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輝
章學誠是清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他的《文史通義》，與唐代劉知幾的《史通》齊名。作為傳統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章學誠的一系列史學學說，至今仍有現實意義，是黨史編撰乃至方志編修理應汲取的史學精華。
然而，筆者以為，就黨史工作者、方志工作者而言，借鑒章學誠的史學理論固然重要，但借鑒章學誠心態上的得失更有意義。
一、身在曹營心在曹
縱觀章學誠的一生，可謂拮據的時候多，寬裕的時候少。1762年，章學誠在北京任國子監教師時，用盡3年積蓄，才購得幾個版本的正史。他自己在談及買書的尷尬時曾說：“……典衣質被，才購班馬而下，歐宋以前，十六種。”1789年，章學誠在寫給畢沅的信中，就談過他的困窘：“一缽蕭然，沿街乞食。”1796年，章學誠在寫給朱珪（章學誠老師朱筠的弟弟，時任安徽巡撫）的信中說：“今則借貸俱竭，典質皆空，萬難再支。隻得沿途托缽，往來青徐梁宋之間，惘惘待來之館谷。”章學誠支撐著一個過於龐大的家庭，一妻、二妾乃至后來的孩子，這20多人的家庭，幾乎全靠他一個人維持（“他兒子可能結婚較早，而且有了他們自己的孩子，但無力單獨撫養”）。為了生計，章學誠不得不頻繁地搬家。從1787年到1790年，章學誠搬家不少於5次：“疾病殤亡又相屬，雞犬圖書行李間，更堪旅櫬波塵逐。”
“丁未又困京洛塵，選部有官不敢徇。”1787年，50歲的章學誠得到一個做知縣的機會。當時知縣的年均收入一般在2000兩白銀左右，憑此薪水，章學誠一家的生活本可以無甚憂慮。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坎坷潦倒”的他，卻舍官而去。章學誠的父親也做過知縣，其晚年蒙冤、結局不幸。章學誠的朋友蔡薰等幾個人，也都因官場險惡而結局悲慘，這可能是章學誠舍官而去的原因之一。但是，章學誠舍官的根本原因，應該是他對史志事業的鐘情。章學誠在寫給學生的信中曾分析過為官之弊：“外有應酬，家增日用，精神疲於酌酢，心力困於借籌。”我們可以看出，章學誠唯恐當官后“精力分於聲色與一切世俗酬應”。加之“自以迂疏”，應該是他“不敢入仕”的主要原因。章學誠承認，他“困於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人生之趣”。但他堅持認為“飢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他堅持“用其專長，殫經究史”，雖“江湖疲於奔走”，卻能“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間”，章學誠可謂身在曹營心在曹！章學誠認為：“故有志於不朽之業，宜度己之長而用之。”
章學誠老先生對史志事業的執著態度，以及章學誠輝煌的史學成就，給我們史志工作者一個啟示，那就是：隻要用心耕耘，黨史工作、方志工作就是沃土，就會有所作為。
當“官兒”當然好，“官兒”的確是一個比較體面的職業。但是，第一，“官兒”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管理工作，不是每個人都長於此道的，章學誠能成為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卻不一定能成為優秀的“官兒”﹔第二，當“官兒”除了需要具備管理素質外，還有一個機遇的問題。即便你有當“官兒”的才能，也未必有當“官兒”的機遇﹔第三，我們不能當“官兒”不成就自暴自棄、萬念俱灰，當“官兒”可以有所作為，做學問、經商、做工、務農、從戎都可以有所作為啊！如果生活賜給你的是石頭，你要自己決定，將它建成一座橋，還是一堵牆。應該建橋啊！
筆者以為，還是章學誠老先生高明：身在曹營，心在曹。身在曹營心在漢者，一般都曹營的事做不好、漢營的事也泡湯了。作為史志工作者，做好史志工作，應該是我們的神聖使命，就別想那麼多了吧？！還是以章學誠老先生為楷模吧：“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勿，而苟為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
二、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
比章學誠年長14歲的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他精通古音學、文字學、訓詁學、詞源學和校勘學等等，是他所處時代頗受學界尊重的學者，或曰權威。
1766年，經友人推薦，章學誠拜見了戴震，當時，戴震給章學誠留下深刻印象。不過，盡管敬佩和尊重這位極有影響的訓詁學家，但章學誠在學術觀點上還是與其保持著距離。當時，戴震強調通過細心關注事實來避免“蹈於空虛”，而章學誠則認為，事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事實的、深層次的洞見。
1773年，章學誠與戴震在寧波第二次會面。這時，戴震已50歲，章學誠36歲。在寧波，章學誠與戴震就方志的屬性問題發生了爭論。章學誠將他剛剛為計劃中的《和州志》寫的“志例”拿給戴震看，戴震閱后，強調了方志通常的寫作方式，即“悉心於地理沿革”。章學誠則辯護說，地方志應該是真正的歷史寫作，是有其當代意義和效用的文獻，而不應被看作“地理專門”之學。同年，章學誠與戴震在杭州第三次會面。這次會面討論的重要話題是對鄭樵《通志》的評價。戴震認為《通志》沒有學術根基，不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章學誠則批評戴震“經術淹貫，而不解史學”。章學誠認為，鄭樵代表著關注“意義”的真正史學，而馬端臨則只是關注死事實的百科全書式的史家。
章學誠對戴震的哲學著述“深為欽服”，但他並非無原則地迎合戴震，他對戴震的批評“表現出了尊重與坦率的恰當結合”。他對戴震“充滿景仰”，但又“不乏批評”。我們於今觀之，從強調“史意”、強調“洞見”之角度看，章學誠是有道理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戴震“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為重”的觀點亦有其合理性。戴震講的其實是當時方志編修的普遍狀況，而章學誠講的是方志編修應該達到的理想狀況。換言之，章學誠講的是大道理，而戴震講的是小道理。
筆者以為，章學誠與戴震在學術見解上的誰是誰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史志工作者應該學習章學誠對待權威的態度，那就是：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換言之，對權威的尊重，不要達到迷信的程度、盲從的程度。
對於權威人士所言，正確的，我們當然要汲取﹔不准確的，就必須抵制。搞黨史做學問，是代表黨委寫“正史”，任何盲從的態度都是有害的。搞方志編修，是代表政府記述地方之全史，盲從的態度也是有害的。在權威的錯誤面前，我們必須秉持應有的勇氣和膽識。
三、自信，但不要狂妄
章學誠的學術地位之高、學術成就之輝煌，是不容置疑的，章學誠的確給我們留下了一大筆精神財富，並讓我們受用無盡。章學誠本人對自己的成就也頗為自信、自負、自傲，有時甚至到了狂妄的程度。
章學誠在家書中曾自我感覺良好地說：“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章學誠的意思是說，他所寫下的文史高論，不言則已，一出口便如天造地設，不可動搖。1789年，章學誠在友人的資助下開始編纂《亳州志》，后因有事急於去武昌，《亳州志》倉促完成於次年春天。章學誠在寫給周震榮的信中對《亳州志》感覺甚好，他有些狂妄地說：“此志，擬之於史，當於陳、范抗行。”
在章學誠所編《永清縣志》的人物傳中，收有賈澎（1702—1778）的傳記，並附有一篇章學誠認為是賈澎所寫的最好的文章——《餓鄉記》。而事實上《餓鄉記》是清初作家藍鼎元（1680—1733）廣為人知的篇章。人的知識視野總會有局限，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作品剛出爐，就宣稱天造地設、不可動搖。章學誠后來也發現了自己的毛病，1790年，他在重編《永清縣志》時曾惋惜地回顧說：“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由今觀之，悔筆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輕刻板也。”其實，令章學誠后悔的事情何止《永清縣志》？他甚至沒搞清楚李延壽為何人之子、唐明宗為何朝之帝﹔他曾把《三國演義》的記事誤認為是《三國志》記的，把南宋初編的《通鑒長編》誤認為是南宋末年的。
1790年，章學誠在湖北朋友的府上，遇見了段玉裁。段玉裁是戴震的弟子，也是著名語言學家，以研究《說文解字》聞名於世。段玉裁此前聽說過章學誠，並感覺他與章學誠“神交已久”。他盛贊章學誠的文論，並高度評價章學誠的歷史洞見。兩人會面時，段玉裁對章學誠文章的精深文義表示欽佩。但段玉裁同時指出，章學誠的文章帶有明顯的八股文駢偶體痕跡。章學誠對段玉裁的這一批評大為不快，他反駁道：“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其實，章學誠的文章“確時常帶著考試論文（制義）的矯揉造作，用一長句跟隨前一長句”。章學誠的惱怒，反映了章學誠心態的狂妄，或曰心態的不成熟。在批評其他學者時，章學誠也時常表現出狂妄心態。章學誠曾批評他的助手孫星衍：批評別人時太無節制。其實章學誠本人也有這個毛病，他在檢討自己的這個毛病時曾說：“鄙著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著耳。今已知悔，多所刪改。”
而今觀之，章學誠的狂妄心態是不足取的。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誰沒有缺點呢？即便像章學誠這樣的偉人同樣會有缺點，用章學誠自己的話說，就是“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對自己不足的方面像張飛般一批就跳，顯然不利於糾正自己的缺點。作為黨史工作者或方志工作者，我們應汲取章學誠狂妄的教訓，不應該把自己寫的東西看成老虎屁股——誰也摸不得、誰也動不得、誰也不能提意見，這樣對史志事業、對史志工作者本人，都有百害而無一利。
要而言之，史志工作者應該成為有境界的人、有所作為的人﹔應該“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應該不唯唯諾諾，也不唯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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