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炎林在抗日激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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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炎林的祖籍是閩南安溪縣，1921年出生在上海。他的父親庄希泉是與陳嘉庚齊名的著名僑領，母親余佩皋是“南洋華僑女子教育的先驅”。在20世紀初風雲激蕩的年代，庄炎林的父母親為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奔赴南洋，集資募捐，作出了貢獻。

庄炎林幼年在上海求學，1934年回到廈門就讀於雙十中學。不幸的是，這一年他的生母因病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無暇照顧，不得不把唯一的愛子送往新加坡。然而，英國殖民當局得知庄炎林乃是庄希泉的兒子，便把這個13歲的少年視為“危險分子”，不讓他進入當地的華僑中學讀書。

在新加坡求學無門，第二年庄炎林隻身回到上海，進了民立中學。

七七事變發生后，上海遭到日軍鐵蹄的踐踏。庄炎林義憤填膺，決意放棄學業，北上延安，奔向抗日第一線。他離開上海，假道香港，對父親說：“爹爹，我不想讀書了。”

“為什麼啊?”庄希泉很驚訝。

“我要北上抗日!”庄炎林鄭重其事地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要為國家做點事”。

父親一時沉默不語。16歲的兒子，竟也說自己是“匹夫”了，他還能再說什麼呢?也好，讓兒子早挑重擔，早受磨難，早日品嘗人生滋味，這對他的成長有好處。

庄希泉通過駐港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讓兒子先去桂林，待時機成熟再轉往延安。

庄炎林到達桂林后，先在桂林中學高八班就學。民國初年，他的母親余佩皋從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后，曾經到桂林受聘擔任省立女子師范校長。如今，他也來到母親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自有一番感慨。

當時，桂林聚集了大批避難的進步人士，桂林中學也來了一批教學水平高、思想進步的教師，抗日救亡氣氛因之更為濃烈。庄炎林耳濡目染，深受熏陶，終日徜徉在抗日的激情之中。

1938年11月，國民黨廣西當局決定第三次組織學生軍。消息公布后，庄炎林在地下黨同志的動員下，馬上報名參軍。

廣西的學生軍雖是桂系軍隊所領導，但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卻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產物。庄炎林在學生軍中表現十分活躍，頗有影響力。昆侖關會戰時，他參與偵察敵情、救護傷員、運送糧食彈藥。有一次他組織群眾轉移，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一顆炮彈在他身邊爆炸，幸好他迅速臥倒，才幸免於難。后來他常說：“我是個幸存者。”

1940年12月，庄炎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他已離開學生軍，回到桂林復學。高中畢業后，經地下黨的安排，庄炎林進入廣西大學就讀於法商學院，擔任廣西大學地下黨支部副書記，秘密從事學生運動。

不久，猝然發生“七九事件”，桂林的許多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庄炎林奉命撤離桂林隱蔽於融縣，之后前往鐘達縣擔任省工委政治交通聯絡員。

此時，地下黨的活動經費極為困難，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庄炎林化裝成商人潛入香港，把他父親寄存在朋友家裡的全部資財搶運到澳門，由父親變賣后捐贈給地下黨充作活動經費。

抗日戰爭期間，庄希泉、庄炎林父子二人毀家紓難，一直堅持在廣西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前夕，庄希泉北上重慶，而后轉往上海。庄炎林則留在廣西，擔任桂林市工委書記，並與相識多年的戰友陳俶辛結為伉儷。

1946年夏，庄炎林受廣西省工委的派遣，北上與黨中央取得聯系。在上海，離散一年多的父子又重逢了。父親得知兒子北上的意圖，便設法辦了一張“華僑通訊社”的記者証，讓庄炎林到南京“梅園新村”找中共代表團聯絡。中共中央聯絡員錢瑛聽取他的匯報后說：“你在廣西比較‘紅’，一些特務和叛徒容易發現你，你就不要再回廣西了。”

庄炎林聽從組織的安排，以“華僑通訊社”記者的身份，擔任了南京與上海之間的黨內秘密交通工作，成為大上海的一名“紅色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