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70載的回眸

　　本報記者 劉冕

　　上周，一段珍貴的彩色抗日影像首次在國內公開。結尾處，一位穿著灰藍色軍裝的戰士，回眸一笑。鏡頭定格了3秒，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上牙間有道黑縫兒。

　　正是因為這顆豁牙，這位戰士的兒子謝延波一眼就認出他就是父親鐘慶發。

　　這段“延安抗戰”視頻當年是由美軍觀察組拍攝的。這個觀察組是抗日戰爭期間美國政府派赴延安地區實地考察共產黨軍民英勇抗戰的行動和物資匱乏情況，收集共產黨軍隊已獲取的日軍情報，並協調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等工作的一個軍事小組。當時，美軍已經開始運用彩色膠卷進行軍事偵照以及地貌記錄。

　　最難得的是，這段影像真實地記錄了抗戰時期延安百姓的生活場景：有些人頭上扎著白毛巾，有些人在田間勞作，有些人牽著騾子走在土路上，偶爾還有人打著赤膊拉鋸，為觀察組成員搭建住處。

　　大多數百姓和士兵面對鏡頭時會略顯不自然，鏡頭拍攝時也大多一劃而過。惟有結尾處的這位戰士，一個鏡頭3秒定格。顯然，他與拍攝者之間是熟識的，他直視鏡頭微笑，絲毫沒有在乎自己缺了一顆牙齒。

　　“哎呀，這就是我爸爸！”上周，住在北京朝陽區的謝延波家裡新裝了小區寬帶，他拿著電視遙控器換台，無意中看到了一個畫面，正在播放這段影像。

　　今年已經年過七旬的謝延波拉上窗帘，坐在電視前守候了兩個多小時，希望能再看一遍重播。他說：“一點兒也沒想到能在這段影像中看到我父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年輕的、彩色的父親。”

　　如此奇特的描述，需要從頭說起。

　　鐘慶發，印尼華僑，1929年隻身回國讀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顯示，抗戰初期，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南京、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工作﹔1938年8月調到延安。由於會講印尼語、英語和中文，1944年他擔任了延安外賓招待所副官主任，負責接待美軍觀察組成員。當時，他改了名字叫謝生——感謝生下他，有機會參加革命保家衛國的意思。

　　也正是這個時候，謝延波出生了。由於父母工作忙，他一出生就被送進了托兒所。至今，他仍保留著一本畫冊，有一張照片就是當年的托兒所大門，上面懸著塊木牌子，寫著“洛杉磯托兒所”。

　　如此洋氣的名字，是為了表達一種感謝。在全民族危難的時候，全世界的華人動員起來，盡自己的一份力抗戰保家。這座托兒所就是由美國華僑出資建設的。

　　托兒所接收的孩子也是年齡各異，最小的剛出生，最大的已經七八歲。孩子們圍同樣的圍嘴兒，吃一樣的飯，誰輕易也見不到自己的父母。謝延波至今留著一張手掌大的老照片，一位慈祥的老兵將他摟在懷裡。“這是啞巴叔叔，我隱約記得他，他總是哄著我們玩。”但是談及父親，謝延波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

　　惟一的回憶也是他長大后聽說的，而且與美軍調查組有關。當時美軍補給裡有巧克力，由於鐘慶發與他們相熟，有一次一兩歲的謝延波也沾光吃到了一塊。但是回到托兒所，小朋友們都嘲笑他吃了屎。

　　“整個童年，我對父母幾乎沒有什麼印象。”謝延波如今提及往事，仍然難掩遺憾。他和小伙伴們在托兒所的經歷曾經被改編成了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啊！搖籃》。“是保育員們帶著我們從炮火中一路從延安走到了北京。”他說，“一頭騾子一左一右挎著兩個筐，年紀小的，兩個人一個筐，年紀大的一人一個筐。趕上飛機轟炸，大人們就帶著我們往壕溝裡躲，但是孩子小不懂事，總是想探頭看看飛機長什麼樣子。”

　　新中國成立后，謝延波依然沒能見到父親，而是直接被送進了整托幼兒園。在他保留的老照片中，有宋慶齡去幼兒園視察時抱著他拍的合影，有和院長在一起的照片，惟獨沒有出現過的身影就是他的父母。“當時父親被派到印尼做參贊。”

　　直到上小學后，校長有一次叫謝延波去辦公室，指著一個男人介紹：“這是你父親。”

　　謝延波對於父親年輕時的惟一記憶，就是一張印在畫冊上的黑白照片——年輕的父親摟著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低頭凝視，母親笑著用手扶著孩子的胳膊，惟一正對鏡頭的人是謝延波。“看，父親穿的衣服跟影像裡的一樣，表情也是齜著牙樂，嘴裡也是缺了一顆牙。”

　　70多年過去了，偶爾看電視，一個回眸，讓謝延波渾身一顫。他的夫人說：“這就是血緣的奇妙。平常不言不語的老謝當時老淚縱橫，這也算是彌補了兒時缺失的記憶。”

　　其實，在抗日戰爭中，無數抗日志士奔赴前線，甚至英勇捐軀。他們無暇顧及子女的撫養與教育，拋家舍業。他們在家庭的記憶中永遠缺失了，但是他們在歷史的長河裡書寫著民族的記憶。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改回了本名：鐘慶發。但謝延波拒絕改姓。在他上小學后才知道，自己的親生母親在從延安到北京的路上犧牲了。謝，是他對兒時的記憶，對親生母親的思念，更是對抗戰的永遠致敬。

　　一如鐘慶發在影片結尾處那樣，回眸一笑，繼續前行。（記者 劉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