，仍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老牛車”在崎嶇泥濘的道路上顛簸了四天四夜后，總算平安抵達唐山交大所在的貴州山區平越。

　　唐山交大在貴州山區的孔廟辦學

　　平越縣城很小，南北長僅一公裡，東西不過半公裡。唐山交大遷來后，沒有適當的校舍，就利用縣城孔廟作為學校，舊時的考棚，則作為學生宿舍。

　　同學們在中國共產黨與外圍組織“民先”的領導下，組建了學生會、讀書會、漫畫學會、宣傳隊、歌詠隊，並成立了越光社、山城社等進步社團，創辦了《越光周報》、《大家看》、《呼聲》等壁報刊物。

　　那時，日本侵略者對重慶實施日以繼夜的轟炸。時任唐山交大院長的茅以升經常往來於黔渝之間，常常給師生帶來有關重慶抗戰的最新消息。

　　1939年5月的一天，茅以升帶回一個重磅消息——重慶遭遇日軍“五·三”、“五·四”大轟炸侵襲，重慶市中心的大火連燒了兩日，商業街道被燒成廢墟，約20萬人無家可歸……我和幾位重慶籍的學生當時都懵了。

　　1940年夏，大轟炸的恐怖陰霾仍然籠罩在整個重慶的上空。我暑假回家后，不幸病倒了——發高燒，還不停拉肚子，更要命的是濕毒令我腿腳生膿瘡而且潰爛。后來，父親好不容易托關系買到特效藥“奎靈”，才讓我逃過一劫。

　　1941年，從唐山交大畢業后，我被分配到當時的交通部工作，為重慶大轟炸下的物資調配、車輛運輸等做了不少工作。（記者 楊晨 夏婧 實習生 廖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