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口鍋：“最早兵工廠”還是“前敵指揮所”

重慶市合川區的釣魚城，是我國古代戰區山城防御體系的典范。1243年春，南宋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重慶知府余玠，按照“城塞結合、軍政結合”的戰略防御思想，在扼守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三江交匯處的釣魚山上筑城，將當時的合州和石照縣的治所遷入城中，屯兵積糧，廣納賢才，由此拉開了釣魚城長達36年的抗蒙守城的序幕。1258年，蒙哥汗挾西征歐亞非40余國凱旋的威勢，兵分三路伐宋，次年2月兵臨釣魚城下。鏖戰5個月后，蒙哥汗被釣魚城守軍的炮矢擊傷，不久便去世。蒙古大軍內部出現分裂，整個歐亞格局隨之改變，釣魚城因此又被中外史學界譽為“上帝折鞭處”“東方麥加城”。

釣魚城西部的巨大岩石頂部有一片開闊地，這就是著名的“九口鍋”遺址。“九口鍋”總面積約5000平方米，在原來裸露的約1000平方米的遺址上，有建筑基槽和柱礎的遺存，其間還分布著9個磨制光滑、圓心猶如柱礎的鍋狀凹坑。很多專家認為，“九口鍋”是宋蒙之戰時的兵工作坊遺址，這些鍋狀凹坑就是當年碾制火藥，制造鐵雷、火炮等大殺傷力武器的地方。“九口鍋”於是又有了“中國最早的兵工廠”的稱號。

“九口鍋”前身引爭議

“九口鍋”真的是兵工作坊遺址嗎？也有一些專家持不同觀點。近日，2015年釣魚城國際學術會議召開。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釣魚城遺址考古發掘領隊袁東山在會議主題報告中指出，從“九口鍋”遺址發現的唐宋清三代疊加形成的建筑遺存，可以初步判斷這裡在晚唐曾是大型寺廟建筑，宋蒙之戰時很可能是釣魚城的前敵指揮所甚至是最高軍事指揮中心﹔在清代，則是附近民眾抗擊白蓮教的重要場所。

袁東山說，考古發現鍋狀凹坑周圍分布著4個為一組的柱礎，還發現了一些大型建筑的基址，可以推測這些鍋狀凹坑和柱礎是為搭建兩層以上的較高建筑，而不是碾制火藥﹔從“九口鍋”遺址所處的環境來看，也容不下造火藥的地方。有考古專家判斷“九口鍋”為釣魚城“前敵指揮所”甚至最高軍事指揮中心。其依據主要有三個：一是地理位置。“九口鍋”位於釣魚山頂，東、西、南三面俯視嘉陵江，有天然的地理優勢。二是相關遺存。宋蒙兩軍在釣魚城共發生大小戰斗200余次，如果“九口鍋”為兵工廠遺址，應該能在釣魚城內外發現一定數量的火藥和金屬兵器遺存。三是宋蒙軍隊在釣魚城戰斗中更多的是使用冷兵器。在釣魚山下的多處戰斗遺址，考古隊也發現了眾多海碗大小的卵石。卵石是冷兵器時代的“先進武器”，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証明“九口鍋”並非煉制火藥之地。“九口鍋”的巨石呈凸字形，僅邊長就有20米，這些証據顯示，這裡就是當年的戰區指揮中心。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馬強和張文等專家認為，宋蒙釣魚城之戰處於“冷兵器時代”的觀點值得商榷。馬強說，南宋正處於由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的重要階段，早在北宋仁宗時期曾公亮所著的《武經總要》中，就記載了一種叫“霹靂炮”的重型殺傷性武器。這種“霹靂炮”以火藥為爆炸物，以瓷器碎片為彈丸，以巨竹為炮筒，主要用於通過較遠程發射對付攻城之敵。南宋末年著名的涯山海戰中，宋元雙方都使用了以火藥發射並通過爆炸殺傷敵方的“火箭”。文天祥被俘后在元軍前敵主帥張弘范的戰艦上目睹海戰的情景，寫下了“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渾”的詩句。張弘范則以“炮轟如雷，矢下如雨，龍駭魚驚，蛟奔鯨遁”形容此次海戰。早期火炮的威力由此可見一斑。

馬強認為，炮戰在釣魚城防御戰和重傷蒙哥汗並致其死亡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釣魚城的“炮”並非一些學者所說的拋石機，而是有火藥爆炸殺傷力的“火炮”，至少也應該是混雜了火藥爆炸物的“石矢”。張文認為，“九口鍋”是否為碾制火藥的兵工作坊，盡管因為沒有火藥殘存等原因而有爭議，但與釣魚城同為山城防御體系“八柱”之一的白帝城出土過宋代火藥罐實物，可以作為釣魚城擁有火器的旁証。釣魚城為當時四川戰區的焦點，戰爭規模最大，戰況最為慘烈。如果白帝城和其他與釣魚城互為犄角的山城都擁有火藥武器，釣魚城無疑也應該擁有火藥武器。張文說，史載蒙哥汗是筑望樓窺視釣魚城並指揮攻城時被擊傷，從釣魚城周邊山勢地形來看，可能筑望樓的地方都遠在拋石機的射程之外，而宋代的弩箭“少則百步，多則三裡”，並可施以火藥發射。所以，蒙哥汗最有可能是被弩炮擊中或被弩炮的沖擊波所傷。

目前發現的只是冰山一角

釣魚城管理局研究所原所長池開智認為，釣魚城中應該擁有大規模的火藥制造場所。他認為，根據“九口鍋”遺址與南宋時期其他城防遺址的對比，這裡最有可能是碾制火藥的地方。隻不過因為是裸露的岩石，在千百年雨水沖刷后，沒有留下能夠成為判斷依據的殘渣。

“九口鍋”遺址旁的旅游指示牌上，明確寫有“兵工作坊遺址”和“中國現存最早的兵工廠”。不過長期致力於釣魚城保護性發掘的合川區，對“九口鍋”到底是“最早兵工廠”還是“前敵指揮所”持超然態度。合川區委常委、區委宣傳部長程衛說：“釣魚城內還有大量的地方等待考古發掘。可以肯定的是，參與研究發掘的國內外專家越多，發掘出的遺址遺跡越多，掌握的歷史線索越多，我們離歷史的真相就越近。”（記者 張國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