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剛
在中央蘇區革命斗爭史領域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是一個令人關注而研究又相對薄弱的重要課題。其中，有的因史料挖掘不夠，仍有待深入探討﹔有的則因研究視角不同而尚存爭議，如它的組建決策、戰略行動意圖、失敗原因、歷史地位與作用等問題。在此，筆者不妨就這些問題談一談個人的認識和看法，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以往論著或是囿於史料不足，或是認識不夠，對這一問題似乎是忽略了，並未作深入探討。也就是說，在談到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時，都是從1934年7月《中央政治書記處、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中革軍委會關於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給七軍團作戰任務的訓令》談起。其實，這一《訓令》是果不是因。而且，弄清楚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策問題，對於探討其戰略行動的真實意圖和意義至關重要。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組建是有一個形成過程的。它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且獲得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贊同，爾后聯合報告共產國際並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批准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
福建事變之時，正是蔣介石加緊部署第五次重兵“圍剿”中央蘇區之際。福建事變給中央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了難得的有利條件。毛澤東、彭德懷心急如焚，極力向黨中央建議，在軍事戰略上，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變為戰略進攻，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威脅敵人的腹心地帶，以迫使進攻贛南閩西地區的敵軍回援，這樣既可以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又可以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當時，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之一的張聞天也“主張慎重其事，在軍事上主張積極配合”（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1934年12月16日）。但中共臨時中央最高決策者的博古、李德對這一正確軍事方針不僅不採納，反而譏笑這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冒險主義。
隨著福建事變的失敗、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策失利，中央蘇區面臨前所未有的空前危機。1934年6月2日，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人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指出，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准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等，2011年，第3333頁）。1934年6月4日，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賴安“根據江西、福建地區最近的事態發展，特別是注意到中央紅軍蒙受的一系列慘重的軍事挫折和損失，以及因此中央根據地的縮小”，建議“在最近的將來，可能是秋天，中央蘇區紅軍的主要有生力量將不得不放棄江西，尋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尋找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新的地區”。（《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32頁）這就是后來中國工農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決策的由來。
為了策應中央紅軍主力實現戰略轉移，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開始考慮毛澤東在福建事變期間的軍事戰略建議。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示埃韋特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贊成你們面前根據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明確指出“現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隊經福建向東北方向發起戰役，以期最后這些部隊成為將來閩浙贛邊區和第10軍的核心力量。這次戰役，威脅蔣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線，對保存中央蘇區和便於其余部隊向湖南方向撤離（如果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話），都具有很大意義”。（《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43-144頁）6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建議發動福建戰役，將其作為預防和吸引開敵人，進而保存蘇區或從那裡撤離（如果不可避免這樣做的話）的措施”（《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46頁）。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派紅7軍團“在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下，經過福建而到浙皖贛邊行動”，並制訂下達具體行軍路線和作戰計劃及相關的戰略配合措施。
二、如何看待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行動意圖問題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動到國民黨軍隊深遠的后方”，其戰略意圖：一是在政治上，“以實際的行動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救中國於危亡”（《毛澤東同志談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第221期），“在全中國的民眾面前証明中國共產黨的蘇維埃與紅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戰爭與民族革命戰爭的提倡者與組織者，借此更進一步揭露一切國民黨的武斷宣傳，提高蘇維埃與紅軍在全中國群眾間的威信，與推進群眾的反日反帝運動到新的階段”（《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第5冊，第3409-3410頁）。二是在軍事上，消滅在浙皖贛閩邊地區敵人，進而創立大塊的鞏固的蘇區，“給敵人的后方以極大的威脅，不能不促使敵人進行戰略與作戰部署上的變更”（《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第5冊，第3410頁）。
以上兩點，是史學界的基本看法。其實，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意圖還有一個，即“以期最后這些部隊成為將來閩浙皖贛邊區蘇區的骨干力量”（《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43頁）。這一戰略意圖涉及到它后來的戰略行動方向和歷史作用的評價問題。
從中共中央、共產國際籌劃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決策角度來看，軍事戰略意圖是最主要的，也是當務之急﹔政治意圖雖是核心，卻是為當時的軍事戰略任務的實現服務的。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軍事科學院關於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真實戰略意圖提問時說：“是准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西南部轉移）。”（粟裕：《回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第255-266頁）朱德這一“引子”說法，明確表明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成立的真實意圖。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有關文獻，也佐証了這一說法。1934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已開始准備讓我們的主力部隊向湖南方向突圍”（《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94頁）。9月17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最終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251頁）。9月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中共中央，同意中央蘇區紅軍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即戰略轉移——長征﹔為此，建議“組建獨立的東方軍，由第7、第10軍團和來自中央蘇區的另一個軍團組成，目的是在東部四省交界處建立和發展一個強大的根據地，給蔣介石的軍隊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難，還可以隱蔽我們在湖南的主要計劃”（《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256頁）。
從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戰略行動的實際效果來看，無論是政治意圖還是軍事意圖，應該說都沒有完全達到預定戰略目的。這一點，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戰略行動失敗后不久，1935年2月13日，也就是遵義會議后的中共中央在《關於堅持游擊戰爭給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就強調指出“依野戰軍（中央紅軍主力）及紅十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經驗，如你們大部隊遠出，是沒有勝利保障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第5冊，第3557-3558頁）。至於“以期最后這些部隊成為將來閩浙皖贛邊區蘇區的骨干力量”，這一戰略意圖倒是實現了。
三、關於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戰略行動失敗的原因問題
如何看待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戰略行動的失敗問題？迄今，已發表的論著主要是依據粟裕等人回憶錄的基調來進行審視的，如上世紀80年代閩浙皖贛四省黨史工作者共同協作完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以及目前網上盛傳的《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隊覆亡內情：中央做5個錯誤決定》等。其基本觀點是：在客觀上，是敵人力量的暫時強大，主觀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博古為首的中央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決策不合時宜﹔在作戰指導上實行絕對集中的指揮，以致容易脫離實際，使部隊作戰行動陷於被動﹔加上先遣隊領導層意見分歧大，鬧不團結，等等。
上述研究觀點，應該說基本切合歷史事實，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研究的視角存在問題，即沒有從為什麼要組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它的戰略行動真實意圖是什麼等角度去看問題，以致總是以結果來反推原因。
博古為首的中央對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戰略指導，為什麼會自始至終都是作出脫離實際甚至違背軍事指揮常識的錯誤決定？從作戰的失敗結果來進行分析推導並得出結論的看法，這是歷史事實，但不是真實原因。以往都是從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這一角度去反思和認識。應該說，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
如果從它的決策形成和戰略意圖的角度進行審視，是不難理解的。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實行“向湖南方向突圍”的戰略轉移，是在“沒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時候”和“極其困難條件下”進行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94-195頁）保障中央紅軍主力部隊實現安全戰略轉移，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派遣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征的根本原因。況且，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長途跋涉、孤軍奮戰的6個多月時間裡，中共中央仍處於博古把持的“左”傾領導之際，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上，對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沿途作戰的指導方針是預先制訂好的，簡單而明確，且不容更改，即“規定這次行動的最后到達地域為皖南”，並“要求七軍團在一個半月內趕到，支援和發展那裡的革命局面”。而且，在北上戰略行動中，對於先遣隊領導人提出的調整作戰路線、希望在閩北或贛東北的蘇區進行短暫休整等建議，中共中央都是再三強調北上戰略行動的重要性和特別意義，即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改變北上任務”（《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第92頁），也“不要希望紅十軍及閩北分區的幫助”（《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第85頁），“在部隊中應防止與堅決反對想縮回贛東北的情緒與企圖”（《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第95頁）等。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對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戰略行動的指導，可以說是為達目的、不講條件。其主要戰略意圖，就是盡可能多的吸引和牽制國民黨“圍剿”軍隊，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實現從西南方向進行戰略轉移。因此，為了達到這一戰略目的，中革軍委給先遣隊指戰員下達的作戰命令，實際上都是圍繞不惜一切代價牽制敵軍這一戰略指導思路來部署的。
總之，在明顯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深入蔣介石統治的腹心地帶而又革命斗爭基礎較為薄弱的閩浙贛皖邊地區進行作戰，可以說失敗是必然的，也是在當時中央領導決策者的意料之中的。但是，歷史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指戰員顧全大局、英勇無畏，為了勝利、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是必須充分肯定的。正如粟裕所說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斗爭歷史，首先是一部驚天動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英雄史”（《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第260頁）。
四、關於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問題
關於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問題，應該說基本上沒有什麼爭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牽制了約20萬國民黨軍隊，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二是率先舉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幟，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推動了全民族抗日運動的發展﹔三是先遣隊留存下來的紅軍武裝，成為閩浙皖贛邊幾塊游擊區的主要有生力量。問題在於，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從已發表的有關論著來看，基本上是點到為止而已，進行深入系統闡述的成果較少。
其實，上述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三個方面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問題，仍然是一個有待於在深度上和廣度上加以拓展研究的課題。
比如，北上抗日問題。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雖然是由紅7軍團和后期的紅10軍組成，但代表的是整個中國工農紅軍。它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在“北上抗日”的旗幟下公開進行的重大軍事戰略行動，是“抗日救國軍的先鋒部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卷，第47頁）。先遣隊為什麼要高舉抗日的旗幟？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局勢出現了兩大變化，即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則隨之變為次要的矛盾﹔中國革命的重心開始由南方向北方轉移。“抗日救國”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最主要的問題和中國革命的主旋律。為此，中國共產黨就明確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號。中央蘇區革命斗爭如1932年毛澤東率領東路軍進軍漳州、1933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共反蔣抗日並促成福建事變的爆發等，都是與抗日救亡運動緊密結合的，帶有濃厚的反蔣抗日色彩。而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不僅把軍事戰略行動同抗日宣傳運動有機結合起來，還公開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這在紅軍革命戰爭史上是第一次。
二是在“圍剿”紅軍中，蔣介石動用各種輿論工具，說“紅軍搗亂抗日后方”、“中國無力抗日”，大肆“指責紅軍和中國蘇維埃，說他們攪他們的后方，所以他的軍隊無法與日本作戰”。（《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353頁）為了揭露敵人的蠱惑宣傳，中共中央決定這支策應中央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的先遣隊以“北上抗日”為號召，旨在以實際行動來証明中國工農紅軍是真正抗日的人民隊伍，進而推動全民族抗日運動的發展。為此，宣傳抗日成為當時賦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主要政治任務。中央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准備工作。為了宣傳我黨抗日主張，中央公開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等文告，印制了“中國能不能抗日”、“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口號”等大量宣傳品，總數達160萬份以上。
三是針對日本人在福建東南部的侵略行徑，把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軍事戰略行動同抗日宣傳運動有機結合起來，以瓦解敵人的部隊。為此，1934年6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明確提出：“在福鼎地區發展廣泛的游擊運動可能引起同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直接沖突，在我們巧妙利用這種沖突的情況下，可以促使白軍士兵群眾轉移到我們方面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47頁）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為什麼不在有限的時間內直接從閩北經贛東北到達皖南，而偏偏要繞一個大圈進軍閩東地區了。
又如，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如何推動了閩浙皖贛邊區革命斗爭的發展問題。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軍事戰略行動盡管失敗了，但它極大地推動了閩浙皖贛邊區革命斗爭的開展，成為后來閩浙皖贛邊區革命斗爭的重要骨干力量。這一極大的推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閩東、閩北蘇區黨組織和紅軍抓住北上抗日先遣隊轉戰閩浙邊和此間閩浙邊國民黨兵力相對薄弱的有利契機，積極發動和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積極開展擴紅、籌糧、籌款等工作，加強蘇區的政權、經濟和軍事建設，使閩北、閩東蘇區一度進入鼎盛發展階段。閩北、閩東蘇區這一大好發展局面的出現，是在特殊的革命斗爭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后隨著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革命斗爭的失敗，一直堅持斗爭到1935年3月，成為最后陷落的蘇區之一。閩東、閩北蘇區革命斗爭的歷史表明，在中國蘇維埃革命運動（1928年至1937年）歷程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不是結束點，而是一大轉折點﹔中央蘇區革命斗爭有一個尾聲式的歷史發展過程，這一尾聲式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實也是中央蘇區革命斗爭向三年游擊戰爭轉變的過渡階段。二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經過的閩浙皖贛四省邊界地區，后來都成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區域﹔先遣隊留存下來的紅軍指戰員，成為閩浙贛皖邊幾塊游擊區的主要武裝力量和領導骨干，即黃道、吳先喜、黃立貴、曾鏡冰等領導的閩北游擊區，葉飛、馬立峰、詹如柏等領導的閩東游擊區，劉英、粟裕等領導的浙南和浙西南游擊區，關英等領導的皖浙贛邊游擊區等4塊游擊區。其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對浙南、浙西南和皖浙贛邊革命斗爭的開辟、鞏固和發展，其歷史作用和影響尤為突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浙南、浙西南和贛東北等黨組織都相繼匯聚於中共閩浙贛區（省）委的統一領導之下，應該說都是與這一革命歷史淵源關系分不開的。
迄今，涉及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落在閩浙皖贛四省邊界地方黨史專題中，系統性的專題研究成果較少。這是今后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課題研究的一個重點。而要做好這一課題研究，有賴於閩浙皖贛四省有關黨史部門的通力協作，有賴於黨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研究員）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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