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上海市民在街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資料照片
“北平打響了，下一個就是上海。”
這是1937年8月還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習的張愛萍赴上海之前，毛澤東對他說的話。在這位領袖的眼中，上海，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重要貿易港口，其重要程度並不在華北之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張愛萍負責開辟了包括上海郊縣在內的蘇浙地區敵后農村抗日游擊戰爭。
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也從上海延伸開去，與前方將士的沖鋒陷陣交相輝映。
再放眼中國，華北、東北……八路軍、新四軍浴血奮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為發動，壘起了一座侵略者無法逾越的高山，營造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與抗日力量，成為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第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的抗日立場早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就已旗幟鮮明
“七七”事變之時，周恩來就在上海。
在廬山談判前夕，他在和主持上海地下黨工作的劉曉會談時提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和我國的全面抗戰勢在必行，不可避免。”“日本帝國主義想佔領上海。不久，上海和北平都會發生意外事件，形勢會急劇變化。對此，我們思想上必須有足夠的准備。”
1937年7月8日，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 《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佔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一天，紅軍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
共產黨的抗日立場早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就已旗幟鮮明。中共中央發表了 《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等多個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號召全國民眾抗日的宣言和決議……1932年4月，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對日宣戰。
而國民黨內部，依然糾結於是和還是戰。
在中共中央的倡導下，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在“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的同時，終於表示了“不求苟安，准備應戰”。這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蔣第一次發表准備抗戰的談話。
8月，蔣介石邀請中共派代表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於11日參加會議，周恩來和葉劍英作了發言，提出了抗日的政策和思想，會議確定了對日作戰的基本戰略方針。11日晚，蔣介石下了作戰的命令。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中央參與了淞滬會戰的最高決策過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子道如是評價。
8月21日，蔣介石正式宣布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8月2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國共產黨倡導和推動的、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0月，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將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用毛澤東的話說——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
重大關頭的重要會議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指出，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八路軍須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轉變。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於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1937年8月，距離上海1400多公裡外的洛川馮家村，地處偏僻，靠近紅白兩區，有位紅軍找到馮建勛籌辦並任教的私塾小學，想借個地方開幾天會。
馮建勛的兒子馮國璋記得父親提過，那幾天，他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就在自家灶房鍋台上做飯，並分散住在村上老鄉家的窯洞裡。
“他們對人和藹，很容易接近。會議開完后，他們把教室打掃得干干淨淨，只是在牆上的洞裡還有一些已經燒盡的煙紙灰。”
細節背后，見証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中共中央於8月22日至25日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23人出席了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關於軍事問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存在著兩種政策和兩個前途，即我們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戰的政策和國民黨單純政府抗戰的政策，堅持抗戰到勝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變的前途。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
軍事戰略也有所轉變——八路軍須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轉變，使游擊戰爭擔負起開辟敵后戰場、配合正面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歷史使命。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於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動員民眾、依靠民眾、組織民眾，共產黨把抗日武裝扎根於人民。日本作戰史《華北治安戰》就有記載：“八路軍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當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標語那樣，幾乎逃避一空不見蹤影，並且好像曾經積極協助八路軍。因而在作戰期間，日軍的動向被詳細地泄露給八路軍，但在日本方面則對八路軍的情報完全不明。”
原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也在回憶錄中寫道：“共軍的確長於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
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不僅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起了戰略指導作用，也對國民黨正面抗戰有著重大影響。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五戰區代理司令長官的白崇禧對持久戰理論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
經蔣介石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
截然不同的戰場
中國共產黨堅持敵后游擊戰爭，對整個抗日戰爭局勢發展起了決定意義的戰略作用，是其他任何組織不可替代的
張愛萍是1937年8月去的上海。
他的兒子張勝曾撰文寫過父親對戰爭期間的回憶——“七七”事變的槍聲在盧溝橋打響后，張愛萍被指派去上海。他回憶：“那天晚上，毛澤東找我去，一進窯洞，他就說，你不是想走嗎？准備一下吧，盡快出發。北平打響了，下一個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軍委書記，立即趕赴上海。上海，你在那裡做過地下工作，應該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劉曉同志取得聯系。”黨史材料中亦記載了毛澤東指派張赴上海工作的內容。
開始，張愛萍並不樂意。曾經擔任過軍委騎兵團政委的他，一心想奔赴前線。
毛澤東當時向張愛萍詳細分析了形勢，強調上海戰略地位的重要，日軍大舉進攻華北，接下來日軍必然要進攻上海，再圖奪取南京，上海肯定會失守，南京也會失守。
“上海失守以后，外圍的農村需要開展游擊戰，你們軍委就是要組織上海郊區和江浙一帶的農村游擊戰爭，動員組織民眾，支援國民黨軍隊抗日，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設法組織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學生、難民到郊區去，開展淪陷區的游擊戰爭。”關於具體的工作步驟，毛澤東要求張愛萍到南京去請示博古、周恩來，到上海同劉曉商量。當時上海已有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組成的三人團，作為黨在上海的領導機構。他們一方面發動抗日救亡運動，一方面參加難民救濟工作。
“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后，難民成批逃進租界。據《立報》所載，1937年10月初，上海難民不下130萬人，進入租界最高峰時達70萬人。各收容所人滿為患，后至者隻能露宿街頭。
而黨組織救濟同革命斗爭緊密結合了起來。上海地下黨於1938年8月，組織了六七百名難民，作為難民中堅第一批參軍。前后輸送到新四軍去參加革命的難民不下千人。
到上海后，張愛萍組織開辦了游擊短訓班，培訓對象是做難民工作的學生黨員，學習如何組織游擊隊和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當時還有學員問：“你們講的都是紅軍在山地打游擊的經驗，現在上海的周圍地區都是平原水網地帶，該怎麼打游擊呢？”
張愛萍被問住了，因為他確實還沒有研究過在平原水網地區如何開展游擊戰爭。課后，他趕緊和吳克華等省委軍委的幾名同志一起討論，認為上海外圍的廣大農村地區雖然是平原河網地帶，但農村地域廣闊、村鎮稠密、人口眾多，日軍不可能佔領所有村庄，它隻能控制城市及某些重鎮。可以在有條件的各村庄裡分散秘密組織游擊隊，白天分散在各村，晚上集中起來打游擊。
他記得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紅軍將領都要成為戰略家，就是一個小小游擊隊長也是一個戰略家。
擅長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共產黨，讓侵略者遭遇了與國民黨軍隊截然不同的另一個戰場。
日本戰史刊物《歷史群像》刊登一則日本老兵回憶錄：“我和國民黨軍打過仗，也和八路軍打過仗，論武器裝備是國民黨軍好得多，但八路軍極善運動，也就是說對戰場的控制力極強，隨時隨地都會向你發動進攻。和他們作戰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緊張中。作為戰士我們更不願和八路軍交手……和國民黨軍打仗，敵人敗了就一跑了之，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追擊。和八路軍打仗，即使撤退，他們也會設下各種陷阱，我們絕不敢掉以輕心。”
事實上，上海郊區的敵后戰場只是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土地上開辟出的無數敵后戰場中的一處。
救亡運動的發源地
中共，是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核心。上海，是全國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發源地
1937年7月15日，被譽為“東方巴黎的名片”上海卡爾登大戲院（今長江劇場），見証了《保衛盧溝橋》的萌芽。
當日，“中國劇作家協會”在原“上海劇作家協會”的基礎上在滬成立。夏衍擔任理事。會上，決定集體創作三幕劇《保衛盧溝橋》。
而在此5天前，夏衍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周指示他“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多做統戰工作，工作方式可多種多樣，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合法”。
周恩來同樣叮囑了主持地下工作的劉曉：“我們要抓住全面抗戰的時機，放手發動群眾抗日……要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以文化界為基礎，搞好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
《保衛盧溝橋》開啟了文藝界團結抗戰的高潮。上海，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源地。
卡爾登大戲院當時的經理曾煥堂積極參與話劇界抗日救亡活動，始終提供場地支持《保衛盧溝橋》創作、排練演出。
8月20日，同樣是在卡爾登大戲院，“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召開大會，組建13個“救亡演出隊”，宣布各領隊和隊員名單，分赴各地。
上海救亡運動的種子，一路向大后方播撒。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於武漢，宣告了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協會發表了激動人心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粉碎寇敵，爭取勝利。”文協成立當天，周恩來到場，並稱頌：“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成立隨后又影響教育界、婦女界、學生界、工人界……
中共全面抗日主張，符合全國人民的抗戰心願。很多有識之士，日漸傾向並認同於中共領導的全民抗戰路線。大批海外華僑回國參戰或捐資捐物。在日本入侵上海之際，上海利用五金廠廠長沈鴻將自己的數台機床和熟練工人們一起帶到延安，參加共產黨，發展邊區工業。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在那一場血雨腥風的會戰中，中國共產黨舉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壘起了令日本侵略者望而生畏的另一個戰場，鼓舞著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士氣和信心。
直至最后的勝利！（ 記者 王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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