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流著日本血液的中國人”——訪日本侵華戰爭遺孤宮崎慶文

圖為宮崎慶文等人創建的“中國殘留孤兒之家”。本報記者 謝宗睿攝

如果不是1994年日本厚生省（現“厚生勞動省”）寄到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的一封信，閆慶文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們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身邊這位年近半百、和藹可親的大學教師其實是一個有著純粹大和血統的日本人。

無盡的感恩

1947年初，一位日本父親牽著兒子和女兒，背著剛滿周歲的幼子焦急地徘徊在大連街頭。由於極度缺乏營養，這名嗷嗷待哺的小男孩兒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眼見絕無可能將幼子活著帶回日本，這位父親需要盡快找到一戶好心的中國人家來收養這個孩子。終於，經一位路遇的中國人熱心介紹，這個孩子來到了閆子余夫婦家中。從此，這個被取名為“閆慶文”的孩子再也沒有見到過任何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日本親人。

初到養父母家的閆慶文身體十分虛弱，為了給他補充營養，養父母想盡了一切辦法。在當時大米供應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養父母用省吃儉用攢下的微薄家底，花高價買來一點兒大米，每天用小碗蒸給閆慶文吃，而自己卻一粒也舍不得入口。

也許真的是命中有緣，少年時的閆慶文不僅長相與養母有幾分相似，而且養父母絲毫不亞於其他父母的舐犢之愛也使閆慶文對自己的身世從來沒有過任何懷疑。在父嚴母慈的典型中國式傳統家庭教育環境中，閆慶文和所有普通的中國孩子一樣，學習、成長。

1965年，閆慶文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在求學的5年間，養父母每個月都會從全家僅有的60元工資中擠出20元寄給閆慶文，以保障他在同學中維持中等的生活水平，從而能夠安心地將全部精力集中於學業上。

“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日本侵華戰爭遺孤和同時代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文化程度不高，學歷也普遍較低，其中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如果沒有養父母對我的嚴格要求，沒有他們傾其所有地來為我從小到大的學習提供保障，我怎麼可能考上重點大學，又怎麼能夠安心完成自己的學業？”養父母在學業上不遺余力支持，為閆慶文此后的人生奠定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不屈的抗爭

1997年春節前夕，閆慶文帶著夫人和兩個孩子一同回到日本。由於全然不知自己日本親人的任何信息，閆慶文隻好起了個日本名字“宮崎慶文”。然而，返回祖國懷抱的宮崎慶文卻發現自己和其他歸國的日本侵華戰爭遺孤一樣，成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經濟生活無法自主的“二等公民”。

原來，當時的日本政府不但不對歸國遺孤予以同情和補償，反而不顧實際情況，對他們直接套用“生活保護制度”。該政策原本是針對生活窮困的日本國民而採取的一種類似於“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但如果機械地生搬硬套到歸國的日本侵華戰爭遺孤身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制度缺陷和歧視傾向。

例如，根據該政策規定，接受“生活保護制度”的人員在出國時將受到限制，這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歸國遺孤探望中國親人的權利。此外，在經濟生活方面，該制度對接受者的存款限額、匯款轉賬金額和手續等都有著極為苛刻的規定。對於從小生長於中國的日本侵華戰爭遺孤而言，當他們回到祖國之時，都已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不僅很難學會日語，也幾乎不可能再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這些老人既無法融入日本社會，也無法實現經濟獨立，滿懷委屈。

面對這一赤裸裸的惰政和歧視，宮崎慶文等一批歸國日本侵華戰爭遺孤為爭取自身的權益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抗爭。

從2001年開始，以關東地區為首，日本全國15個地區的2200余名歸國日本侵華戰爭遺孤分別組成“國家賠償訴訟原告團”，向日本政府發起了集體訴訟。然而，集體訴訟的結果卻令人失望，僅在神戶地區被裁決為勝訴，其余全部被判敗訴。但宮崎慶文等人並未放棄，他們不顧年高體弱，頂著嚴寒酷暑在街頭向日本普通民眾講述日本侵華戰爭遺孤的遭遇，征集到超過100萬個請願簽名，在日本全社會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和共鳴。經過長達6年多的不懈抗爭，日本政府終於針對歸國日本侵華戰爭遺孤制定了新的援助方案，並於2008年4月開始正式實施。

在此基礎上，歸國的日本侵華戰爭遺孤又成立了NPO法人“中國歸國者·日中友好之會”，致力於為歸國遺孤及其家人子孫爭取更多的權益，同時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為中日兩國的世代友好發揮獨特的積極作用。“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有很多，我們的抗爭和奮斗也還將繼續。”目前在“中國歸國者·日中友好之會”擔任副理事長的宮崎慶文說道。

共同的心聲

再過半個月左右，一台由日本侵華戰爭遺孤自己創作和表演的大型演出“中國歸國者戰后七十周年紀念公演會”將在鄰近東京的埼玉縣拉開帷幕。目前，由宮崎慶文執筆創作的朗誦表演劇《孤兒的眼淚》正在緊張的排練之中。

談到這部講述日本侵華戰爭遺孤親身經歷的作品，回首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古稀之年的宮崎慶文感慨道：“‘我是誰’這個身份認同問題也許很多人從來沒有想過。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日本侵華戰爭遺孤來說，這卻是人生中最大的問題。我什麼時候出生，親生父母是誰，兄弟姐妹在哪兒，這些我都一概不知，可能永遠都是個謎。”“我們組織這場演出，創作這些節目，就是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普通的日本民眾戰爭的殘酷，用文藝的方式表達對和平的珍愛和對戰爭的痛恨。”“我們這些日本侵華戰爭遺孤都已經老了。我在組織演出和創作劇本時常常在想，這既是我們第一次做這件事，可能也是我們最后一次做這件事。所以我們一定要懷著對中國養父母的感恩之心，用真實性和藝術性來感染和影響現在的日本國民，讓他們記住中國人民的善良和恩情。”

“反對戰爭、捍衛和平、維護和促進中日友好，這就是我們報答中國養父母最好的方式，同時也是命運和時代賦予我們這些日本侵華戰爭遺孤的責任和使命。”宮崎慶文堅定而自豪地說，“在任何時候，別人問起我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我都會同樣地回答——我是流著日本血液的中國人。”（記者 謝宗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