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萌簡介
1923年生於安徽蕭縣。1939年起，擔任豫蘇皖等邊區省縣第一宣傳隊分隊長、指導員，邊區二區委青年救國會主任、大隊指導員。1941年，成為新四軍四師35團副指導員、淮北淮寶獨立團二營教導員、淮北軍區三團組織股長。后任華東軍區衛生部第二后方醫院政治處副主任、衛生部政治部組織科科長。1949年，來到上海，擔任上海市政府人事處科長，后任上海市政府機關黨委副書記、上海市委監察委員會副書記。1978年，任上海市長寧區委副書記。1983年離休。
老師原是地下黨
潛移默化講抗日
我出生在安徽蕭縣，那裡過去隸屬江蘇徐州的范圍。蕭縣離徐州隻有幾十裡路，抗戰時是第五戰區，著名的台兒庄戰役就是在那打響的。
那時我在縣城裡上小學，教我們的一位老師就是地下黨。因為他蹲過監獄，所以他的身份幾乎學校裡人盡皆知，我后來得知他還是第五戰區動員委員會的成員。我們位於國統區，這位老師不能公開宣傳共產黨，於是他採取一些方法，比如通過課堂上的活動，對學生進行抗日教育。他教育我們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參加抗戰。即使家鄉不幸淪陷了，也要抗戰到底。他還組織學生爬山，多和農民接觸。
當地老百姓那時候消息比較閉塞，思想上沒有抗戰的准備。尤其日本人起初並沒有到達蕭縣，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日本人是怎麼回事。偶爾，有幾個從台兒庄逃出來的老百姓會講日本鬼子如何奸淫擄掠。好在因為這位老師潛移默化的教育，當時我們學校裡已經有了堅持抗戰、不投降不妥協的思想准備。
沒想到，徐州淪陷了。徐州北面的台兒庄戰役打得很好，但是日本攻陷南京以后，日本軍隊從南京一直沿路向徐州打來，兩面夾攻下，第五戰區隻能組織撤退。我們縣的人都紛紛逃難去了。學校解散，大家各奔前程。
國民黨軍隊當時把主力都放在台兒庄，導致日本軍到了蕭縣以后，我們地方上一個團的兵力都沒有。日本人一開始不知道，組織進攻的時候比較謹慎，還派人偵察。幸好不知被村裡的誰給發現了，就在山頭上打了一槍。日本軍隨即停止進攻，在附近燒殺搶掠。幾天后，他們又派人偵察，發現其實這裡沒有軍隊，就很快佔領了縣城。
當時局面混亂，而我們的黨已經組織了游擊隊，最早不是新四軍，而是八路軍。教我的這位老師就是這個游擊隊的政治部主任。
宣傳隊解散了
開啟抗大生涯
最開始，日本軍隻在縣城裡駐軍，並沒有佔領所有地區。共產黨的八路軍當時有17大隊、18大隊。我們這些學生就一起參加游擊隊，被稱為“抗日宣傳隊”。縣裡面一共5個這樣的宣傳隊，每兩個區域之間就有一個。宣傳隊當時隸屬縣民政科。那時候是國共合作抗日的初期，共產黨不是執政黨，就在縣委政府裡挂個牌子，取個科室的名字，實際上就是黨組織。
當時，共產黨通過群眾運動，成立了農會、青年救國會、兒童團。我們宣傳隊逐個到村庄唱歌，宣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不做順民，堅持抗戰”。我們這些學生，自己帶上衣服、被子。雖然組織上會定期發糧食給我們，但宣傳隊沒有炊事員，大家最后都是到老百姓家蹭飯。老百姓看到我們都只是一些孩子，就拿出家裡的好吃的，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受，而是跟他們一起啃窩窩頭。那一帶，所有的村庄我們幾乎都跑遍了。
幾周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人佔領縣城后，陸續進行軍事布置，每隔十幾裡路，就設一個據點，每天，據點都有日本兵出來掃蕩。我們宣傳隊那麼多人完全不是對手，區隊也來不及保護我們，看到日本兵來了，我們這些孩子就隻有逃散。形勢越來越緊張，組織上為了安全考慮，解散了宣傳隊，把我們這些孩子送到抗日軍隊大學學習。那時我已經入黨，就去了抗大，也就是豫皖蘇第四分校。
我在抗大學習了三個月，時間不長。但現在回想起來，這三個月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重大轉折的意義。給我們講課的有曹荻秋等，在他們的講授下，我系統地學習了知識，開始思考中國革命問題。老師從社會的發展規律講起，講到民主革命，再講到抗戰。我們也跟著思考自己的使命是什麼，憧憬著將來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中國。老師還教我們怎樣做群眾工作，怎樣組織農民運動，等等。當時農村沒有實行土地改革，組織上一般是通過減租減息來發動群眾，增強大家的抗戰決心，畢竟群眾中還是有人動搖的，存在一定的妥協思想，尤其是地主有保護自己利益的想法。發動群眾，聯系群眾，共同抗戰，顯得特別重要。
大爺冒險掩護
躲過日軍掃蕩
我從抗大畢業后，被分配到青年救國會當主任。說是主任，其實救國會就我一個人。游擊隊的根據地都不大，隻要一個任務來了，大家就一起去做，並沒有實際分工。我的工作就是到敵佔區了解情況，發動我們的群眾團體。
當時，我們發現日軍掃蕩有個規律，他們一般上午出來，下午不出來，所以游擊隊的活動就從中午以后才開始。有一天下午，我以為安全了，就帶著手槍去村裡的一個地下黨員那裡了解情況，我們倆在村口樹下談話，結果他一抬頭，發現一隊日軍從很近的地方正在向我們走來。情況危急，怎麼辦呢？他說自己去引開日本人，叫我找個柴火垛先躲起來。說完，他就大搖大擺地走上前，主動和日本人比劃幾句，領著他們去吃西瓜。
這時，我就從背后繞過去，找地方躲藏。找啊找，終於找到一個破得沒有圍牆的房子。我把槍藏到鍋底部的爐灰下面，然后就躺在床上，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琢磨，如果日本人查過來，我要怎麼回答才能逃過一劫。過了一會兒，門開了，進來一個大爺，原來是房子的主人回來了。大爺的模樣我已經不太記得，隻記得他掃了我一眼說：“八路同志，你就在這躺著別動，日本人正在庄子前面吃西瓜，我到前面幫你去看看。”
大爺說完就走了，但我又開始胡思亂想，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是敵是友。但此時此刻，我也做不了什麼，隻好繼續躺著。又過了一會兒，他帶著我的同伴一起走進來，他們說：“你趁現在趕快走，日本人去另一個庄子了，不一會兒就會回頭。”
我趕緊走。走出去沒多久，就看到日本人果然回頭了。
這一次，我深刻理解了群眾的力量是多麼巨大。盡管他們手上沒有槍，但是一直在幫助我們，掩護我們。我們一直說“依靠群眾”，如果不依靠群眾，我早就沒命了。“依靠群眾”這四個字，絕不是空話。
老鄉偷送情報
打掉鬼子碉堡
此后，日軍的掃蕩越來越頻繁，再加上國民黨開始反共，我們白天警惕日本人掃蕩，晚上應對國民黨的襲擊。
1940年底，形勢特別緊張，我到區隊當指導員，第一次組織戰斗，要去拔除蕭縣城外橋頭堡的日軍據點，這次戰斗令我印象深刻。
這是一座兩層碉堡，日軍在碉堡周圍挖上一條深溝，深溝外還有鐵絲網。這個據點是通往村中的交通要道，村民經過，常常受到日軍無端侮辱，所以區隊決定干掉它。表面上看，據點裡面隻有二十幾個人，但是一個據點一旦被攻，其他據點的增援很快就會到達，游擊隊攻打時間如果太長，很容易被包圍。我們當時制訂計劃，最多隻攻打半小時，速戰速決，趁敵人的援軍還沒到時，必須趕緊撤退。
為了摸清敵情，我們獲得了一條重要線索：鬼子在村裡找了個50多歲的老鄉為他們燒飯。這位老鄉本性不壞，並非漢奸之流，他不干就要被殺頭，是被逼無奈才給日本人做飯的。我們以此為突破口，找到他的家裡，耐心謹慎地做他家人的工作，最終說服老鄉給我們提供據點的情報。
不久，老鄉悄悄送來情報：離橋頭堡據點兩裡路有個鎮，是附近村民趕集的去處。每到集市開放的時候，駐扎在據點的20個日本兵中，大概有10個都要進鎮，帶著機槍到集鎮搶東西，據點裡面隻留一半人守著。於是我們立即部署，精挑細選了20個人，組成短槍隊。
短槍隊進入目標位置后，迅速觀察敵情，果然像老鄉說的那樣，橋頭堡戒備鬆懈了。我們當即決定，在另一半日軍沒有回來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起進攻。進攻一聲令下，頓時，槍聲、呼喊聲、叫罵聲一片，周圍老百姓聽到槍響四處逃竄躲藏。火速殲滅了一個日本兵后，我們又趁亂連續打傷了兩個，還搶了一挺輕機關槍，然后扛著機槍趕快撤退。不一會兒，幾個據點的援軍都圍攻過來，幸虧我們當時撤退得快。就這樣，我到區隊后第一次打日本兵，首次拔除敵人據點的戰斗取得勝利。
手榴彈落在眼前
滾燙的氣浪襲來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集中了十幾萬兵力，而我們豫皖蘇地區隻有一萬兵力，區隊就被編入新四軍四師。我也跟隨四師師長彭雪楓投身於抗戰的洪流中。由於我們的主力部隊在戰斗中犧牲巨大，為了加強地方武裝，此后我被調到縣裡的獨立團工作。
當時部隊主要骨干都是老紅軍，他們有豐富的戰斗經驗，打起仗來也和在游擊隊時不一樣，仗打得越來越大。我們白天和日本人打，晚上和國民黨斡旋，很緊張。天黑作戰比較有利，所以我總是盼著黑夜再長些，白天再短些。
淮安、寶應、洪澤湖這一片，當時叫淮寶縣，日軍佔領了主要的交通干線。1942年是我們最艱苦的時候，日軍搞蠶食，從主要據點向我們的根據地延伸，不再是大掃蕩，而是慢慢包圍根據地。我們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不讓日軍建立據點，進行反蠶食。
1942年冬天，我正在淮寶縣獨立團一連當指揮員。離淮安城約八九裡的小張庄，有一個300名偽軍把守的日本據點。我們獨立團決定拔掉這個毒瘤。
根據命令，獨立團派了三個連，打算三面夾擊偽軍據點。一個連負責機動支援，一個連負責從西進攻，我們連從東北進攻。那一帶河流很多，但是河水不深。正值寒冬臘月，戰士們都穿著棉衣趟水過河，下面是泥，寒風凜冽，冰冷刺骨。河水浸透了棉花，身上越來越沉。
上岸后，不遠處就有一個小小的土地廟。我們迅速移動到土地廟，這時離敵人僅僅50米。敵人發現了我們，急得大聲嚷嚷，貓下身，躲到簡易工事后開始朝我們猛烈射擊。
連長身先士卒，率領一個班，頂著炮火匍匐前進。然而，正當他抬頭觀察敵情時，敵人的子彈正中他的下顎，他的下巴一片血肉模糊，但他仍用手指揮部隊。
我見狀，連忙對戰友說：“趕快把連長抬下去。”話音未落，敵人的手榴彈就落在了我面前。我急中生智，一腳踢開手榴彈。“轟”的一聲巨響，手榴彈爆炸，滾燙的氣浪向我襲來。當時，就感到右腿膝蓋一陣劇痛。我心裡想，壞了，別是膝蓋完蛋了。片刻，腿上涌起一股濕潤。我不確定是之前淌過的河水，還是自己的血，便下意識用手指蘸了蘸，放嘴裡舔一下，發覺不是咸的，頓時放心，以為沒事，立刻又投入到戰斗中去。
根本不知腿中彈
浸水棉褲救了命
敵人一直躲在炮樓裡，我們從外面攻打，但沒炸藥，隻能用石頭扔，他們丟的卻是手榴彈，炸傷了不少人。攻打西邊的兄弟連和我們連兩邊包抄，撞開了門。但我們其實心裡有數，不能延長時間，不然另外一個據點的敵方援軍就要來了。這時敵人的手榴彈丟得差不多了，我們在外面嚷嚷說要放火燒死他們，他們無奈，隻好開門投降。猛攻之下，終於毀掉了這個偽軍據點。趁天黑，我們迅速撤退。
我帶著隊伍急行了十多裡路，心裡都是勝利的喜悅，早就把膝蓋疼的事情忘記了。這時，一個戰士突然指著我的膝蓋，對我說：“指導員，你、你的腿怎麼在流血啊？”我低頭一看，膝蓋果然出血了，鮮血隔著棉褲往外滲，原來還是被子彈打到了。直到這時，我才感到右膝蓋陣陣疼痛。
精神力量很重要。此前我以為自己沒事，一直處在戰斗狀態，思想高度集中，根本沒感覺到痛。我想的都是，連長已經受了重傷，我必須堅持住，不然連隊就沒人指揮了。但戰斗結束后，一知道受傷，腿忽然一步也走不動了。幾個戰士跑過來，架著我走，把我送到了戰地醫院。醫院醫療條件簡陋，但衛生員給我包扎后居然就能走路，其實彈片還留在裡面。后來回想，幸好當時穿的是棉褲，棉布又被河水完全浸濕，硬得像石頭，起到了相當大的防彈作用，也間接救了我的命。
直到解放后，我來上海工作，拍了片子，才把右膝蓋裡的彈片取了出來。（口述 許萌(92歲) 整理 記者 龔丹韻 實習生 鄧為依）
記者手記
不曾褪色的澄澈
走進許老家門，是在一個高溫天的上午。
整個採訪，是在護理床前進行的。不過，床上躺著的不是許老，而是他的夫人。前些天許夫人不小心摔了一跤，腰椎粉碎性骨折。原本住在華東醫院檢查身體的許老，為了照顧老伴，趕緊回家。
許老怕採訪中老伴有事，就安頓我們和他一起坐在護理床前。幾十年前的戰火風雲，講者不疾不徐，聽者驚心動魄。許夫人在一旁，像個認真聽課的學生，聽到精彩處，兩眼放光。
已近中午。我們偷偷看表，老人家應該吃午飯了，不忍繼續打擾。反倒是許夫人看出端倪，對我們擺擺手：“沒事，讓他講。”於是，又是一個故事。
許夫人說，這些故事，她聽許老講過好多次了。聽不厭嗎？記者好奇。她挂著笑，眼睛瞇成一條縫，指著許老說：“前段時間，有個大學生也上門來聽他講抗戰故事。他太想讓年輕人知道那段歷史了，講不厭。”說這話時，她的眼睛亮亮的。
走過了快一個世紀光陰的兩位老人，心也是亮亮的。
閑聊時，許夫人講了一件小事，“醫院退房時，有人建議阿拉保留床位，等過幾天子女趕來能照顧我，就可以讓老頭子回去繼續在醫院檢查身體。可我們倆想，這樣不是太浪費床位了嗎？雖說國家照顧我們，補貼我們住院費，不退床位也沒什麼損失，但現在床位多緊張啊，多少人等著呢，所以還是馬上退了。”
說的人稀鬆平常，聽的人心裡也被點亮了。
離開這個“老革命”家庭時，許老堅持把我們送出門，一直望著我們走下樓。轉彎處，往上一瞥，老人家依然站在門口，抬著手，樂呵呵地朝著我們輕輕揮動。
老人的眼裡,流露澄澈，那是從烽火到安定，始終不曾褪色的澄澈。（記者 龔丹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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