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俎上的“戰勝國”

　　1918年一戰結束，近代以來一直飽受列強欺辱的中國，第一次成了戰勝國。

　　然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這個戰勝國卻成了東西方列強交換利益的犧牲品。

　　自明治維新以來實力大增的日本，一直對中國這塊“肥肉”垂涎欲滴。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更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胃口，他們虎視眈眈，圖謀西進。

　　侵略者磨刀霍霍，華夏神州風雨飄搖，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打入三等國家名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是戰勝國。1919年1月11日，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一行抵達巴黎。擺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務，是要為中國代表團爭取參加巴黎和會名額，北京政府指示，中國代表名額力爭5名，至少也要與日本等同。

　　13日，陸徵祥在中國駐法公使胡惟德的陪同下，拜見法國外長。沒想到，陸徵祥話剛出口，法國外長就告訴他，在此前一天的籌備會議上，已經決定了各國的參會人員名額：英、美、法、意、日五國各五名，比利時、巴西、塞爾維亞三國各三名，中國、希臘、葡萄牙等國各兩名，古巴等其他國家各一名。

　　有著4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在這麼重要的與自己國家有著重大利益關系的和會上，卻是一個三等國家待遇。

　　和會籌備會對於各國參會代表名額分配，有一個所謂的原則，那就是依據戰時軍事上出力程度。當時英、法、意、日等協約國，對中國參戰后的表現一直心存不滿，在中國代表團離京赴會前，在京的英、法、意等十國駐華使節甚至聯合發電批評中國，認為中國戰時不力，不應在和會上要求更多利益。

　　日本大使北京發飆

　　這年2月2日，中國農歷正月初二，15時，日本駐華大使小幡氣勢洶洶地趕到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找到當時的外交次長陳箓（外交部長陸徵祥此時身在巴黎）。小幡此番前來，不是來拜年的，而是來興師問罪。

　　“問罪”的內容，與巴黎和會有關。原來，在1月28日上午，中國代表團代表顧維鈞在和會上就山東問題陳述了中國的意見，與日本代表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顧維鈞的即席發言大約半個小時，從法理上駁斥了日本代表牧野關於山東問題的發言。

　　中國的主張獲得了與會多國的同情。

　　日本不甘心在和會上的失利，展開了凌厲的外交攻勢，分頭找英、法、意、美表明自己的態度，同時還期望通過向中國政府的直接施壓，讓中國撤回自己的主張。

　　小幡一進外交部的大門，就對陳箓大喊大叫，情緒十分激動。他向中國提出警告：不要在和會上試圖通過外國勢力來壓制日本，這樣做不會有什麼結果。要知道，日本的陸軍是精兵百萬，海軍軍艦五十萬噸，現在是無用武之地。中日之間近在比鄰，而英美國家遠隔重洋，想過問遠東，那是力不從心！

　　這是對中國赤裸裸的恫嚇。

　　山東問題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想要吞佔中國的遼東半島。但當時李鴻章動了個心眼，想方設法讓俄、德、法出面干涉，三國干涉之下，日本不得不讓步，這就是著名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俄、德、法幫中國要回了遼東半島，總得要點補償，於是俄國租借了旅順、法國租借了廣州，德國則佔領了膠州灣。

　　1914年，一戰開始后，在英、法、意的要求下，日本向德宣戰，並與英國聯合出兵攻佔山東。

　　日本佔領山東后，又以武力相威脅，迫使袁世凱的北洋政府與日本部分簽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不但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攬入己手，還額外規定了日本在中國的很多特殊權益。

　　巴黎和會上，日本就是想把自己用強盜手段攫取的山東利益，在國際社會上合法化。

　　淪為大國交易籌碼

　　1919年4月22日，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英、法、美三國首腦共同會見了中國代表陸徵祥、顧維鈞。

　　當陸徵祥、顧維鈞走進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辦公室后，看到屋裡有五個人：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裡孟梭，還有一名英文翻譯和一名法文翻譯。這樣一個高規格的會見讓陸、顧二人都有些吃驚。

　　威爾遜總統首先發言，洋洋洒洒說了很多，最后終於轉入了主題，那就是和會對山東問題的最后決定：日本將獲得膠州灣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之后仍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陸、顧頓時如五雷轟頂。顧維鈞當場向三巨頭表達他們此刻內心的失望，而且告訴三巨頭，這種安排可能引發的后果：“這種方案隻能使中國人民大失所望，而且無疑將在亞洲播下動亂的種子。”

　　巴黎和會外交失利消息傳來，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就此爆發。

　　危亡時局

　　日本人虎視眈眈

　　日本是島國，國域狹窄而人口眾多，資源匱乏而需求極大，更要緊的是，日本國土狹小沒有戰略縱深，一旦受到攻擊沒有任何戰略回旋的余地，因此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有一種深深的危機感。

　　日本明治維新后，短短十多年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力大增，一舉成為亞洲強國，由此點燃了其圖西的欲望之火。1885年，中國與法國打了一仗，日本驚訝地發現，在打了勝仗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卻依然與法國政府簽署了不平等條約。日本或許從此發現了西進的機會。兩年后的1887年，一個侵略中國的5年計劃出籠了，這就是日本參謀本部炮制的《征討清國策》。這個5年計劃中強調，要在西方列強無力顧及遠東之時，搶在清政府完成軍制改革之前，對中國發動進攻。當然，這項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向后推了兩年。1894年，日本發動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之戰，日本完勝中國，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西進的甜頭。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獲勝。根據日俄和約，俄國人把從清政府那裡拿來的旅順、大連地區“轉讓”給日本，一同讓給日本的還有俄國人修建的中東鐵路長春到旅順段，即南滿鐵路，日本把旅大地區改名“關東州”，並以護路保僑為名駐扎軍隊，成為后來關東軍的前身。

　　自此，中國南面的台灣及澎湖列島，北面的旅大地區，已經被日本控制。但日本顯然並不滿足，日本想要的更多。一戰伊始，日本就宣布對德開戰，匆匆調兵與德鏖戰山東，最終竊取膠州灣。除了武力相向，日本還充分利用其他方式，來實現其遠東夢想。通過各種條約，上海、天津等各通商口岸，都有日本的租界。更為隱秘的是，日本充分發揮其經濟大國地位，在中國尋求利益代言人，從袁世凱到段祺瑞，再到東北王張作霖，都是日本物色的對象。

　　1914年，日本以武力要挾與北洋政府部分簽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其后又誘使北洋政府與日本簽署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大肆攫取在華政治經濟利益，將中國一步步推向危亡境地。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議內容一是總結多年來侵略中國的成果，二是研究中國的政局，最后制定出《對華政策綱領》。會后，田中義一擬就了一份向天皇匯報的奏折，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於7月25日密交天皇，即所謂《田中奏折》，它成為日本向外擴張的路線圖：東北—華北—全中國—小亞細亞—歐洲—稱霸全世界。奏折開篇即說：“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民族必畏我、敬我、降於我。”

　　咄咄逼人的態勢，殺氣騰騰的宣言。不管后來日本怎麼狡辯這份奏折“子虛烏有”，但日本事實上早已經走上了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不歸路。

　　危亡事件

　　“五四”在危亡中爆發

　　巴黎和會上中國被出賣的消息傳來，刺痛了國人的心。

　　1919年5月3日夜，千人聚會於北河沿的北大法科三院大禮堂。會議先由《京報》記者邵飄萍做時勢報告，繼而許德珩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在聽完報告和演說之后，當時隻有18歲的劉仁靜，拿出一把隨身攜帶的小刀，沖上講台，想要當眾自殺以勵世人，隨后法科政治學門學生謝紹敏登台發言，他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寫下“還我青島”的血書。

　　會議決定，次日發動游行示威，阻止政府在和約上簽字，並向日本大使館抗議。

　　4日13時，北京3000學生在天安門前集合，然后打著旗幟，喊著“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口號，走上了街頭！北京大學的羅家倫還起草了一份五四運動宣言，並附上英文備忘錄，准備呈交給各國駐華使節。大隊伍來到當時駐華使館聚集的東交民巷，首先來到美國駐華使館，要求面見美國駐華大使芮恩施，但美方回應大使不在北京。經過一番交涉后，使館工作人員回答，是中國警方不同意學生們的要求。

　　學生們的怒火一下子被點燃了，當即改變游行方向，從東交民巷往北經東長安街，向趙家樓曹汝霖的居所進發。於是發生了“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一幕。隨后，警察抓走32個來不及撤走的學生。

　　蔡元培聽說學生被抓，立即聯合其它高校校長與當局交涉，學生們則在醞釀更大的抗議活動。交涉結果，第二天學生們復課，被抓學生獲釋。

　　6月3日，北大500名學生到街頭演講，陳述時勢，要求懲戒國賊，拒絕簽約。這500名學生被警察抓走，矛盾進一步激化。次日，北大又有一千名學生到街頭演講，同時還派出學生四處聯絡，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也都紛紛走上街頭。警察不斷抓人，致使北京的監獄人滿為患，最后不得不把北京大學的一棟學生宿舍改造成臨時監獄。但這些並沒有嚇倒學生，越來越多的學生挺身而出，並與工、商各界聯系罷工、罷市、罷商，抵制日貨。從上海、到天津，中國其它城市的學生也紛紛響應。

　　1919年6月27日晨，大總統徐世昌在中南海居仁堂與學生代表會面。其時，巴黎和會簽約日期已近，而學生們聽說中國政府在簽與不簽間尚在猶豫，便決定再次集會向政府施壓，要求拒絕在和會上簽字。

　　見面會上，徐世昌對於學生們的提問大打太極，圓滑而不著邊際。一位來自陝西的學生代表聽得不耐煩，便走上前來大聲說道：“剛才聽總統答復的話，都是吞吞吐吐，反反復復，毫不負責任。我看中國前途，確無希望，與其做亡國國民，不如今天干干淨淨地死在總統面前。”說完，當即雙膝跪地一連磕了六七個響頭，頭皮破裂，血流如注。

　　在學生們的一再要求下，政府答應了學生們的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罷免賣國賊，並承諾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危亡世象

　　普通民眾“莫與國事”

　　當時《北京益世報》有位記者蔡友梅，曾在他主持的《益世余譚》專欄裡錄有一事：

　　蔡友梅當時住在東城東頌年胡同31號。1920年2月7日，蔡友梅寫完稿件信步出門，想找家茶館喝喝茶，結果在茶館外面就聽到一人正在演說。上前一看，竟然是一位老者，隻見他正手舞足蹈地說道：“今年這群學生，實在鬧得厲害。由夏天到如今，簡直的沒消停。前后罷學好幾次，夏天那麼熱，他們也不怕。炎天烈日之下，滿街上奔走哭號，痛哭流涕。警廳裡坐了一回監，按說該當歇心了，誰知他們再接再厲，並不死心。昨天聽說，被軍警包圍，在天安門苦凍了一夜。保安隊大逞威剛，有好些受傷的。先前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那天我在東安門，聽了他們一場演說，才知道是為什麼青島問題，又什麼福州交涉，勸大家合群愛國，抵制劣貨。這我才明白。這群學生傻透了，放著書兒不念，管這個閑事作什麼？這不是狗拿耗子嗎？好好兒地念書，將來畢了業，把文憑蒙到手，運動個官做做，順了勁，執掌上大權，賣點國土哇，借外債使個回扣哇，那是小子干的，管他青島、福州怎麼樣呢，瞎冒熱氣。愛國，愛他作什麼？現在有幾個愛國的？闊人兒都不愛國，他們愛的是哪門子國？當亡國奴是大家當，何苦受這宗愛國罪？”蔡友梅不忍再聽，趕緊回家了。

　　從這老者的話語看，實際上是激憤之辭。國難當頭，中華危殆，“闊人兒都不愛國”，也就一幫有知識而熱情敏銳的學生在“鬧騰”。事實的確如此，即使是在五四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北京，罷工、罷市、罷課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危機也只是少數精英者的感知而已。

　　危亡觀點

　　危亡與希望

　　馬勇

　　近代，日本脫亞入歐，接受“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日本朝野某些時候某些人妄圖吞並中國，征服亞洲，進而成為世界霸主。

　　中國的民族危機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中經“山東問題”、“二十一條”，直至“九一八”、“七七”。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亞洲的劫難。日本沿著征服者道路走下去，也付出了沉重代價。中日兩國百年遭遇，沒有贏家。

　　每一次中國危亡，一方面使中國發展受挫，另一方面從危機中看到新希望。

　　1895年，《馬關條約》給中國帶來巨大傷害，尤其是割讓台灣，給中國遺留了巨大問題。經此戰，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漸漸形成，為國家而戰，為民族尊嚴而戰，成為此后幾十年中日沖突主軸。

　　“二十一條”亦如是。“二十一條”激活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救亡成為二十世紀主旋律。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一環。中國被突然打擊后手足無措，幾乎休克。但正如哲學家賀麟當年所看到的那樣，困境中潛藏著轉機，毀滅中蘊含有新生：“對外抗戰，實為任何一個內部分裂的國家要建立自由、獨立、統一的近代國家無法繞開的必由之路。近代任何一個被壓迫民族，要打倒異族的侵凌，復興起來，所必經的途徑無一例外就是利用外部危機推動內部改革。人類歷史的先例足以証明中國之不得不走上抗戰建國的大道，乃歷史必然命運。”

　　貞下起元，中國新生。十四年屈辱，十四年抗戰，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這就是歷史，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始終不被異族征服的精神依據。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危亡背景

　　“二十一條”主要內容

　　●逼迫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在山東建鐵路、開商埠，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別國。

　　●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

　　●進一步擴大日本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的權益，開採各礦權、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不准外人開採。

　　●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一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顧問，日中合辦警察。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向日本採辦，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