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子雲
一
1949年春節后，擺在國民黨福建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萬振鷹面前、一份又一份的《大眾報》，頻頻報道解放大軍的勝利捷報。
其中刊出，東北人民解放軍10月15日佔領沈陽﹔10月21日解放長春。還有遼沈戰役全殲國民黨美式裝備正規軍14個整師的大捷電。
又有一期刊出，淮海戰役勝利序幕，3月22日碾庄大捷全殲守軍，國民黨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自殺，12月15日黃維十二兵團在雙堆集被全殲，司令黃維被俘。
其后幾期又持續刊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守軍司令陳長捷被俘。1月26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夾道歡呼解放軍入城。1月10日杜聿明被俘，歷時六十五天的淮海戰役勝利結束，殲敵22個軍56個師和其它部隊約60余萬敵軍。
更為諷刺地是，有一期根據《華商報》消息，把新華社報道“鄭洞國率部投降，長春完全解放”，同國民黨中央社后三天的報道“鄭洞國壯烈成仁，三百官兵全體殉職”並列在一起，讓大家更加明白國民黨的新聞訛詐。
還有一期用套紅印出1949年新華社的新年獻詞《把革命進行到底》，號召：“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全中國范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凡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面對著這一期又一期突破國民黨新聞封鎖的報道，萬振鷹怎能不氣急敗壞，他抖著《大眾報》對手下嘍啰吼叫：“這比重慶的《挺進報》更可怕！”嚴厲追催特務爪牙要加緊嚴密查捕。
看過《江姐》、讀過《紅岩》的，大家都知道當年中共重慶市委印刷的《挺進報》，也會記得主編陳然烈士就義前留下的詩篇“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而《大眾報》的創辦人游德馨、張任生、薛謀略正是懷著這樣的豪情和信念，讓敵人驚心動魄。
萬振鷹和他的手下們都知道，在嚴密的新聞封鎖下，要獲得如此精細的新聞報道，除非報社電台和高檔收音機，其他設備是收不到新華社和外台電訊的，他們早已布置特務監視報社並四處追查。其間又傳來《星閩日報》一台12燈高級收音機丟失的消息，萬振鷹獲報后竟親自趕到報社來，氣勢洶洶地追查下落。可該社社長兼總編輯鄭書祥（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廳副廳長）卻推說：“管理不善，經濟失竊。”他先后連來了三次，均一無所獲。他們怎麼能料想到這份《大眾報》竟出自手無寸鐵、未出茅廬的省立福州中學三位在讀的青年學生之手。
二
省立福州中學（簡稱省福中，即現在的福州一中）是一所富有革命傳統的搖籃，哺育出一代又一代為國為民的革命志士。解放戰爭時期，許多青年學生承襲光榮的思想傳統，活躍地傳承黨的革命理想。但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國民黨反動派卻變本加厲地負隅反抗，一方面通過掌握的反革命輿論工具，搞假報道欺騙人民大眾，妄圖煽動對我黨我軍的恐懼和不滿心理﹔另一方面對他們在戰場上的失勢進行新聞封鎖。那時，廣大人民是多麼渴望得到解放戰爭和解放區的實況報道。地下黨同志雖然從香港轉來報刊抄摘傳閱，仍然無法滿足大眾的需求。他們熱切渴盼能辦張地下報紙，宣傳黨對解放區新的工商政策，揭露敵人的陰謀，安定國統區的民心，鼓舞人民斗志。省福中地下黨薛謀略小組在三牧坊校區天橋西宿舍前的廢墟草坪裡幾經商議，決定發揚獨立戰斗精神，辦起一份以新聞為主的地下黨小報，他們隨即分頭行動起來。
首先是突破紅色新聞電訊來源難關，張任生從去探望當時尚被關在牢裡的黃垂慶身上得到啟發。黃垂慶（黃岑，原福建省電視台台長）是上海《申報》駐閩記者、《星閩日報》記者，是張任生父親曾經資助升學的一位鄉親。他被國民黨反動派以匪諜嫌疑關押在福州慶城寺特刑庭看守所裡。於是，張任生以黃垂慶需要服藥打針為由頻繁前往探監，屢受監督無法接談，第七次探監時，恰值黃垂慶在牢前小庭院中放風，無專人監督，張任生趁機在窗口扼要地向黃垂慶提出希望他幫助提供新華社電訊線索。黃垂慶一心向黨，急忙取出鉛筆在煙袋紙上寫下便條，叫他去《星閩日報》找報務員鄭福祥。鄭福祥是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鄭書祥的堂弟，是黃垂慶政治上可靠的知己。按照約定的聯絡辦法，黨小組決定張任生化名張政同鄭福祥發生單線關系，很快就取來了近期新華社口播新聞記錄的採編稿和外電有關解放戰爭的戰況報道。大家歡喜若狂，立即著手准備編印發行《大眾報》第一期。
在編印過程中，大家更是各顯神通，開始時是用借來的鋼板，把舊唱針磨過當鐵筆，在玻璃板上加個木夾子，在小木棍上纏繞一層膠布，湊齊了簡陋的刻印工具。他們便集聚在張任生走讀居住的大樓裡（北門大營房50號，已拆除，現位於華林路省委信訪局向西的60米附近）。由游德馨寫了創刊詞，並同游申（高工學生，游德馨初中同學）一起動手，精心編排，連夜趕印，雞鳴完版。第一期16開的地下《大眾報》創刊號出刊了。
別看只是一張小小16開的《大眾報》，一經發行，便如久旱甘露響遍大地。新華社紅色電訊似火炬、如喜訊，讓大家及時了解到戰場上節節頻傳的捷報，知道了在解放區人民當家做主的盛況及黨對新解放區的政策。《大眾報》在市區各校暗中傳閱，大家奔走相告，並在農村根據地、游擊區公開誦讀，轟動極大。
由於《大眾報》創刊號反響熱烈，同時得到城工部福州市委機關留守同志的贊揚，更加鼓舞了《大眾報》編印成員的斗志，他們決定擴大版面，由16開改為8開。游德馨不聲不響地拿出身存半錢的黃金戒指，其他同志還把口糧大米換成錢，購置了油印機、鋼板和紙張。在當時，地下黨的活動經費原則上就是這樣，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完全依靠黨員和基本群眾自身的力量去籌集，比如我在其他地下活動中，曾經向在福州讀初中的三位女同學要過3顆二三錢重的金戒指並上交組織，這是當年地下黨員應盡的自覺義務。《大眾報》辦報歷時近半年，輾轉城市與郊區五個處所，從一期到十二期的所有辦報經費主要依靠游德馨、張任生、薛謀略和游申想方設法籌措，而他們自己卻在公立學校裡過著貧苦的生活。
三
正當他們意氣風發、准備擴版編印第二期時，傳來上級的不同意見，這讓他們十分為難。於是，在校寄宿、並與我上下鋪的薛謀略找到我，訴說碰到的具體難題。於是，我就向當時留守在城工部福州市委機關主持工作的張緯榮同志（福建學院經濟系三年級學生，原福（清）長（樂）平（潭）學委書記）匯報。那時，城工部組織受到錯誤處理，各系統處於斷聯狀態，他不便也不能直接干預，指示我在確保編印和發行安全的前提下，出面參與並把《大眾報》接續辦下去。我同《大眾報》的辦報同志們碰頭后，考慮到《大眾報》主要是在學校發行，擔心敵人從學校入手查對筆跡引出麻煩，就從平潭學生支部調出書法出色、擅長繪畫，又善刻蠟板的小楠，讓他來福州參加《大眾報》編印工作，並將辦報地點轉移到津門路口原學委的秘密聯絡點。就在這間靠近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的樓頂上，秘密編印出了《大眾報》第二期，同時還翻印了《解放軍為何勝利》小冊子。
為確保發行安全，改為分散發行，市內僅保留高工和黃花崗中學的城區和企業的分發點，寧德、羅源、屏南、平潭、建甌等地改為寄遞方式，定點定人。同時，我們還作了不測的安排，選擇了上山的退路，決定若在市內辦不下去時就把《大眾報》轉移上東嶺，我特請中共閩（清）古（田）林（森）羅（源）連（江）五縣中心縣委領導的主力——東嶺游擊隊總隊長江楓同志下山，在水部土山麥園5號江桂鬆家裡同游德馨、張任生、薛謀略和小楠會面，商討具體對策。
這裡是當年五縣中心縣委和學委在福州郊區的重要據點，是城工部領導人林白、劉文耀進城的主要落腳點。江桂鬆母親是城工部著名烈士楊清琪的干媽，她老人家對城工部來往的青年同志都視如己子，接待安排周到。見面后，江楓還接受了在游擊區擴大發行的任務，並且同意將土山麥園據點提供給《大眾報》活動，我們在這裡刊印了第三、四兩期。
江楓與我不僅是黨的組織關系，而且私誼深厚，他原名王家喜，是平潭縣潭東鎮光裕壟漁村人，是我哥哥中學六年的同窗摯友，又是我父親資助的干兒子，我們如同兄弟。1945年秋，他從莆田名校私立哲理中學高中畢業后赴台灣宜蘭中學任教，是台灣地下黨員。因二二八事件被追捕而返回大陸，隨我來福州，經學委介紹轉移上山，重新入黨。
隨后，為了避免干擾土山麥園據點的活動，在鄭福祥的幫助下，《大眾報》辦報地點又遷到遠郊義序吳山村一個名叫依寧的農民家裡，在這裡連續刊印出從第五期到第十期共六期，而且翻印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單行本及《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中共中央關於決定成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定》等文件，匯編成小冊子。因遠離城區，稿件遞送費時，且時間一長，又恐農家來往的外人張揚，乃決定轉移進城。又經鄭福祥介紹，在台江華僑旅社住下，這家旅社的老板與鄭福祥有交情。老板的哥哥參加過北平一二九運動，相當開明。大家冒充英華中學學生，由鄭福祥介紹見面，便在二樓開了一間雖較陰暗卻比較寬敞的儲存室供我們使用。在這家旅社的儲存室裡印了兩期（第十一、十二期），還翻印了毛澤東著的《新民主主義論》。我們的工作決定了讓我們隨時眼觀四方保持警惕，有一天，突然發現一板之隔有國民黨軍官頻繁進出，且附近又發現憲兵來回巡邏，我們為防萬一，於是急促決定分散撤離，這時已是1949年暮春三月過后了。
三月底，國共和談再度破裂，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在軍統特務頭子毛森的配合下，開出了一批黑名單，准備大肆搜捕進步人士，鄭書祥得訊后趕忙讓鄭福祥撤往香港，《大眾報》的紅色電訊稿源中斷。這時，人民解放大軍陳兵江北，准備渡江解放全中國。《大眾報》秉持“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的革命理念，在近半年的時間裡，全面、詳盡、迅速地綜合報道了決定我國轉折命運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詳況，極大地鼓舞了民心，激勵了廣大青年更堅定地走向革命、迎接解放，完成了她應有的歷史使命。
四
小楠從華僑旅社和張任生他們分頭轉移后，回到土山麥園據點，得到《大眾報》停刊通知后，便同從紅牆村學習班撤出來的同志一起上了東嶺，還把一套油印機挑上山，繼續編印學習小冊子。后來被江楓派在福州駐點，幫助籌措山上急需的給養和接待聯絡上下山的同志。據說，五月間曾接受任務到閩江口鄭敢海上游擊隊去，其后就再無音信。
1982年，我才知道小楠的真實姓名。小楠原名許書賢，平潭縣城關鎮南大街人，1931年6月出生。白皙圓胖，精干機靈，友愛同伴，表率待人。他在家鄉帶領同學熱心為黨工作，調來配合《大眾報》編印工作時專心致志，虛心聽話，工作力求精益求精。分別后，大家一直惦念難舍，始終在想方設法尋找。小楠失蹤后，他了解的所有的聯絡站據點以及和他發生過工作關系的同志，無一出現過險情，這更表現出他具有城工部地下黨員應有的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解放后，小楠的姐、弟（許書傳，南昌飛機制造廠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曾多次找我查問下落，我都無言可對。直到10年前，省福中原地下黨同志編輯《崢嶸歲月》且即行出版，我即分寄給他們，讓他姐弟知道我們的懷念，以資慰籍。
時至今日，60多年過去了，我們依然心痛著可敬可親的同志小楠，同他的親屬一樣在呼喚：小楠，你在哪裡？此時要請小楠理解和原諒，曾經同你一起戰斗的同志，由於不能確定你最后的下落，無法幫助澄清定性，進行追認，正因為這樣，同志們才更加迫切地尋根覓找。
小楠，你在哪裡？
在回憶地下小報《大眾報》時，我不能不想念起你——小楠！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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